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陈寿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

《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3]、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4]、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5]，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四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像魏、吴二国设有史官，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

《三国志》取材精审，文辞简约，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6]这虽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关键人物史料不足的缺点。

陈寿陈寿（233－297）^[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人。西晋史学家^[8]。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蜀国天文学家），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

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今天。

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自古以拥长安、洛阳为正统。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此外，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刘备是英雄，孙策、孙权是英杰，周瑜、诸葛亮、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同时，孙权性多嫌弃，果于杀戮。陈寿对其也直言批评，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文采斐然

《三国志》整体上的文采虽略逊一筹，却也不乏精彩的描写。比如赤壁之战，陈寿将相关史料分别放置在《蜀书·诸葛亮传》，《蜀书·先主传》，《吴书·吴主传》，《吴书·周瑜传》，《吴书·鲁肃传》等几个纪传中，通过各有侧重的描写，把赤壁之战渲染的有声有色，尤其是其中吴蜀双方，各自君臣之间的对话，非常传神。

良史实录

《三国志》陈寿（晋）(7)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

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

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取材精审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对历史负责，慎重选择的态度。

行文简明干净

《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陈寿索米

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正统之争

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后世尽管北宋《资治通鉴》同样以曹魏为正统，和陈寿观点一致，但到南宋后学者又对陈寿的多有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曲笔缘起

三国志陈寿的回护曲笔，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便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