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

一个修道院在七天里发生六起谋杀，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修士对谋杀进行调查，线索不约而同指向了修道院最宏伟的建筑——图书馆。书的前页特意附上了图书馆的建筑结构图，是一座迷宫式的神秘建筑。威廉以为，历史事件遗留的痕迹，就像事物的符号，符号与符号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他可以像解开迷宫规则一样，根据普遍规律找到那些“痕迹（符号）”之间的联系，最终发现真相。图书馆藏书的规则正是像威廉所信奉的宇宙秩序一样，是按照某种符号规则编码了所有图书。然而，威廉虽然凭才智接近了真相，却发现六起谋杀案并非像他最初推断的那样是按照《启示录》七声号角的顺序、有计划的谋杀，它们之间的相互一致完全是巧合。

在1970年代后期，翁贝托·埃科渐渐地发现，自己搞了20多年的神学、历史学和文化、文学理论研究，有很多东西光靠理论表达说不清楚，也不过瘾，对大众的影响而小，他就决定借助小说这种大众更可以普遍接受的文学样式，来传达他复杂而有趣的研究经验。于是，翁贝托·埃科将自己对中世纪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成果与20世纪现代小说的发展结合起来，创作出了一种新小说《玫瑰的名字》。

作者自述，《玫瑰的名字》原来的名字是《修道院谋杀案》，但后来改成了《玫瑰的名字》，因为玫瑰是含义丰富的象征，并且也源自书中的主题：一位12世纪修士的诗歌中写道：“昔日玫瑰以其名留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这个修士着迷于“今何在”的主题，这个主题也衍生出了法国诗人维庸那个名句：“去岁之雪今何在？”总之，一切荣华富贵美貌，最终都会陷入虚无。不过，埃科说：“尽管万事万物都会消亡，我们依旧持有其纯粹的名称。”^[2]

威廉

《玫瑰之名》的主人公叫做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这很容易让人起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从而联想起神探福尔摩斯。事实上，威廉同福尔摩斯从外貌到习惯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小说中这样描述威廉的形貌：“他身高超过常人，又因为瘦削，反显得更高。眼光敏锐，入木三分，薄薄的略呈钩形的鼻子，显出为人的机警。”这与福尔摩斯如出一辙。另外，威廉也时常借助药品打发无聊的日子，或缓解紧张情绪。最明显的相像之处在于威廉也具有超人的洞察判断能力和广博的知识。如小说中“找马”一节，他能通过对微小细节的观察，判断出修道院长爱驹的体貌，走失的方向，甚至推测出马的名字。

《玫瑰的名字》并不在于再现中世纪历史或讲述满足读者阅读快感的虚构故事。更恰当地说，作品是对各种冲突不断上演和升级的当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与形象反映，当代世界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格局。《玫瑰的名字》在后现代义化语境中别有深意：既然真理存在于叙述和阅读的过程中，那么不同的言说力一式和话语体系都可能显现真实只有，重各种话语体系的表达权利、即客观分析其合理性。能防止对某种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的过度诠释，维护人类不懈追求和探寻知识之路的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文化一直是逻各斯文化，即一个需要终极意义和认识论的文化。对终极意义的孜孜以求使人们认定：“假如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出来。”走出中世纪的神学逻各斯阶段以后，现代哲学主流用“理性”置换了“上帝”的逻各斯角色。进入20世纪后，“语言”代替了“理性”，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但究其实，所有的转向，不过是从一个中心走向另一个中心，始终是在逻各斯本身打转。最大的怪圈是整个西方文化赖以建立的价值与诠释体系—形而上学本身。历史用事实证明，无论是上帝、理性、还是语言，都不能彻底诠释这个世界，因为并不存在什么“逻各斯”。只有从这个角度，方能明白《玫瑰的名字》的深意所在。过去学者纷纷指出，对狂热的批判是小说的主题。但是应该认识到：不仅对上帝的狂热是狂热，对理性的狂热是狂热，对符号和语言的狂热也是狂热。所有这些狂热的下面，最根本的，是对逻各斯的狂热，也就是对惟一中心、惟一终极意义、惟一淦释的狂热。艾柯在书中说：“那些深爱人类的人所负的任务，是使人们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惟一的真理，在于让我们自己学会从对真理的疯狂热情中解脱。”在这里，“真理”的另一个名字，就是“逻各斯”。

再进一步，因为诠释是有主观性、倾向性和目的性的，所以诠释不可能是完全公正的。但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以多元性反对一元性，以宽容代替专制。

《玫瑰的名字》是一部关于图书馆的书，图书馆在小说中则既有着“迷宫”般的结构，又作为历史“迷宫”的象征出现。全书颇可作为中世纪文化史、宗教史的参考书来读，同时也是一部欧洲读者所熟知的各种经典书籍、典故的互文交汇的场所。这部小说更像一位历史学研究者的科研课题，小说只是混杂着学术质疑、思想探险，然而全然是游戏的话语工具，所有通过情节构织起来的关于历史真相的思考及对知识探索的怀疑，最终都归于零。这一过程将现代以来小说赢得的深刻性与生动性都解构为纯粹的游戏手段。

表面上看，《玫瑰的名字》与经典的侦探小说一样，设置了一对黄金搭档—侦探咖福尔摩斯、波洛、威廉等和他的助手华生、黑斯廷斯、阿德索等久并起用侦探的助手作为叙事者。这样的叙事者非常重要，他们可以与侦探一道，亲临犯罪现场，参与事件调查，为读者叙述第一手材料，从而拉近叙事距离，造成叙事的真实感，使读者更容易感受到悬疑和紧张的气氛。

但是《玫瑰的名字》的叙事者要比表面看来复杂得多。小说一开头就交待了：“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手稿。”接下来可以发现，这篇手稿有四个经手人：它首先出于14世纪末一位名叫阿德索的德国修道士的原稿，为拉丁文，是阿德索年老时对其青年时期经历的回顾；后于17世纪末经马毕伦校订；到了19世纪，瓦雷根据马毕伦的拉丁文本将之译为法文；最后由“艾柯’将法文本“意译”为意大利文。虽然故事中的叙事者依然是“我”——阿德索，虽然他也希望“逐字复述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不敢添枝加叶气并祈祷“愿上帝把恩典赐给我，让我充当坦率的证人”，但是手稿在其年老体衰时写就，回忆难免偏差；又几经周折，很难相信，手稿的原始事件会得到充分的传译。这种故意造成的叙事距离，实际上是作者对传统小说故弄玄虚营造逼真效果的戏仿，旨在含蓄地质询了理性虚构的小说世界以及其中理性的存在方式。

另外一点与传统侦探小说不同的是，《玫瑰的名字》在手稿编辑的形式下，给每章前面都加上了标题，对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提示，例如第四天的事件：“晨五点到六点，东方呈鱼肚白叙述威廉和塞维里努斯检验贝伦加的尸体，发现舌头发黑；这在溺死的人来说是异常的迹象。接着他们讨论了剧烈的毒物以及过去的一桩被盗事件”。此举一反传统侦探小说叙事后顾性的特点，舍弃了悬念的制造。这种做法体现了玄学侦探小说的自我观照性，“含沙射影式地将批评表现出来”，“不仅是针对传统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批评的，也是针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以往文学思潮的”。它试图说明，传统小说中理性的最终胜利是因为侦探小说刻意牵着读者沿着事先确定的路径前行，因而胜利也只是一场谎言。

1980年，《玫瑰的名字》出版，小说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欧洲的发行量超过了500万册，还陆续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后来，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威廉教士由英国演员肖恩·康纳利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