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政治

黑金政治，简称黑金，是一种政治现象。黑金代表政治人物利用暴力和贿选等手段控制地方政治势力，进一步取得官职或民意代表的位置。黑金出身的政治人物，通常在从政过程中，经常又会以贪污等方式来补回在选举时使用的资金或回馈黑道的支持。　　

黑金又称作黑金政治是一种政治现象，黑指黑道，金指金牛，黑金代表政治人物利用暴力和贿选等手段控制地方政治势力，进一步取得官职或民意代表的位置。黑金出身的政治人物，通常在从政过程中，经常又会以贪污等方式来补回在选举时使用的资金或回馈黑道的支持。

所谓黑金政治，就是指某些社会经济势力与国家政客勾结，共同盗取国家权柄与社会公众财富，有钱人藉着政治权力牟取非法利益。

政治人物藉“权”捞钱，黑白合流，利益共生互享。

黑金政治表现的一种情况是社会某些经济集团使用资金扶植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些政客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其运用社会公众所授予的国家权力，为这些集团的利益服务，谋取由政治垄断带来的巨大利润，损害社会公众福祉。

另一种情况是某些政客或政治集团为了谋取国家权力，暗中勾结某些经济集团，由它们为其暗中提供政治运作资金，在获取政治权力后，对这些经济后台投桃报李。黑金政治在西方特别是日本、俄罗斯同时还有台湾，多年来丑闻不断，成为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见病症。

透视中国目前基层民主选举中的“黑金现象”：

私企业主争当“自费”代表

当局者的回答是：为自己的企业；为集体的利益；为行业的发展。旁观者的回答：贪图特权，并有政治上的要求。

2000年12月，临汾党政各界备感兴奋，原临汾地区撤地设市，挂了几十年的临汾地区行署的牌子换成了地级临汾市人民政府。沾了中华民族老祖先尧的光，据称为尧王故乡的原县级临汾市，更名为尧都区。

当月底，尧都区人大举行六届四次人代会。由于涉及到临汾市首届人代会的选举，敏感于“第一”的市民们对会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哪些人将会成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2001年1月2日，在掌声中，赵景范等人“光荣”亮相，戴上了市人大代表的大红花。8天过后，有关方面突然宣布：因为贿选，赵景范等5人的市人大代表资格被依法罢免。

无论名头是著名企业家的赵景范，还是职务是村长的侯福江，5个被罢免的“市人大代表”，都是临汾的名人、有实力的私营企业主。从光荣到耻辱，其间的日子实在太短暂。消息甫出，舆论一片哗然：是什么把他们推向“错误的边缘”？^[1]

新华视点:一座被“黑金”绊倒的英雄城市——来自山西吕梁的反腐报告：

    老区一夜失衡，超级富翁纷出贫困问题依旧

    与许多革命老区一样，贫困曾是吕梁的“标签”，一度与忻州并列山西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为此，山西曾经提出“一手抓忻州，一手抓吕梁”的发展策略。

    变化始于２００３年前后。随着国家经济提速，煤焦价格一路狂飙。吕梁境内富含用于炼焦、冶金的主焦煤，尤其是独特的４号主焦煤被誉为“国宝”级稀缺资源，最高价上涨到每吨１８００多元，比普通电煤价格高两三倍。

    吕梁随之崛起，ＧＤＰ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一度位列全省首位，遍地开花的大小煤矿成了造富机器。煤炭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逐步形成“一煤独大”的资源型经济，煤炭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超过７０％。

    与此同时，曾经一度四处躲债、“吃不起大碗面”的煤老板，转眼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一些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每天能赚“一辆奥迪车”。

    ＧＤＰ的火箭式增长和煤老板的一夜暴富，令老区一夜失衡。与迅速增加的超级富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源经济没有令当地百姓生活大幅改善，反而掩盖了吕梁贫困面貌和落后的社会事业状况，加剧了产业结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剧了贫富差距大的矛盾。这里既有身家数百亿元的富人，更有依然全家几口人挤一口破窑洞的农民。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生态环境破坏、村矿矛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随之频频发生。

    吕梁的干部坦言，目前全市脱贫任务仍很艰巨。１３个县（市、区）仍有１０个贫困县，其中６个为国家重点扶贫工作县。全市仍有贫困人口８８万，超过全市总人口的２３％。全市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严重落后。

    一位在当地工作３０年的干部说，吕梁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速成了一块“遮羞布”，几任领导都热衷追求政绩和个人私利，而对于社会发展和造福广大百姓漠不关心。腐败问题的发生与这种政绩观有极大关系。

    商谋权官求利，官商结盟掘“黑金”

    在吕梁，因煤价暴涨而失衡的不止经济，官员和商人的心理都出现扭曲。围绕黑金结成了一个“商人谋权，官员求利”的官商怪圈。

    几十年来，煤炭产业从资源的配置、划拨，到小煤矿的几轮关停，再到大规模煤炭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基本由政府推动，煤矿证照办理、安全设施验收等全由政府主导，加上市场公开、公平机制不健全，为官员权力寻租、官煤勾结和利益输送埋下伏笔。

    民营企业要发展常常面临审批难、贷款难等问题。当地一名开过煤矿的人告诉记者，官员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煤矿的“生死”。为了打通各个环节，老板们往往“见一个庙就得烧一次香”。为了寻求长期、稳妥的靠山，他们更需要拜一个“大菩萨”，目标往往锁定当地主要领导。在官员与老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中，企业可通过官员权力在资源审批、资源整合、土地征占以及社会关系疏通等方面获取利益，甚至为其亲朋好友谋取一官半职。同时，官员在升迁过程中需要花钱“公关”时，民营企业就成为“提款机”。双方共同合作，以谋取更大利益。吕梁不少干部群众反映，当地一名老板多次为时任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提拔“运作和活动”。

    在吕梁，干部群众对聂春玉、张中生等人与部分民营企业老板“非同一般的关系”如数家珍－－聂春玉、杜善学与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刑利斌、大土河集团董事长贾廷亮，张中生与刑利斌、中阳钢厂董事长袁玉珠关系密切。中阳县一些干部群众说，在中阳县担任过主要领导的张中生是中阳钢厂的实际控制人。

    记者了解到，２０１２年３月，邢利斌在海南为其女儿举办结婚典礼时，吕梁当地十几名厅、处级干部包机前去参加婚礼。一些干部认为，老板与各类官员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形成各种“朋友圈”，如果你进不了这个“圈子”，就不会被接受，会被“边缘化”，提拔无望。

    “暴涨的财富，败坏了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当地一些基层干部说，一些煤老板过年过节给官员送礼，送几万元就像“递一根烟一样”。一些干部长年抽的是四五十元一盒的“中华”牌烟或上百元的“呼伦贝尔”牌烟，仅靠公务员的工资是肯定负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