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原子弹作为一种新型武器问世，其首次使用便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由于其毁灭性的威力。1950年代，当美国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威胁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并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时，中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1951年，法国的核科学家“小居里先生”通过他的中国学生杨承宗向毛泽东主席传达了一条信息，指出在核武器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若要维护世界和平并反对核武器的使用，就必须自行研发原子弹。

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其中提到若台湾海峡的安全受到威胁，美方有权动用原子弹。这一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安全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主权，迫切需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以构建起国家的核盾牌。

1955年1月15日，中国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在中南海举行，这是一次专门针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历史性会议。尽管会议未留下文字记录或照片，但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以及参会者的回忆证实了其重要性。在会议上，领导人详细了解了中国核科学研究的人员、设备、铀矿资源和地质状况，以及发展所需的各项条件。毛泽东主席最终强调：“我们国家已经发现了铀矿，进一步的勘探必将发现更多。过去几年由于其他事务繁忙，这项工作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但现在是时候重视起来了，只要我们将其列入日程并认真执行，一定能够取得成果。”

1956年2月，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人主导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该规划中确立了57项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任务。钱学森作为科学规划综合组的组长，与王弼、深远、任新民等人合作，完成了规划纲要中的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

到了1958年，毛泽东宣布：“我们也要制造人造卫星！发展原子弹、氢弹、导弹，我认为十年时间内完全有可能实现。”当时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面对国际核威胁和军备竞赛的压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层坚定决策，要发展导弹、核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以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限制。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钱学森的组织领导下成功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1962年11月，周恩来领导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立，负责“两弹一星”项目的研制工作，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在中央专委的有力领导和全国协同攻关下，项目进程加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962年3月21日，一次新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失败。聂荣臻接到报告后，要求相关部门正确看待失败，分析原因并解决问题。同年7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关于导弹故障的分析报告，周恩来强调国防尖端技术的攻关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需要分阶段逐步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随后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努力。

1964年6月29日，改进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取得成功，之后多次试验均成功。1965年4月，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任务圆满完成，科技人员继续改进，提高了导弹射程20%，并改进了制导系统。1966年9月，中近程地地导弹完成定型试验，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第一枚地地战略导弹的全过程。

1963年12月，中央专委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导弹研制进展后，决定核武器发展应以导弹核弹头为主，空投核航弹为辅，并制定了全面计划。1964年1月，中央专委决定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开展核弹头研究，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

1964年9月，中央专委批准了二机部和五院提出的两弹结合方案，并计划在1966年四季度进行中国境内的发射试验。为了确保试验安全，中央专委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核爆炸，并由总参谋部、国防科委负责试验期间的紧急疏散工作。

1966年10月8日和20日，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听取了试验的详细汇报，聂荣臻被委托主持试验。聂荣臻在出发前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中国人已经成功研制出导弹核武器。试验前，为了安全，试验区域的飞机停飞，铁路停运，1万多名居民被临时疏散。

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二号”核导弹成功发射，并在罗布泊弹着区上空569米处成功爆炸。这次“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成功，使中国拥有了实战中可用的核导弹，并在同年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此后，中国的战略核导弹从中近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燃料到固体燃料，从陆上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到隐蔽机动发射，研制成功了多种型号和不同射程的战略导弹武器系统，并陆续装备了部队。这些试验表明，中国的中近程地地导弹核武器已经进入了定型和批量生产的阶段，同时也积累了完整的核弹头研制定型经验。

1957年10月，中国科学家竺可桢、钱学森和赵九章共同向国家领导提出了开展人造卫星研究的建议。随后，在1958年5月17日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中国也应当致力于人造卫星的研发。同年7月至8月，中国科学院设立了“581组”，由钱学森担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负责协调卫星和火箭的探测任务。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拨款，支持中科院的卫星研制工作，该任务被命名为“581”任务。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受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并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卫星研制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但到了1964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和东风二号中程导弹的成功发射，中国基本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在同年12月27日的中国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赵九章向周恩来总理提交了重启卫星研制工作的建议。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也向聂荣臻副总理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并在同年第一季度，周恩来总理批示中国科学院提出具体的卫星研制方案，该方案后来被定为“651”任务代号。8月2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原则上批准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正式将卫星研制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重大任务。整个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检测系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的研制由七机部承担，而卫星发射场的建设则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

1968年1月，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书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批准。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利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两弹一星(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大国的核讹诈下，于1956年在 周恩来、 陈毅、 李富春、 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3]。

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两弹一星”是对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统称，并没有明确具体指哪两颗弹和哪一颗星。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在宇宙中唱响了 东方红歌曲。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3]。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我国航天技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

两弹一星(2)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导弹、核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中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仅用4年时间，1960年中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仿制的导弹。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又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用长征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 ，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从此之后，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 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 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多颗返回式卫星、 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 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中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4]

“两弹一星”事业的巨大成功，依靠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各方面的有力支持，是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的生动体现。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优势和条件，都要通过参与这一事业的所有人员特别是他们中的功臣来实现。“两弹一星”功臣们的作用极其重要，功臣们的业绩彪炳史册，功臣们的精神光耀千古，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功臣们的 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为了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几十年中，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无闻，艰苦奋斗，以其惊人的智慧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创造着人间奇迹。“中华民族不欺侮别人，也绝不受别人欺侮”，是他们的坚定信念。爱国主义是他们创造、开拓的动力，也是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

我们要学习功臣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他们不怕狂风飞沙，不惧严寒酷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仪器，自己制造；缺少资料，刻苦钻研。就是这样，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惊人伟绩。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英明决策和坚定领导下，"两弹一星"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中国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远见和无私奉献。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和技术落后的三大挑战，发展尖端科技可谓困难重重。1955年1月，中央作出了发展原子弹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曾深思熟虑三年后表态：“出兵朝鲜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原子弹，我想了三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坚定表示：“哪怕裤子当了，也要搞中国的原子弹。”聂荣臻将军强调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并提出要积极争取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研成果。张爱萍将军则表示：“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科技攻关人员坚定信念，不懈努力。

全国各条战线的鼎力支持为"两弹一星"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响应，无论是资金、人力还是物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为了建设发射中心，350多户蒙古族牧民无怨无悔地放弃了祖辈居住的草地，北迁140公里重建家园。1970年发射"东方红"卫星时，全国民众共同参与，60万民兵守护通信线路，确保了任务的顺利完成。26个部（院）、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工厂和科研机构、大专院校齐心协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如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这些都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国防科技战线的科研人员以他们的辛勤努力和奉献精神，为"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巨大牺牲，不仅对外保持绝对的保密，甚至连家人也不得知情。他们的精神可概括为：

•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科研人员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放弃了个人的名利和家庭的温暖。

•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骨灰，献了骨灰献子孙”。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科研人员仍然坚守岗位，甘于奉献。

• “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在"两弹一星"试验中，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只有少数人留在现场，他们都准备好了面对最坏的结果。

孙继先将军在1959年2月18日被任命为第20训练基地司令员时，提出了“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口号，带领团队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基地建设，远远超出了当时苏联专家预计的15年时间。

"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不仅为中国打造了国之重器，更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着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工作。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全国各族人民喜迎新中国50华诞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功臣。我们向功臣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所有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为了这一事业献身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我们要学习“两弹一星”功臣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高水平的技术跨越。从原子弹到氢弹，我们仅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美国、前苏联、法国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在许多方面跨越了传统的技术阶段。“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创造活力的产物。"两弹一星"精神表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21世纪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竞争。要把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到发展，就要努力学习和发扬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5]！

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环境下，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兴国政策的开端。

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而“两弹一星”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之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开发研究，并创造“科技奇迹”的态度与过程，组合的元素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等领域。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

"两弹一星”精神，当成政治语汇可以用在科技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领域上，例如：“用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一流大学”、“用两弹一星精神开发信息产业”等。

邓稼先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按姓氏笔画排序)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两弹一星”元勋：

王淦昌、 邓稼先、 赵九章、 姚桐斌、 钱骥、 钱三强、 郭永怀。

钱学森、 吴自良、 陈芳允、 杨嘉墀、 彭桓武、 朱光亚、 黄纬禄、 王大珩、 屠守锷、 陈能宽。

程开甲、 王希季、 孙家栋、 任新民、 周光召、 于敏^[6]。

任新民

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被纳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