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锡祉

1914年4月2日，施锡祉出生在浙江杭州的名门世家。父亲是中国国民党元老、民国开国将军施承志，母亲是晚清著名学者、金石篆刻大师厉良玉的千金厉凤琪。

少年时代，施锡祉就读于杭州蕙兰中学。在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下，他少年时期便已树立起科技救国的理想。

从蕙兰中学毕业后，施锡祉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现土木工程学院）。

1938年，施锡祉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自此投身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

1948年，施锡祉与上海虹桥疗养院医生金学曙在上海结为伉俪，证婚人为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叔通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施锡祉和夫人金学曙把二人的全部积蓄都捐献了出来，为解放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7月，劳军总会在陈叔通的主持下，以捐献、义卖等各种形式，取得了认缴款物87亿元（旧币）的卓著成绩，陈毅市长特此亲笔书写了“劳军模范”四个字。

解放初期，为加速恢复铁路建设，施锡祉同志不顾敌机轰炸，积极投入到抢修铁路桥梁，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1]。

自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施锡祉同志曾任上海铁路局第一桥工队队长，铁道部工程总局主任工程师，东北铁路工程局第七、第十工程处主任工程师，隧道工程公司第三工程处高级工程师，太原铁路局隧道工程处处长，华北铁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总工程师等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处逆境的施锡祉仍时时关心着国家铁路建设事业，并为之积极建言献策。他在病中还在忘我地从事铁路工程的科技研究，在铁路设计、隧道及地下工程的理论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铁路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义务翻译了数百万字的科技情报资料，为引进和研究铁路的先进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8月5日下午四时，施锡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其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5][2]。

铁路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是国家建设的“先行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交通不便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施锡祉是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者，参与了新中国多条主要铁路和隧道的设计与建设工作，为新中国的铁路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3][2]。

新中国第一条森林铁路的设计者

建国前，广大的东北、内蒙古林区遭到沙俄和日本疯狂的掠夺性采伐，所以当时东北、内蒙的林业生产运输大部分设备是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下来的俄、日设备，五花八门，极不规范，安全隐患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穷二白”的局面，建国后，广大林区急需统一修建规范的森林铁路，以便安全高效地向全国各地输送木材，满足建设需求。作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铁路工程专家之一，施锡祉受铁道部委派，赴东北设计修建新中国的第一条森林铁路^[2][3]。

北京地下铁道事业的奠基人

北京地下铁道开工1953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首都北京城市建设开始提上日程。然而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而言，进行地下铁道建设确是困难重重。1958年中央决定北京地下铁道由铁道部全面负责设计与施工，在北京成立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施锡祉临危受命，受铁道部委任，担任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总工程师，参与筹划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的设计与建设工作。北京地铁一期工程于1969年10月基本建成，于1971年1月开始试运营，从1977年开始各项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轨。这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条地下铁道^[3][4]。

攻克技术难题 推进科技进步

施锡祉通晓德、英、俄三种外语，国学功底深厚，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铁路工程翻译界的权威专家。外语方面的专长得以让他接触到世界铁路科技的前沿。他积极借鉴和吸收德、美、苏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我国铁路建设的实际国情，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技术方案和理论，攻克了不少技术难题，为推进我国铁路工程建设的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2][3][5]。

引进和研究铁路的先进技术

施锡祉在病中还为铁路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义务翻译了数百万字的科技情报资料，为引进和研究铁路的先进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指导理论研究 审定高校教材

施锡祉在铁路设计、隧道及地下工程的理论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基础的铁路工程专家，他还应邀为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审定教材、提供指导。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我国有了自己的铁路工程设计高校统编教材^[2][3]。

自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施锡祉同志曾任上海铁路局第一桥工队队长，铁道部工程总局主任工程师，东北铁路工程局第七、第十工程处主任工程师，隧道工程公司第三工程处高级工程师，太原铁路局隧道工程处处长，华北铁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总工程师等职。

施锡祉与钱学森两家有很深的渊源。两家不仅世代交厚，而且还是亲族。施锡祉之父施承志与钱学森之父钱均夫为莫逆之交。施、钱两家本为世交，施承志与钱均夫又是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的同学，毕业后二人又同赴日本留学。无巧不成书，施锡祉的母亲家厉家与钱家也是，既为世交，也是亲族，使得施、钱两家更是亲上加亲。钱均夫一直将施锡祉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钱均夫晚年，儿子钱学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随侍在侧，幸有施锡祉经常去探望并帮忙照料钱均夫，直至钱均夫病逝。

施锡祉之父施承志和陈叔通是至交好友。施锡祉成婚时，证婚人即是陈叔通。

陈叔通当时处境十分危险。1947年，陈叔通发动“十老上书”营救被捕进步学生事件之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国统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时在上海的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并与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白色恐怖之下，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曾托人转告陈叔通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尽管如此，陈叔通还是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上海出席施锡祉的婚礼，并为他证婚。

陈叔通也是对施锡祉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施锡祉和夫人金学曙把二人小家庭的全部积蓄都捐献了出来，为解放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7月，劳军总会在陈叔通的主持下，以捐献、义卖等各种形式，取得了认缴款物87亿元（旧币）的卓著成绩，陈毅市长特此亲笔书写了“劳军模范”四个字。

新中国刚一成立，施锡祉夫妇即双双离开上海，奔赴百业待兴的北京，这也与陈叔通的影响有着莫大的关系。

当时的上海聚集了一批全国各领域的顶尖人才。施锡祉即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通晓德、英、俄三种外语的土木工程专家，而身为西医的金学曙在缺医少药的建国初期也是极为稀缺的医务人才。且夫妻二人都是自学生时代便在上海学习生活，10余年来已习惯了上海的水土，当时上海的生活条件也更加优越，继续在上海工作，对两人来讲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

1949年6月，陈叔通从上海来到北京，被推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主任，并出席了开国大典。在北京定居后，陈叔通曾告知施锡祉夫妇他在北京头发胡同56号居住，随时欢迎来访。看着一大把年纪的陈叔通老人不辞辛苦，为了新中国来回奔波，更离沪赴京共襄大业，两位年轻人感动之余，决心以叔老为榜样，抛掉上海辛苦营造的小家，到新中国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3]。

无论是作为一名铁路工程专家，还是一名科技领导干部，施锡祉总是亲自深入生产第一线，并与工人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铁道部在《施锡祉同志生平》中称：“在工作中，施锡祉同志能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导，坚持施工革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受到了工人同志们的好评。”

施锡祉同志，在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下，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态度端正，方向明确，对待革命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工作勤奋，团结同志，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分配，积极投入到铁路建设事业中。在加速祖国铁路建设中，南征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工作中，能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导，坚持施工革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受到了工人同志们的好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施锡祉同志尽管受到他们的打击迫害，但他不顾个人得失，仍然积极为党工作。施锡祉同志在病重期间，从不考虑自己的病情，只要是对党的事业有利的工作，他都积极去完成。他在病中还为铁路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义务翻译了数百万字的科技情报资料，为引进和研究铁路的先进技术作出了大量的贡献。在临终前，他还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要为四个现代化多做工作。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为社会主义铁路建设无私奉献的事业心，学习他那种向疾病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那种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党多做工作的迫切心情。（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在铁路工程战线上，施锡祉同志先后参加了多项重大铁路工程的设计与建设工作，是铁路建设主力军中的重要一员。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国家的铁路建设事业。（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2]

施锡祉同志为人谦和，待人宽厚，博学多才，甘于奉献，深受同志们的喜爱和尊敬。（原铁道部地下铁道工程局局长陈志坚）^[2]

施老是我国老一辈铁路事业开拓者中的佼佼者之一。他最为人称道的不仅是他对于铁路事业的卓越贡献，更在于他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崇高风范以及他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不仅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光荣与骄傲，也是我们同济大学校友们的光荣与骄傲。他的才识与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