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系

“外交系”多有在少年时期就读教会学校而后毕业于海外大学的经历，此后作为具有专业背景知识的人员承担清末民初的外事工作，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外交经历使得他们在观念和行事方式上十分接近，形成技术型官僚的松散群体。在直系及直奉两系联合主导北京政府时期，这些职业外交官在纷繁复杂的政坛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代表人物：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施肇基。

在派系林立的北京政坛，这些被称为外交系的职业外交官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他既不像直系，奉系那样是一个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政治军事集团，也不像政学系或研究系那样是一个有相对明确的首领，稳定的成员乃至固定场所活动的政治派别，他们没有固定组织和相同的政治目标。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都有在进入内阁前有从事外交活动的职业经历，这在"业界"意识日趋强劲的民国初年使外交官们自然地形成了自己的圈子。

外交系在1920年代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在于外交领域：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官拒签和约，极大的彰显了民族气节。在《九国公约》以及《山东问题悬疑案》的谈判中，日后被称为外交系的外交官们在列强间周旋，尽可能多的保全中国主权。此外在诸如“临城劫车案”“中美克门”等紧急突发涉外事件中，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官肩负对外交涉的重任。

在内政方面，由于中央政府受军阀派系的操控，外交系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没有留下什么成功的记录，但他们在北京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本身，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技术官僚在民国政治中的地位，这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外交行政制度的专业性，也对外交系任职的其他部门如财政部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