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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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2 月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俄罗斯史学界已对这次事件平反，不再称其为叛乱）。组织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并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利用苏俄内战期间由农村补充来的新水兵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于1921年2 月28 日在喀琅施塔得煽起叛乱。提出建立 “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企图在苏维埃的掩盖下，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成立所谓 “临时革命委员会”，控制了该要塞的行政领导权以及两艘主力舰和几百门大炮，逮捕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息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 月2 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当时正爆发彼得格勒工人罢工）。5 日重组第7 集团军，由米·尼· 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随后召开的俄共（布）“十大”派出约300 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 团军。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3 月18 日晨占领了要塞，平定了叛乱。喀琅施塔得普通水兵被骗参加叛乱这一事实，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必须迅速制定新的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论喀琅施塔得叛乱

你关于1921年喀琅施塔得暴动的估价是根本不正确的。最好与最有牺牲精神的水兵早己完全从喀琅施塔得调走了，他们在前线与全国的地方苏维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留下来的是灰暗的一群，非常自负（‘我们是打喀琅施塔得来的’）却无政治教育，也不准备为革命而牺牲的。喀琅施塔得人要求享有特权。暴动的目的是要获得特权的粮食配给。水兵们拥有大炮与战舰。俄国的乃至外国的一切反动派立即抓住了这个暴动。白俄侨民要求给暴动者以援助。这次暴动如果胜利，不管水兵们的头脑中是如何想法，结果总只能带来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反映了落后农民对于工人敌视，反映了兵士或水兵对于‘市民’彼得堡的自大心情，又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纪律的仇恨。因此那个运动具有反革命性质。同时因为暴动者拥有要塞中的武器，他们是只能用武器来扑灭的。

----------------《致温台林·汤马斯的信》

（按：汤马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被选为德国共产党的国会议员。1937年在美国，参加‘国际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担任委员。当时他曾向托洛茨基提出一些问题，认为在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在苏维埃政府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问题上，以及在内战中它对付乌克兰独立的马黑诺率领的队伍这个事件上，证明出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并无不同之处。这封信便是托氏的回答——中译者。）

玩弄喀琅施塔得的革命威望，乃是这次道地江湖术士式运动的特点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派，自由派，反动派企图把事情说成这个样子，仿佛在1921年初，布尔什维克派用武力对待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而正是这些水兵曾经保证了十月革命之胜利的。接踵而来的全部虚假，就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谁如想弄明白这些谎话，首先应读一下J·G·赖艾脱同志的文章（登载于1938年二月的《新国际》）。

这恰好便是喀琅施塔得提出的那个口号的意义。那个口号是：‘拥护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立即出来抓住这个口号的不仅有社会革命党人，而且有自由资产阶级。那个颇有远见的资本家代表，这个米留可夫教授，懂得：如果苏维埃脱离了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那么苏维埃本身就会在短期内被摧毁的。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统治俄国苏维埃那个时期的经验，以及更加清楚的，德国和奥地利苏维埃受社会民主党人统治的那一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派联合控制的苏维埃，只能起那由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资本主义复辟去的桥梁作用。不管这些苏维埃的参加者抱着怎样的‘思想’却总不能起别的作用。喀琅施塔得暴动因此具有反革命性质。

或者，将新经济政策的法令通知一下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也许就足以安抚他们了吧？幻想！暴动者没有一个意识分明的政纲，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他们也不能有这样的政纲。他们自己并不清楚懂得他们的父兄所需要的首先是自由贸易。他们不满，困惑，但是他们看不见出路。那些比较自觉的份子，亦即那些右派的份子，在幕后活动，则是要复辟资产阶级制度。但他们不会大声说出这句话。‘左翼’份子要求取消纪律，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比较好的配给。新经济政策这个制度只能逐渐安抚农民，然后，再去安抚军队中与舰队中那些不满的人。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时间和经验。

-----------------《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叫嚣── 一条由痛骂者所组成的‘人民阵线’》

在我到乌拉尔去之前，曾经到过彼得格勒，向水兵共产党员大会发表演说。大会的一般精神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这些水兵，花花公子式的，吃得好好的，徒有共产党员的虚名，如果和当时的工人与红军兵士相比，他们给人以一种寄生者的印象。

在镇压中是否造成了任何不必要的受害者，我不知道。在这一方面（即不会滥杀无辜——中译者），我比之于那些晚出的批评家们，对捷尔任斯基有更多的信任。因为缺乏材料，我现在不能（后天地）来确定究竟谁应该处罚与怎样处罚。维多绥奇在这方面的结论——根据第三手材料而作的结论——在我看来并无价值。不过我愿意承认：内战不是一所人道主义的学校。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老是指控革命做出了许多‘过火行为’。但要点在于：‘过火行为’是从革命的本质面来，革命本身是历史的一件‘过火行为’。谁如果不愿见‘过火行为’那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排斥（在小小的文章中排斥）一般的革命。我不排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为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一事负起全部责任。

------------------《再论喀琅施塔得的镇压》

十月革命的第一炮

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这次事件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无疑是一场悲剧，而在其反对势力看来则象征着布尔什维克的失败，这在于喀琅施塔得水兵在十月革命中极为特殊的地位。

1917年俄国革命普遍得到了俄国水兵的大力支持。事实上，早在1905，俄国黑海舰队战列舰波特马金号号的水手就发生过起义。 1906的维亚普里革命中，起义水兵控制了赫尔辛基附近的许多岸防工事和要塞，但是在仍然对沙皇政府效忠的波罗的海舰队猛烈轰炸下，起义被镇压。

而喀琅施塔得海军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喀琅施塔得要塞位于彼得格勒的出海口,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1917年2月，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水兵爆发起义，3月分布在其他基地的整个波罗的海舰队水兵起义。11月7日，波罗的海舰队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发出了十月革命开始的信号。而这发出十月革命第一炮的战舰，正是从喀琅施塔得基地开出的。

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是十月革命最重要支柱之一，其中1/10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曾被苏共领导人称为十月革命的“ 荣光和骄傲”，誉为“ 红色海军”。

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

内战结束后，苏俄迫切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苏维埃中央却采取了空想的态度，将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战时共产主义作为发展战略。由于不顾条件，强令大中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致使不少企业减产或倒闭，1920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为1917年的21%；取消一切私人贸易后，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没有相应发展，影响了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正常供应；工业生产的总管理局体制造成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出现官僚主义滋长经济效益低下现象；特别是余粮收集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征收的不仅仅是余粮，必需的口粮和饲料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征收，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

战时共产主义无视俄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采取纯粹军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急于超阶段地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到1920年底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没有因非常时期结束而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如余粮收集制扩大到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国有化有大中企业推广到广大小企业，进一步取缔一切私人贸易活动等等，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了当时俄国社会能够容纳的水平，结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的下降。

1920年，托洛茨基从乌拉尔地区考查，得出结果，战时共产主义必须终止，必须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必须恢复市场。考查归来，托洛茨基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新经济政策的雏形。然而，这一思想被否定。

接下来，苏维埃开始掀起长时间的工会问题论战，无视俄国社会的形势发展。而此时，即1920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工人罢工。动乱再也无法制止。

叛乱爆发

同年，列宁格勒的城市工人由于食品不足而举行罢工和示威，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们同情工人，毅然出面组建临时革命委员会，于1921年2月28日发动“叛乱”。他们在3月2日的集会上谴责共产党血腥毁灭的三年。要求举行新的完全自由的秘密选举，要求言论自由，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平等分配食物，取消贸易限制，手工业和小工业自由发展，不得限制农民蓄养牲畜，等等。

他们在呼吁书上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党的特权地位，“任何政党都不能享有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一共两万六千水兵，其中两千六百党员，那种情况下有九百人退党，就等着俄共(布)十大召开，等着列宁表态。

水兵的要求首先表达了对苏维埃的严重不满，其次宣布了对恢复农村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要求，包含着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表明这是一次农民性质的起义。

叛乱的缘由

引至《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作者：[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出版：译林出版社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内幕使人可作这样的推测，水兵们闹事是受人挑拨的。引起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粮食上的困难是人为地制造的，在暴乱前几天，水兵开始提出完全正当的要求，而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胡搞》一文，指责喀琅施塔得驻防军进行反革命活动。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起了暴动的起爆器的作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暴动开始前的两个星期，巴黎的三家报纸就作了预告。与此同时，以危言耸听出名的季诺维也夫，这一次却没有敲警钟。看来有人竭力想事先告诉全世界关于暴动的事，甚至赶在它的主要参加者下决心之前这样做。

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喀琅施塔得叛乱是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挑动的，目的是为了把代表大会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尖锐问题上，迫使托洛茨基离开莫斯科前去解决。应该说，从1917年10月列宁谴责他的“工贼行为”后，季诺维也夫已不被列为有影响的国务活动家。从1919年3月到1921年3月，他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工会问题争论”的过程中，他起劲地捍卫列宁的纲领。他的努力得到了酬报：十大后季诺维也夫进入了政治局。到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复了革命前他们在党的领导集团中的地位。列宁患病期间，季诺维也夫曾代替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而加米涅夫则接替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不排除季诺维也夫在挑起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上所起的作用的同时，不能只以此来解释发生的事件。那个给伊里亚·布里坦写信的人肯定地说，托洛茨基本人也害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的搏斗，意识到将会有很多代表跟着列宁走。也可能托洛茨基还没有为依靠党内会跟他走的那部分人夺取国家政权做好准备。由于这些原因，托洛茨基可能乐意进行幕后交易。在叛乱前，托洛茨基在美国认识的一些美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现在喀琅施塔得，这会使人觉得托洛茨基可能插手了挑起叛乱的事，目的是为了以镇压“反革命叛乱”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离开代表大会，扔下自己的支持者。而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和镇压他们的叛乱的红军战士当中一些人却为这些政治投机牺牲了生命。

引自《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列昂尼德·姆列钦著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期间，报刊上刊登了题为“新的白卫军阴谋”的政府通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事件“无疑是由法国反间谍机关搞的”。然而这是谎言，是为了镇压而找的借口。

当时的命令是这样的：“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未来的元帅留哈切夫斯基发出命令：“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弹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1921年2月28日，“ 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 塞瓦斯托波尔”号的全体舰员大会引发了著名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但是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对海军长期的肃反和冷落。）不要以为,党的最高层领导不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当时负责调查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特派全权代表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这是一个著名的“契卡”人员,列宁对他十分信任。阿格拉诺夫曾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其中说 :“喀琅施塔得的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这是水手和工人群众无组织的暴动。侦查的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指挥人员中的反革命组织或者协约国的间谍在叛乱发生前进行了什麼工作。事件的整个过程说明没有此种可能性……”

平息叛乱

面对这种形势，列宁在派加里宁作为政府特使前往劝说水兵停止叛乱无效后，决定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他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并立即派后来成为苏联红军中最年轻勇敢而且有智慧的元帅屠哈切夫斯基率领8万红军前往镇压。随后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也前往督战。托洛茨基很不情愿地带领大批军队开赴喀琅施塔得。其间因冰河开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战斗便溺水身亡。托洛茨基命令，水兵若不投降，就像打靶一样，一个一个地击毙。果然水兵没有一个愿意放下武器。图哈切夫斯基就用大炮重重轰击喀琅施塔得，最后在契卡（cheka——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赶赴现场后，水兵“叛乱”终于被彻底压下去。

水兵反抗之激烈和坚决，使大约一万红军被打死、致残或失踪。连托落茨基也惊呼从未见过如此以死抵抗的叛乱者。而喀琅施塔水兵队伍约有26000人，没有一个人投降。被俘的人，少数人经审判后被处决，大多数人未经审判就被处决或被送入契卡集中营。

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激烈反抗行为也深深震撼了列宁。3月15日，他立即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抚慰人民不满，保住苏维埃政权。同时，派出约300 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 团军。

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3 月18 日晨占领了要塞，平定了叛乱。最后两万六千人中，八千人跑到芬兰，处决两千六百多人，判刑六千多人，有一千多人内控。二战以后斯大林又把逃到芬兰的人捕捉回来，关到集中营里去。

事后，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材料，海军中30%的党员参加了起义，40% 的党员宣布中立。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

久拖不决的新经济政策终于得到实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在流通方面，1921年5月，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交换的法令，宣布实行产品交换。国家通过合作社组织工业品同农民手中余粮直接交换。同时，允许私人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商业往来。在工业方面，一切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而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则允许私人经营。1920 年11 月，人民委员会发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重新建立了工业与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使1921 年的危机迅速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