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声明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军事侵略,同时不断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1937年11月5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了日中“和平”七项条件:内蒙自治;在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成立新的亲日政权;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停止反日政策;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外侨权利。蒋介石表示“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12月,因国民党在战事上受挫,日本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国民党政府必须放弃亲共和反日、反满的政策,与日满共同反共,在有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日、中、满缔结经济合作协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蒋介石不敢按日方的条件“议和”。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

近卫声明(2)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当然毫无变更。现在，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

（1938年1月18日）

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上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此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撇开。虽有发布宣战布告的流传，但帝国对无辜的中国民众并不敌视。又因为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所以，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

日本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

1938年11月3日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

近卫声明(2)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各盟国的一贯厚谊，深表满意。

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 建设，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帝国必须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

政府在此声明帝国一贯的方针和决定。

（选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938年12月22日

日本政府，昭和13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

1925年，汪精卫担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近卫声明(4)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对理解东亚新形势，并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始终只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选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近卫三声明条件越来越苛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拒绝了近卫文麿的三次声明，此后蒋介石集团和日本进行私下谈判的“桐工作”。但近卫三声明得到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认同，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

近卫文麿三次声明使国民政府内部发生分裂，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战，汪精卫集团则叛国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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