外东北

唐朝地图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开始在内外东北地区遍设府、州，委派官吏，实行管辖（在此之前，黑龙江流域的靺鞨和室韦均已与隋唐两朝保持贡属关系）。即在契丹各部置松漠都督府，奚（亦称库莫奚）各部置饶乐都督府，粟末靺鞨（满族前身）各部置渤海都督府，黑水靺鞨各部置黑水都督府。以上在唐代合称“四府”。

另外，在室韦（蒙古族前身）地区还置有室韦都督，但都督所辖仅为其中一部或各部并受节制。在四府中，契丹与奚唐代又称为“两蕃”，“同类异种”，到辽代已合而为一。渤海、黑水，是唐代靺鞨中最强大的两部。

渤海国（669年—926年）是唐朝时期北方的靺鞨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始建于698年，初称震国。705年归附于唐王朝，713年被册封为渤海国。926年被契丹国所灭，历时229年，促进了东北边陲的进一步开发，丰富了中华大统一的历史涵量。渤海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在东北史上被称为“海东盛国”。

唐政府已经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口建立了贡赋征集机构，唐朝官员向来自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部落居民纳贡代表团征集贡赋。唐以后外东北先后归辽、金、元、明、清等王朝统治。

明朝地图明朝时外东北属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范围，与元朝时的辽阳行省范围大致相当。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以北，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奴儿干都司与内地的邮传通信主要干线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奴儿干城（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特林之西的满泾站，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南抵底失卜站，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交通全程达两千五百公里。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作为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区军政的最高行政机构。明成祖先后十次派遣钦差太监亦失哈率领官军前往奴儿干都司巡视，宣谕抚慰当地人民。1413年，亦失哈第三次巡视奴儿干都司时，在其治所附近原有观音堂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永宁寺。第一座永宁寺碑于1413年建永宁寺时所立。1432年，亦失哈得知永宁寺已毁而重建该寺，并于1433年立“重修永宁寺碑”。永宁寺这两块石碑，一块刻有《敕修永宁寺记》碑文，分别由汉语、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写成；另一块有汉语碑文《重建永宁寺记》；二碑文均记录了明政府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实。立碑四百多年后，生活在黑龙江口的百姓们仍对永宁寺碑敬若神明（1904年二碑被俄国劫去，现藏于海参崴博物馆并被露天存放）。

到明末万历年间，明朝在奴儿干地区共设置了384个卫、24个所、7个地面、7个站和1个寨。明末建州女真（满洲）兴起后，东北各民族陆续归附后金（清）政权。

俄罗斯帝国扩张示意图

16世纪沙皇俄国跨过乌拉尔山，侵入西伯利亚。

17世纪中前期俄国侵入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无恶不作，中国东北各民族拒绝向沙皇纳贡，沙俄进行残酷镇压遭到清军和各族人民的反击。清康熙帝平定三藩以后，屡劝沙俄退出均被拒绝，决心收复失地，组织军民打败了俄国侵略者。1689年，中国与俄国签署第一份关于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中明确表示整个外东北皆是中国领土。

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今黑河市瑷珲区），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清俄双方交涉时，俄国兵船鸣枪放炮，以武力相威胁。5月28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该条约以黑龙江为边界，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中俄两国共管，而在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把整个外东北划归沙俄。中国只保留了对黑龙江左岸江东六十四屯的管辖权。

俄国割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江东六十四屯，是指从今黑河市对岸的精奇里河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南北长约一百四十里，东西宽五十至七十里）。这里很早就是满族聚居的地方，历史上曾有过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因此习惯地称为江东六十四屯。《中俄瑷珲条约》第一条，对处在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人历代居住的六十四屯作了规定：中国人在六十四屯享有永久居住权，中国政府对该处人民享有永久管辖权，对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根据这个条约，中国保留了该地的永久治权。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无暇兼顾外东北情势，俄国遂派兵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1902年中俄议和后，虽经清朝政府多次交涉索还江东六十四屯，但沙俄政府却采取种种无赖手段，拒绝原住地区的中国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园。

1844年英国出版的地图承认库页岛属于中国清代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从隋唐时期起，就对库页岛开始行使行政管辖权。明朝政府在库页岛的北部、中部、东部设置了若干羁縻卫所，负有镇御边疆、收缴当地贡品的功能。1616年，根据魏源所著《圣武记》记载，“清太祖遣兵四百收濒海散各部，其岛居负险者刳小舟二百往取，库页内附，岁贡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清朝建立以后，库页岛先被划归宁古塔副都统管理，1715年后又归三姓副都统管辖。岛上居民需每年到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的普禄乡（亦作普隆霭）向清廷进贡貂皮。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对库页岛居民的编户工作，至雍正十年（1732年）完成。18世纪末，日本和俄国相继侵占库页岛，但仍认该地属中国。17世纪至19世纪，库页岛上的阿伊努族、费雅喀族和赫哲族，一直派出纳贡代表团到清政府设在黑龙江边的行署交纳贡赋，一些原住民首领甚至远行至宁古塔和吉林。清朝允许库页岛派出的纳贡代表团到北京，清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库页岛人的首领赴京娶亲，所以他们也愿长途跋涉。清政府赏赐纳贡代表团丰厚的物品，回赏之厚，款待之盛，使他们深切感觉到，贡貂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需要。 从清政府管辖库页岛的官方档案即《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目录（库页岛部分）》 看，至少到“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五日”，库页岛仍处在清政府的有效管辖下。1858年和1860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被割让给俄国。有据可查，直到1873年，仍有库页岛居民向清朝称臣纳贡。日俄战争时，日本占领库页岛后苏日各占一半。二战期间苏联夺回全部库页岛，今属俄罗斯。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苏联政府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中国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

黑瞎子岛(3)明初奴尔干都司及附近地区驿路分布图中苏东段边界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由于珍宝岛、黑瞎子岛等岛位于界河之上，俄国、苏联都曾声称拥有珍宝岛等岛的主权。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占领黑瞎子岛。1947年起，苏联军队开始在珍宝岛巡逻。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中，苏方准备将珍宝岛归还给中方，但由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而谈判中止。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双方在边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多半是由苏联挑起；苏军先后16次侵入珍宝岛，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当时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1]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方称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方打退了苏军的进攻，并控制了全岛。为了掩盖沙俄占领中国领土的史实，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2年12月26日颁布法令以俄语名称更改了滨海边疆区最后7个残存的以满语、汉语命名的城镇和河名。

1990年，珍宝岛归属问题得以解决，1991年俄罗斯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2004年，中俄也达成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协议，俄罗斯将黑瞎子岛的一部分以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了中国。

清初传教士所绘地图，清朝东部疆域直达堪察加半岛和楚科奇半岛

库页岛与古代中国有着很深的联系，在考古发掘中，岛上最早的人类生活遗迹已经距今三四千年之久，且这些居民的人种和文化习俗上与与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类似。在库页岛上发掘出了隋（581－618）、唐（618－907）和宋（960－1279）时期的玻璃珠和耳环，辽（907－1125）、金（1115－1234）时期的铜钟，这些工艺品是岛上居民及其在大陆上的同宗从中国交换带回的。而最晚成书于汉代的《山海经》中就有关于黑龙江地区乃至库页岛上的居民的记载。书中说:“毛民之国，为人身生毛”。汉代高诱将其解释为“其人体半生毛”。认为东海中的大岛上有“毛民”居住。晋代郭璞解释为这些部落生活在“在大海洲岛上”。《淮南子》、《三国志》等书中也曾提及，说是中国东北边境的部落居民，身著鱼皮，遍身长毛。显然是在说黑龙江出海口地区和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虽然文献中的内容较为玄奇，显然是汉朝得自于东北南部地区的渔猎族群的道听途说。但是这也表明汉代的时候已经对于库页岛有了比较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虽然库页岛很早就为中原王朝所知晓，但是苦于距离遥远，古代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够与岛上的居民建立起有效的联系。直到唐朝时期灭掉高句丽，将势力深入到东北地区之后，中原王朝才真正的将足迹踏上了库页岛。而“库页岛”这一名字也是得名于这一时期。因为库页二字是同属于黑龙江下游，直接受到唐朝控制的黑水靺鞨对于岛上的费雅喀人的称呼，因而唐朝沿用了这种说法，将该岛称作为库页岛。这个岛屿在元朝的时候被称为“鬼嵬”，在明朝称为“苦兀”，在清朝初年还是恢复了“库页”的称呼。但其实这些称法都是对同一个词语的不同音译，在实际意思上没有多少差别。

清朝将库页岛划入吉林将军治下的三姓副都统衙门的辖境之中客观来讲，在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都只是对库页岛有一定的通商联系，远达不到实际控制的程度。哪怕是唐代，明代这样的重视东北地区开发的朝代，也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羁縻，以朝贡的方式要求周边部族效忠。这也为后来的清代守内虚外的边疆政策埋下了伏笔。

清代对库页岛的管辖，是从它的前身后金政权开始的。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第二年，后金朝廷就派遣军队迅速接占明朝在东北原有的羁縻区域，其中就包括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地区。岛上的居民费雅喀人也自此成为了清代版图中一支效忠于清廷的部落。然而清朝对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实行的政策与执行严格军事组织制度的满人不同，在清朝早期的统治方式是“皆不编佐领，不列满洲八旗”。而是采用设置族长、乡长的方式来统计核定人口，要求他们向清朝的中央政府缴纳貂皮作为贡赋，并按时向费雅喀人赠送赏赐，以示“皇恩”。

库页岛居民收藏的乾隆四十年文书清朝统一全国后，面对俄国来自北方的威胁，迫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在东北地区的边防。原有的明朝在东北的羁縻地区，设置了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费雅喀人生活的区域被划入了吉林将军下辖的三姓副都统辖区，在康熙年间抗击沙俄的哥萨克探险队的战斗中，清廷多次就地召集能征善战的费雅喀人拿起武器投入战斗，为保卫边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清朝中央政府与库页岛上费雅喀人的统治关系，在清朝中期就逐渐暴露了问题。由于黑龙江以北地区交通极为不便，清朝驻军往往是在边界设立哨所，然后一年甚至数年去巡视一次，这给早就觊觎这片区域的沙皇俄国以渗透的机会。早在雍正时期，费雅喀部落就受到了俄国探险队的侵扰，甚至还因为费雅喀部落把登上库页岛征收貂皮的清朝官员当作哥萨克探险队而引起了误杀事件。到了乾隆道光时期，黑龙江以北地区受到渗透的情况更加严重，当年雅克萨大战的地点，连乾隆皇帝本人都不能确定是否还在清朝版图之内，边政荒废的情况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1760年清朝疆域图在18世纪后期，清政府开始逐步失去了对库页岛的控制。到了19世纪50年代，更是由于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两纸文书，将库页岛和乌苏里江以东这一大片区域全部割让给了俄国。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清朝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库页岛上直接统治过费雅喀部落，但是清政府实施的贡貂与赏赐制度却深得包括费雅喀人在内的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民心。他们生活着的土地虽然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划归俄国，但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在自觉的遵守朝贡制度。曹廷杰所记济勒弥人的一番话，即反映了原属清朝的各族人民在被俄国侵占后的共同心愿。

又此辈自述，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国穿官，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饰贡于该国，该国命官至所止海滨，赏黄狐、水獭、白貂诸皮，彼此授赏俱跪，携皮回家，俟明年木城穿官卖之，亦至三姓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因满语“三”读作“依兰”而译此名）。自罗刹（俄罗斯）来，不许我等穿官，见木像则焚，见弄熊则阻。又欲我等截发易服，心实不愿，女人畏忌更甚，惟望大国如数百年前将罗刹尽驱回国方幸。

雅克萨之战(10)现在公开出来的俄国资料也表明，乌苏里江以东的赫哲人与费雅喀人，仍“全部不服从俄国政权，而服从中国政权”，“仍然每家每户逐年”向清政府贡貂。由此可见，贡貂与赏乌林制度影响之深，也说明清廷对库页费雅喀等边疆民族的管辖是卓有成效的。在中国的档案材料之中，有案可查的库页岛最后一次贡貂皮的时间为同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73年，这已经是库页岛被正式侵占的第15个年头，在俄国人的领土内依旧向清朝称臣纳贡的情况，放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出版的1835年中国与日本地图到了清末，库页岛上的主权归属发生了好几次变动，然而早已不是中俄之间的争夺，而是日俄两国的争夺。日俄战争之后，俄国战败，被迫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库页岛被一分为二，南部成为了日本领土。二战之后，苏联将南部库页岛重新占据，并由俄罗斯一直控制至今。近代以来，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的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更是直接从原始的渔猎生活直接跨越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俄国的语言学家也为这一部落创制了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文字。费雅喀人的生活习惯也渐渐俄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民族比例也由于俄国在近代大规模向东移民而有了很大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库页岛在近现代历史上成为了日俄两国的争夺焦点，围绕着库页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双方也有着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真正受苦的还是库页岛上的本土居民。日俄战争和二战后，都有大批的费雅喀人因领土变动而被迫离开家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路艰险的迁移到其他地区。库页岛与岛上的费雅喀人的归属历史变动反映了国家衰弱下的无奈与叹惋，也给现代人带来了无限的历史反思。

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关系史简述

贝加尔湖，我国古籍有“北海”、“柏海”、“柏海儿湖’、“白哈尔湖”等称，是亚洲最大的淡水湖。包括勒拿河以南，叶尼塞河上游以东、色楞格河西北，鄂嫩河以北、尼布楚河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贝加尔湖地区。

唐朝安北都护府黑龙江，我国东汉、三国时叫“弱水”，隋、唐时叫“黑水”，辽朝时始称“黑龙江”，明、清时又叫“乌龙江”。此外，当地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称呼，如蒙古族叫“喀拉穆伦”（又写作“喀刺穆连）、满族称“萨哈连乌拉’、达斡尔族称“卡拉穆尔”，鄂温克族称“阿玛勒”。今俄罗斯对黑龙江的称呼是从沙皇俄国时根据鄂温克族的称呼音译而沿用下来的。

17世纪中叶，沙皇匪帮侵入黑龙江流域，首先碰到的是鄂温克人，从而第一次知道了这条江，译成俄语即畸变为“阿穆尔’（АМУР）。此河全长4410公里，相当于欧洲的多瑙河，是世界上著名的大河之一，其主流和支流流区，包括库页岛，便是通常所称的黑龙江流域。

中俄尼布楚谈判示版图划归图示.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是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既有沃野平川，又有苔原草地，更多的是丘陵峻岭。到处有茂密森林，参天拔地，郁郁苍苍。在布满落叶松和白桦的原始森林中，出产各种名贵的毛皮兽——黑貂，黑狐、猞猁、灰鼠等，尤以紫貂闻名于世。河里湖中有各种鲜美的鱼类，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金、银等矿产，人们形容这里的许多地方是：“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在这片辽阔富庶的土地上，居住着蒙古、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费雅喀、库页等许多民族。今分布于我国新疆等地的维吾尔、柯尔克孜、锡伯等族的祖先，历史上也曾确很长的时间主要活跃在这一地区。这些民族及其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生息，繁衍在这里，从事狩猎，湘鱼，游牧等经济活动，辛勤地改变着这里的面貌，是这一地区的真正开发者和主人。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缔造祖国的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元朝疆域图上述民族大都是在本地区发展形成的。但在发展形成过程中，又都和中原民族的迁徙、分衍、融合有着密切关系。在我国古史中，他们被分别包括在玁狁、狁鬻、鬼方、北狄、匈奴、乌桓、鲜卑、丁零、高车、回鹘、坚昆、黠戛斯、鞠、拔野古、室韦、契丹、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古部落或古民族中，包含着这些古部落或古民族的后裔或分支成分。他们的语言多属阿尔泰语系，虽然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经历，但也有众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别是由于如下几个因素所决定，在他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基本态势，一般情况下，都是心向中原，对中原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

一战后中国出兵外东北及外蒙古一是地域毗连，在文化上与中原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从旧石器晚期起，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居民与黄河流域的居民就有着共同的细石器文化。这种文化的发源地是华北，从那时开始，华北古猎人就因追逐野兽逐步移向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同时也将细石器文化带到这些地区。从人种上考察，他们与中原民族也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分支。

到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中下游产生了农业，细石器退居次要地位，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和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与北方和东北的渔猎、游牧民族的细石器文化产生了差别，但这种陶器文化也如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文化一样，通过蒙古高原进入贝加尔湖地区和通过东北进入了黑龙江流域。这些地区陶器的形制及花纹特点的内涵，充分表明了新石器时代上述地区与中原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息息相通。

特别是在四千年前的商殷时代．随着中原奴隶制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中原人们与北方民族贸易交换的扩大及战争的频繁发生，更有不少中原民族向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迁徙，成了商殷青铜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传播媒介。如历史上居住于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人，史家便公认在贝加尔湖地区广泛分布着商殷的青铜文化与其从中原迁徙到这里有关。当然不能抹煞这一地区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成就，但就总的历史过程来考察，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史，都是和中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明朝瓦剌部、鞑靼部二是经济交换的需要。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我国古代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农业和手工业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而包括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北方和东北地区民族，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处于渔猎，游牧和半农半牧阶段。这些民族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迫切要求与外界扩大交换，而南面的中原地区则是他们唯一有利的交换市场。事实表明，历史上他们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诸如青铜、铁器，布帛、茶粮以及其他手工业品，主要是通过交换从中原地区得到补给。而中原地区也需要他们支援大量的马、牛和皮毛及其他土特产，以满足生产、生活和军事的需要。这种经济上的需求，就象一块磁石一样，有力地吸引着包括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北方、东北民族南向发展。

靺鞨与女真文化地址第三个因素是，中原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建立政治中心的理想地区。历史上不仅由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在这一地区建都，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也在这里建都。虽然他们中有的开始时在边疆地区建立了首都，但随着力量的强大，为了统治全国，也不惜放弃其“始兴”之地，长途拔涉迁都到中原。不仅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分别把都城从和林和盛京（今沈阳）南迁到北京，就是局部统一的王朝，诸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也都把都城南迁到中原。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后来也把中京作为陪都。其他存在于不同时期的割据政权，也几乎都是以中原的某一地点作为他们的统治中心。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首领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取得统治部民的合法权力，也总是把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作为一种“荣耀”，以致不远千里来朝；而中原王朝为了通过他们来统治边疆民族，也总是通过“赏赐”等方式来回答他们的来朝。这就更吸引着他们心向中原，成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历史事实表明，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也不例外。史书记载黑龙江流域民族的先民肃慎，从虞舜时期起就未经过征伐而自动前来中原进贡“楛矢、石砮”，就是绝好的例证。

明朝奴儿干都司上述三种因素是相辅相成的。经济文化上的频繁交往导致政治上的联系，政治联系的发展又加强或巩固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从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纽带，把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同中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虽然有的时期某一民族与中原发生战争，甚至还很激烈，延续时间也较长，但实际上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联系。通过战争在客观上也往往造成了民族间的互相迁移，同化和融合。尤其从战争的目的来看，也往往是为了打通经济交往的途径。而伴随战争的结束，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便进一步得到加强，特别是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时候，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历代王朝在北方和东北地区所设的“关市”，驿站，唐朝时在大漠南北所开辟的“参天可汗道”及渤海朝唐的鸭绿——朝贡道等，自然有着便于对于这些地区统治的目的，但同时也无疑方便了这些地区与中原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19世纪英国出版的中国地图正由于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存在这么一种对中原规律性的向心运动，因而在我国历史上不管哪一个王朝，也不管那一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都以各种形式在这一地区设立行政机构，把它作为自己实现全国统一的一项事业。特别是当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实现了局部统一，随后又入主中原或作为地区首脑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时候，更为全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族的历史都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疆域是与这些民族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今天我国辽阔的版图，正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开拓的结果，也是包括上述民族在内的边疆民族与中原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的产物。

沙俄对中国北方的扩张（1594-1758）

1833年德国Gotha出版的地图承认库页岛属于中国也正是由于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与中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特别是在统一于中原王朝或入主中原时期。有一种共同的祖国概念，因而当外国侵略者侵犯这一地区时，他们也就不仅曾为保卫乡土，也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奋战，并且在斗争中与中原的联系更为密切，表现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向心运动。17世纪中叶，当沙皇武装匪徒侵入贝加尔湖地区时，当地的蒙古族和鄂温克族都无不胸怀冲天大恨，纷纷起来反抗，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蒙古土谢图汗更是义正词严，向沙俄政府提出通谍，责令沙俄侵略者退出，指出这些地方是向中国官吏缴纳赋税的地方。鄂温克族人民由于不愿臣服于沙俄，也拒绝缴纳毛皮税。最后大部分离开古老的家园，迁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根河和海拉尔一带。当沙皇匪帮侵入到黑龙江流域时，当地的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也英勇无畏地用落后的弓箭、长矛与之进行浴血战斗。俄国史学家格鲁勃佐夫在《阿尔巴津古城的历史》中就说：“当哈巴罗夫一六五一年对于达斡尔人肆意打家劫舍，践踏庄稼，沿途剽掠，残酷伤害人民的时候，达斡尔人进行了炽烈的战斗，顽强地捍卫了自己的城池。”随后为了断绝侵略者的粮源。达斡尔族也遵照当时我国清朝政府的命令，“遂由黑水之北，携老扶幼，渡江越岭，迁到嫩江、讷河、诺敏、格尼、阿荣、雅鲁等处，分村落居住”。17世纪末叶，在清军两次收复雅克萨的战斗中，他们更是一马当先，直接担负起侦察和作战的任务，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配合清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1689年，当中俄双方在尼布楚举行划界谈判时，当地的蒙古部众也派代表来告诉钦差大臣，表示愿意退入中国境内归服中国皇帝，并恳求收容他们，帮助他们渡河。而在此之前，喀尔喀蒙古在遭到沙俄支持下的卫拉特蒙古的大举进犯，面临北迁还是投南的生死攸关两种命运决择时，其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一席话，更是集中表现了前述三种因素所决定的该地民族对中原的向心倾向。他指出：“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容异服，殊非永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

中俄东部边界表示意图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用武力和外交讹诈手段，先后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强行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大片中国领土霸占过去。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这时“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指出；“俄国……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而这时，当地各族人民蒙受的痛苦和灾难，更是惨不忍睹，令人不寒而栗。伟大列宁如实地揭露了这一事实。“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总之，国家的衰败，这里的各族人民必然首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近代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是一部患难与共史，和不屈不挠的共同斗争史。

清代前期中国东北民族分布图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这是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科学概括，深刻地揭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是，从20世纪初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了宰割中国，其御用学者们却以研究中国北方民族为名，泡制出许多旨在分裂中国的谬论，诸如“满蒙自古非中国论”，“长城南北对抗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等等便是。他们企图抓住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统治阶级确过对抗的一面，故意加以夸大和歪曲，从而抹煞各族人民友好交往的事实。因此．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与中原的关系确着重要意义。

1689年，中国清朝跟沙俄签署第一份关于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中明确表示整个外东北皆是中国领土。该条约是中国及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份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清初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8)1、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部分割让给俄罗斯。

2、雅克萨地方属于中国，拆毁雅克萨城，俄人迁回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则捕拿问罪。十数人以上集体越境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

3、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4、双方在对方国家的侨民“悉听如旧”。

5、两国人带有往来文票（护照）的，允许其边境贸易。

6、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历代沙皇依然把“收复黑龙江”作为俄国的远东政策，等待时机，蓄势侵华。

乌第河待议区范围

《尼布楚条约》待议区的范围在尼布楚会议上，清政府代表曾提出以勒拿河为界。继而让步，提出以勒拿河以南、雅库茨克的渔猎人称作诺斯山的一条山脉为界，东北直至没入大海深处的诺斯海岬。诺斯海岬即是楚科奇半岛，中方代表提出的界山诺斯山，系指乌第河北侧的外兴安岭直至楚科奇半岛。俄方代表出于夺取乌第河流域及其以北广袤地区的需要，提出“自格尔必齐河循第一道石头山的岭脊，从阿穆尔河下游一直延伸到海，凡发源于该山岭、流入阿穆尔河之河流尽属博格德汗殿下，而发源于该山岭另一侧，流向北方之河流尽属沙皇陛下”。所谓“第一道石头山”，即指乌第河南侧的外兴安岭。乌第河流域南北各有一个外兴安岭分支，中俄双方各执一词。所以，中俄双方谈判妥协的结果便形成了拉丁文本中的“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措词，即未定界在乌第河南北两侧的外兴安岭之间。这一判断还可通过《张诚日记》得以佐证：“关于这道山脉必须看到，它在格尔必奇河发源处形成两支高峻的山岭。其中一支差不多向正东延展，山脉的走向几乎与鄂嫩河或名萨哈连河相平行的，这支山脉是俄人打算作为两帝国的边界之处。另一支山脉，即我们的人打算作为边界的，则走向东北。这两支山脉之间，还有一大片广大的土地，由许多河流所灌溉，其中的主河名乌第河。双方商定，有关两条山脉之间土地的一款应不作决定，以俟他们能各向本国皇帝禀报并恭请谕旨。”

史家所争之乌第河“南”与“北”的问题，仅是清政府的内部文件中的表述，从中方交给俄方的俄译满文本译回的汉语来看，当时俄国人并无此概念和歧义。据俄《中方交与俄方文本》的译文，关于乌第河未定界的表述为：“但位于乌第河与上述作为国界的岭之间所有流入大海的河流和土地，日前仍作为未定界之地。”并无“南”与“北”之字样。

东北地区本无内外之分(10)1690年，清朝宁古塔将军巴海曾带兵巡视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以南地区，并到雅库茨克即俄国东西伯利亚统治中心见戈洛文（《尼布楚条约》俄方代表、俄西伯利亚省省长），面告其勒拿河与乌第河地区为大清国土，勿骚扰滋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二三十年里，俄国人在此地区小心翼翼。参加过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法国传教士张诚绘制的清朝东部边界划界地图表明外兴安岭北支（诺斯山）直至亚洲大陆最东北的没入大海深处的诺斯海岬（楚科奇半岛）都是中国疆土。17世纪末18世纪初比利时人托马斯绘制的鞑靼地图表明勒拿河与外兴安岭南支间东至大海的地区列为未定地区。有部分学者研究后认为，《尼布楚条约》中“乌第河待议区”的实际范围要比现在中国历史地图上所标明的范围大得多。

满洲主要区域(4)1860年11月14日，清朝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承认了一直拒绝批准的《瑷珲条约》，当时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经过任何战争便划归了沙皇俄国。

清朝安定天下之后，关内的人口大量增加，剩余劳动力有很多想向关东谋生，为了阻止汉族居民北上，清朝在辽东还修筑了一道种着柳树的边墙称为柳条边由旗民看守，阻止闯关东的人过去。当时的人形容黑龙江流域百年之间都是一派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景象。在黑龙江下游千里之地，只有一两个临时行署（每年夏季三个月办公）和一些人口较少的村屯，一个驻军点也没有，仅在国境线上专门立有守边部队每年或每三年前去巡逻的“巡逻鄂博”等界标。外兴安岭一带边境由布特哈打牲总管于每年六月间派章京等率领兵丁，按规定路线至外兴安岭河源处巡察，察毕回报总管，转报将军，每三年则派出副总管等率领兵丁于解冻后由水路至外兴安岭巡察一次。黑龙江官兵的守边任务就是每年到黑龙江上游巡查一次，每三年到外兴安岭巡查一次，每年在解冻季节乘船到黑龙江下游收一点皮毛税，后来是数年难得去一次下游地区。黑龙江南岸清军的主要驻地瑷珲城，也只有士兵1000人左右。

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热的战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承担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尼古拉一世为了策划和部署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活动，组成了“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俄外交、陆军和海军等主要军政头目组成，并于1849年2月研究了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行动计划。“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俄国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由长期预谋进入直接行动的阶段。

咸丰年间清帝国疆域图(3)1849年9月，俄国军舰闯入黑龙江口，探明黑龙江口可行航海船舶，库页岛确实是岛屿而非半岛。以后俄国武装船只在中国内河黑龙江航行不下四五十次，少则几十人，多则8000多人。1850年，入境侦查的俄军被鄂伦春族边民发现并遭击退，有3名俄兵毙命，后在俄国的威逼下，这些边民被清廷“绳之以法”，惨遭鞭笞、充军甚至处决。1850年6月，一小股俄军侵入黑龙江下游庙街特林村（附近有明代所建永宁寺），遭到当地200多村民及地方官员的包围和抗议，遂被驱赶了出去。1850年8月，穆拉维约夫公然违背尼布楚条约侵占了黑龙江口的庙街，并积极扩充军队，他宣称：“为实现占领阿穆尔（即黑龙江）的意图，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们懦弱的邻国炫耀武力。”1851年，清廷为确保东北边疆的安全，要求黑龙江将军英隆组织巡边队伍前往黑龙江口、乌第河等处巡边，结果黑龙江将军当年上奏朝廷的时候还说巡视黑龙江口疆界安定。1852年，咸丰皇帝对派兵增强防守的黑龙江将军英隆加以训斥，谕令为免俄国疑惧，不得加强战备。由于清政府在东北贯彻虚边政策，加上巡边制度缺陷和政治腐败，所以对俄国一系列侵占活动有的暂时或者根本不知情，有的知道了也不敢轻举妄动。

1853年3月，俄军侵入中国奇集湖一带，5月侵占哈吉湾，8月强占阔吞屯。1853年4月，俄国沙皇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7月俄军即侵入库页岛，在岛西岸建立哨所。1854年1月，穆拉维约夫就重新划定远东地区的边界问题，直接与中国进行谈判，中国以为是讨论久悬未决的乌第河边界问题，也为谈判派出了库伦、黑龙江、吉林三方面的委员。谈判中，穆拉维约夫取出地图，指称“原定界址，自格尔毕齐河长起，至兴安岭阳面各河长止，俱系俄罗斯属界。今应取和，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给俄国守护”等语，清朝代表根据尼布楚条约当即予以严正驳斥，表明对俄方无理要求断然不能接受。

穆拉维约夫的雕像遍及外东北各大城市，还印在俄罗斯的大钞上1854年，俄国以防英法海军进攻为借口，出动七十余艘舰船武装航行黑龙江，横穿中国领土两千多公里，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1855年，穆拉维约夫以同样的借口再次侵入黑龙江，进行武装示威，并要求在松花江口与中国官员进行“划界”问题的谈判。谈判期间，俄国无理要求黑龙江左岸全部地区以及整个沿海地区都归俄国所有，中国代表坚决拒绝。1855年7月，沙皇训令穆拉维约夫同中国交涉，签订正式条约。1855年9月，清朝派谴的库伦、黑龙江、吉林三委员到达阔吞屯与穆拉维约夫谈判。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库伦办事大臣于1956年1月向俄国发出照会，逐条驳斥了俄国的无理要求，重申了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表明俄国欲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方占去，“则我三省将军、大臣断不能屈从。”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场景(7)1857年3月，俄国已经在外贝加尔省集结了步兵1.6万人、骑兵5000人和炮兵1000人，准备大举进攻中国。从1854年到1860年，这6年间，俄国军队、哥萨克两万多人分头进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屯兵筑垒，遍设哨所，武装“移民”，沿江列置火炮、建立村屯，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占领。到了1858年装备新式武器的俄国大军兵临瑷珲城下，黑龙江将军奕山大吃一惊，他手下驻防瑷珲的清军不到千人（当时清廷从黑、吉二省抽调了3万多兵力到南方镇压太平天国及进入京畿保卫北京和扈驾热河，驻防黑龙江的清军总共只有5500人），主要武器还是刀、矛和弓箭，没有力量抵抗。为了避免开战，在俄军枪炮声恫吓下完全屈服的奕山擅自签订了瑷珲条约，对这个条约清朝认为过于苛刻没有承认，还处罚了奕山等人。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还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承德，俄国就乘火打劫，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同英法的战争，却要求报酬，又进行武力威胁，迫使清朝同俄签订了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共15条，主要内容有：

1．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国；原住这一地区的中国人，仍准留住。

2．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中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一线为界。

3．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设领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

4．满洲新定边界地区准许两国之人随便贸易，并不纳税；新疆贸易除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外，增辟喀什噶尔一口；恰克图贸易，俄国商人可由恰克图照旧到京。

在条约文本上留下了这么一句：“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从立界碑之后，永无更改，并不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这成了清廷对外东北的中国遗民最后的关照。可惜此后俄国、苏联屡次违反这一约定。

《中俄北京条约》确认了《瑷珲条约》（清廷当时拒绝批准）的效力，再次承认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以北领土的侵占，并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同时《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又为沙俄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这个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乌苏里地区抗俄起义

不同时期的吉林政区变迁图乌苏里地区盛产黄金、参、珠等名贵物品，那里的居民世代以挖参、捕貂、打鱼、采珠、淘金为业，以为生计。1858年，哥萨克移民开始迁往乌苏里江右岸，沙俄侵略先锋穆拉维约夫带兵进入乌苏里江，清廷还曾下谕旨称：“若肆意侵占，执我参珠貂鼠地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1859年，俄国军队侵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当年12月把中国位于乌苏里江口右岸的卡伦（哨所）赶走、拆毁，翌年6月非法占领天然良港海参崴。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大举入侵，破坏了中国边民的生计，中国边民自发组织起一些队伍进行抗俄斗争，吉林当局决定充分利用这支力量以阻挡沙俄势力的入侵，兵力总数很快发展到不下一万，这支队伍的壮大却招致吉林当局的恐慌，遂对其进行打压控制，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抗俄作用。1865年，俄国政府禁止外东北的中国人从事对昂贵的橡树林的采伐以及淘金生意。1868年，海参崴一带的数千中国淘金工人发动抗俄起义，坚持斗争一个多月，虽被镇压，但极大地震动了俄国的殖民统治，移居乌苏里地区的俄国人惶恐不安，深感“在异国土地上安家创业的艰辛”。

兴凯湖勘界中国失地

兴凯湖勘界中国失地

兴凯湖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湖，面积约为4380平方公里。1861年中俄两国代表团在兴凯湖勘界前，俄国绕过《北京条约》，派军队在非中俄两国交界地区的兴凯湖西北岸一带建立据点、强占土地。中俄双方代表在谈判时，俄国代表公然提出“‘和约’、‘地图’（指《中俄北京条约·附图》），均可不必照依行事”，又采用曲解《北京条约》和武力威胁的手法，北移界碑80多公里，赖去中国兴凯湖西部7200多平方公里领土和四分之三（72%）的兴凯湖湖面。

外东北早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俄国就恣意要把1859年由俄方单方面绘制的东部边界地图当作条约附图强加给中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但同时清政府答应俄国派出堪界大臣，在共同堪踏以后划定东部边界线。1861年6月，中俄双方堪界代表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所谓“东界”，在中俄边境上并未明确的分界点。这次堪界，实际上也仅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水界；只是在比例尺小于1/1000000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但这条红线不可能也不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这段边界至今是以江水所流经的中心线来划分的）。在这一过程中，俄国不能从条约上明确割占领土，于是在勘界和立界牌时，力图多占中国领土；立牌后，又偷偷地搬移界牌，对中国领土不断蚕食，进行非法抢占。

《满洲里界约》又称《齐齐哈尔协议书》，是清朝与沙皇俄国于1911年底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丧权的边界条约。《满州里界约》共两条，其主要内容是：中俄两国重定由塔尔巴干达呼第58界点起，至阿巴该图第63界点，并沿额尔古纳河，至该河与黑龙江会流处止的国界。《满洲里界约》共计使中国丧失领土1400多平方公里。

《满洲里界约》签订后中俄边界示意图中国内蒙古地区东北部与俄国毗连的水界和陆界，是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划定的。但随着俄国侵略势力的扩张，这一带界务纠纷日见增多，俄国人非法越界侵占中国土地的事件屡有发生。清政府为防止俄国扩大侵略，于1909年由外务部照会俄国政府，提议双方派员会勘边界。1910年4月，俄国同意清政府的建议。

1910年5月至1911年12月，中俄双方进行了勘界和几十次谈判。会议中，俄方要求将满洲里划归俄国，中方代表、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据理力争，坚决不让。俄方又提出中国应在水陆两界其他地方作出让步，作为俄国不侵占满洲里的交换条件，并在满洲里边界附近多次增兵，进行武力威胁，于1911年12月20日逼迫周树模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界约中规定：在水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将河中280个洲渚，160个划归俄方，120个划归中方。俄方借口额尔古纳河向俄境移动，将河中主流中国一侧的18个大洲渚划归俄国。这18个洲渚占全部洲渚面积的84%，成为俄国的界外领土。此时，辛亥革命已爆发，清王朝覆灭在即，俄国有鉴于此，遂照会清外务部，以该界约“无须由两国政府批准，政府视为完全了结。”《满洲里界约》就如此匆匆地成为了“定案”。

远东共和国（1920-1922）(4)1919年、1920年，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先后发表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和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明确宣布““苏维埃已放弃了接受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这令中国对外东北的主权恢复了一丝的希望。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宣言据苏俄后来解释，废除的仅是1896年以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涉及的内容包括江东六十四屯（1900年被沙俄武力侵占）和满洲里的少量土地，废除沙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沙俄在中东铁路的特权。对签订于1858年《瑗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并未提出废除。

苏俄国内战争期间，苏俄势力在外满洲地区成立了一个与苏俄政权并存的独立国家——远东共和国（1920-1922）。作为日苏之间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曾与日本、中国展开过积极和实际的外交活动。

1924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

主要内容：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沙俄掠夺中国东北领土示意图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

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

四、苏联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

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

六、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

但是这个条约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外东北依旧掌握在俄国手里，外蒙古也最终独立。

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苏联以巩固边防安全为由，清肃远东地区"不可靠"民族，半年内罗织罪名抓捕外东北的中国人11000余名，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处决。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曾进行过一次国界公布，除江东六十四屯外，苏联对外东北有控制权，但并无签订任何书面国际协议。

明代奴儿干都司辖区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署《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这协约确认了苏联对外东北的统治，并确认黑龙江是中俄的国界。

中国与苏联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关于航行权的规定有：

第八条：“缔约双方同意，各类船只，包括军用船只，可从乌苏里江经哈巴罗夫斯克城下至黑龙江（阿穆尔河）无阻碍地往返航行。航行规则由双方主管部门制定。”

第九条：“苏方在与其有关方面同意中国船只（悬挂中国国旗者）可沿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第三十三界点以下的图们江通海往返航行。与此航行有关的具体问题将由有关各方协商解决。”

黑瞎子岛上的俄国教堂2004年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俄罗斯将把占领的银龙岛的全部、黑瞎子岛的一部分领土，以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中国。2005年4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这个补充协定。而此前一个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至此，不仅黑瞎子岛的领土争议尘埃落定，中俄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也全部得到了确认。2008年10月，中俄两国政府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黑瞎子岛西侧约171平方公里陆地及其所属水域正式划归中国。

图们江地图“外东北”的概念和主张，将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瑗珲条约》、《北京条约》所割让的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及库页岛地区的广大领土，统称为外东北。这样更便于宣传，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外东北的历史，不忘沙俄侵略扩张的野心，捍卫领土完整，保卫祖国，收复故土的决心。中国失去外东北地区，也会失去了通往鲸海的海岸，例如：重要的外东北不冻港口“海参崴”（俄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失去了通向鲸海的出海口，只保留了从图们江出海的权利，但是图们江的中国段河面不宽，还受限于河道淤塞。在下游俄罗斯朝鲜共同拥有的水域架设有铁路大桥，此外俄罗斯还对中国通行的船只提出了其他苛刻的条件。与此同时，共有图们江下游的朝鲜并没有认可中国在图们江的出海权，所以实质上中国通过图们江下游的船只有科考船和渔船，无论是商船还是军舰都无法使用这个出海口。

图们江出海口外东北的丢失，使得黑龙江省，吉林省成为了内陆省，严重影响了东北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广袤的土地和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中俄《瑷珲条约》以及《北京条约》开启了沙俄蚕食鲸吞中国东北及新疆领土的序幕，此后的近一百年期间，沙俄以及后继的苏联通过侵占和扶持外蒙古独立共使中国丧失了3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带来最深远危害的帝国主义势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