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20世纪初期，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大战后，日本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才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希望用武力灭亡中国。^[2]

（以下内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口“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挑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当事件正在交涉之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3]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4]

中国军队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

第37师师长——冯治安，驻守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第38师师长——张自忠，驻守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驻守河北省大名、河间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驻守张家口、张北，怀来

第9骑兵师师长——郑大章，驻守通县，南苑

日本军队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香月清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

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步兵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

步兵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

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

陆军大臣，第40任首相——东条英机大将

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中将

中国

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建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与日本侵占的东北三省地带的缓冲区，并赋予了其一定的自治力。根据何梅协定，中华民国需撤出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所辖范围内的全部中央军队和国民党党部。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的宋哲元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总兵力达到十万。

事变发生前，第二十九军司令为宋哲元，副司令为秦德纯，参谋长为张樾亭，兵力编成如下表。

而河北省和察哈尔省中除第29军以外的部队（7月上旬）则有第39师、第68师、第91师、第101师、第116师、第119师、 第130师、第139师、第141师、第142师、骑兵第2师，总兵力约153,000名。

日本

日本在华北地区驻扎了约5000多名的驻军。其中主力驻扎在天津，北平城内以及城外丰台镇各驻扎一支部队。事变发生之前，全部驻军正在根据《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进行军事演习，作侵略华北的作战演练。

事变发生前，日军中国驻屯军（约5,600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