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文献学研究》作者参考大量第一手材料,通过对欧阳修文献学背景的考察,具体探讨了他在文献收藏、著录、校勘、辨伪、注释,以及金石学,家谱学历方面的成就,并对他的文献学旨趣,原则,思想和方法进行了评析,逆而对他的文献学地位和影响做出客观评价。
中国文献学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由于受历代文献学家重实践、轻理论的习尚以及“术先学后”的发展规律的影响,加之文献工作本身又有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因而关于文献学理论的总结向来不是很发达,尤其是关于文献学旨趣、原则、思想和方法的探讨,就一直少有人注意。欧阳修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献学的优秀成果,敏于观察,善于总结,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文献学理论,开创了非常适用的文献学方法,显示出欧阳修文献学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风貌,为进一步发展中国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作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以及开一代风气的著名文献学家,虽然欧阳修长期致力于文献的收藏、整理和研究工作,却显示出和一般学者的明显不同之处:一方面,他的文献学工作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他的经邦治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的文献学成就是和他从事其他学术研究分不开的,这是认识和把握欧阳修文献学的特色所应注意到的。
第一节 “求国家之治”的文献学旨趣
欧阳修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忧国忧民,当时人范镇就曾说他“每夸政事,不夸文章”。他一生积极人世,主张“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强调奋发有为,指出:“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日‘死而后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则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认为君子要建功立业,还须发愤学习,“夫学,所以为治也。而儒者以记诵为专,多或不通于世务,但能传古之说,而不足施之于事。使愚者益固而不明,而材者听之而怠,以为儒迂不足学。
论文杀青在即,在自我感到稍许轻松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不安情绪却愈发强烈起来。虽然我对选题一直保有浓厚的兴趣,也有决心去取得较大的突破和进展,但由于社会兼职过多,每年不下十次奔波往来于北京和淮北之间,潜心看书学习的时间较少,加之专业素养不够,学力匮乏,尤其是导师的意见未能很好的领会、消化和吸收,以致论文还有不少缺憾,这只能留待今后的更加勤奋去弥补了。回想三年来紧张的学习生活,扪心自问,自己确实做到用功尽力了,不过还是对老师、同学、亲友以及所有关心、激励我的人感到愧疚,毕竟论文质量离他们的期望值还有些距离。
在这里,我由衷感谢我的导师曾贻芬先生。早在十三年前,我就拜在先生门下,初识治学门径,步入了学术殿堂。此后的这些年里,先生一直关心我的成长,不断在精神上鼓励我,学业上指导我,生活上关心我。尤其是在读博士期间,一方面,先生对我所从事的社会工作给予了宽容、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在学业上仍给予了严格督促,以及辛勤教诲和悉心指导,甚至她在国外的日子里也从未中止过。还有导师的爱人崔文印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的老编审,不仅对我的论文写作指导思想、体例、内容等提出了具体建议,而且还对我的引文一一进行查证和核对,他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风,是值得我终身学习的。无论怎么说,这篇论文从开题、写作、修改到最后的定稿,耗费了先生大量的精力,凝聚着先生很多的心血,实在不是我一个“谢”字所能表达的!
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师吴怀祺先生。还是读硕士的时候,先生就是我的授业老师,后来我又从先生做过访问学者。十几年来,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一直激励着我上进,先生对我的提携和帮助也永远铭记在我心里。对我关爱有加的还有周少川先生、汝企和先生,他们对我的论文写作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要感谢古籍所的罗文斌先生、罗超书记和韩格平所长,以及杨玉芬、李仲祥、张宁、李军和史杰鹏等各位老师,感谢他们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和学习上的帮助;同时也要感谢学兄王记录,室友何元国、温玉春、邵永忠,正是同学相互间的切磋给了我不少思想启发。
余敏辉,1966年生,安徽黟县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历史学博士、教授。现为安徽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淮北师范大学学科拔尖人才、“古典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硕士生导师,学报编辑部主任兼哲社版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安徽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民进安徽省委常委、淮北市委主委,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安徽省政协委员。曾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次,参加国家社科重点科研项目1项(白寿彝总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出版学术专著《历史文献学散论》、《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合著),在《史学史研究》、《学术月刊》、《文献》、《社会科学战线》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本书是余敏辉的博士论文。
说来也是投缘,我既是余敏辉的硕士导师,又是他的博士导师,所以,深谙他选择此题作为研究对象的想法和取向。
欧阳修是北宋集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于一身的重要人物。前人对其经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颇多,亦很深入。然而,却大多忽略了他“在文献学领域独树一帜,卓然成家这一重要事实,而已有的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这些称谓又不能囿其范围”。余敏辉正是注意到这一点,才决定填补前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疏略,这即是他选题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欧阳修参与创立的金石学属于历史文献学,在学术界已无异议。然而,欧阳修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哪些应属历史文献学,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所属范畴没有争议的部分,如对欧阳修予修《崇文总目》、主编《新唐书·艺文志》、编撰《集古录跋尾》,编校四部书,排《系辞》、毁《周礼》、黜《诗序》,撰《诗本义》、《易童子问》等等,都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其间不乏精彩之处,令人叹服。而对于所属的范畴尚未确定的部分,余敏辉更是倾其全力,多方探求,确定它的历史文献学属性。如欧阳修曾编《欧阳氏谱图》,将涉及家谱的资料区分为世系、世系录、谱序、恩荣录、谱例、像赞、图、传志、诵芬录、懿行录、宗规家训、文献、志、修谱人员、陈设图、领谱字号等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对文献的整理和分类,因而这些工作理所当然地应属历史文献学范围。余敏辉的这一新见解极见其研究功力和创新精神,它必将引起学术界对这问题的研究兴趣。此外,余敏辉对欧阳修文献学旨趣、原则、思想和方法的归纳论析亦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树。
对于欧阳修在历史文献学领域的突出成就,本书特别关注他率先大规模地收集金石文献,并且将它们加以著录,更以跋尾形式对这些文献作了初步研究;继而又阐明他搜辑唐人著述,弥补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不足,开启了后人补史艺文志的先河等等,从而展示了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大家、史学大家,而且还是历史文献学大家,使我们对欧阳修的学术成就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更能客观的评价欧阳修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