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慕尼黑阴谋

日本侵华时期英美等国在东方策划对日绥靖，

牺牲中国的国际阴谋。因袭用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方式，史称远东慕尼黑。促成远东慕尼黑危机的主要因素是：英、美的东方绥靖政策，德国、意大利一度进行的劝和调停，日本的诱降和中国国民党当局的妥协。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8年12月在日本政治诱降下，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国民党当局的妥协分裂倾向日益加强。英、法、美由于欧洲局势的牵制，无力东顾，遂策划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欲使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议和”。1939年7月24日英国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华为“合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英国由于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发动进攻，急于对日妥协。1939年10月英、法从华北撤军。1940年8月8日，英外交部拟定《对日总协议》的备忘录，力图达成全面对日妥协。

1940年法国溃败，英伦告急，日本南进趋势加强。英国开始转向诱引中国参加英美集团，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的策略。德、意在战略上急于要日本从中国脱身，南下打击英、美，以配合其全球攻势；经济上又有攫取中国市场的需要，一度成为劝降中国的主角。1940年底，德外长通过劝和，力图拉国民党当局结束战争参加法西斯阵营。

1941年3～12月美、日进行秘密谈判。美国面临西线告急 、东线吃紧的严峻局势，为了援英反德，确保欧洲重点，力求避免或推迟在远东与日冲突。谈判中美国承认伪满，同意日本延缓从中国撤军等，出卖中国换取日本同意恢复“门户开放”，以维护美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

由于英、美和日本的矛盾无法调和，最终导致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正确政策，反对英美阴谋，从而扭转了危局。

所谓绥靖政策，是一种对侵略行为姑息纵容、退让屈服，甚至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同侵略者做交易的政策。二战前夕，英、法、美等国曾热衷于此，张伯伦寄厚望的慕尼黑会议，便是其投羊喂虎的代表作。^[1]

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动，美、英也奉行过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宣称：“我们不能忽视避免太平洋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希特勒主义的威胁，足以诱导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去保持另一翼的和平。”在1941年4月提出的《日美谅解方案》中，美国甚至打算促使“蒋政权和汪政权合流”，并承认“满洲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绥靖政策非但没能满足法西斯的胃口，反而助长了其侵略气焰。严酷的现实破灭了和平的幻想，战争的硝烟警醒了善良的人们。随着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一批意志坚定、直面战争的政治家登上二战舞台。

中国是最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国家。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烽烟遍地，势如燎原。

取代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直言不讳地抨击绥靖政策：“每个人都认为，如果他能给鳄鱼以足够的食物，鳄鱼就会到最后才来吃他，所有人也都希望，这场暴风雨会在吞噬他们之前便偃旗息鼓。”

法国贝当政府1940年6月22日投降后，戴高乐将军迅即在伦敦发表广播声明，树立起“自由法国”的旗帜。他说：“战争没有失败，国家没有灭亡，希望没有破灭。法国万岁！”

一年后的6月22日，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苏联和美国的直接参战，使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力量进一步壮大，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家宣言》应运而生。

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指出：虽然希特勒可以轻而易举地恫吓欺骗像张伯伦、达拉第等外表可怕、内心天真的政治家，但当他面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等人时，他才真正遇到了强于他的对手。^[1]

日本侵华期间英美在东方策划对日绥靖，牺牲中国利益的阴谋活动。因沿用牺牲捷克期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方式，史称“远东慕尼黑”。“历史上是否存在远东慕尼黑阻，”这是研究太平洋战争前中美日关系的一个热门话题。学术界对此有着一系列的争论，其焦点是，如何看待美日谈判？美国是否以牺牲中国来实现对日妥协？争论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

远东慕尼黑阴谋一部分学者认为“远东慕尼黑阴谋”是不存在的，对日妥协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倾向。邓蜀生认为，罗斯虽出现过绥靖倾向，但“整个说来”，不是执行的像张伯伦那样的对德投降妥协的慕尼黑政策，他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打算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慕尼黑”远东没有出现。王斯德、李巨廉指出，绥靖不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内容，亦非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对华政策有双重性，但主要倾向不是牺牲中国，不是害怕中国革命力量兴起。1940年下半年起，美国逐渐在财政和军事物质上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各种抗日，因此总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蒋介石挑起内战，1941年日美谈判中，美国始终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不能独占中国的立场。可见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援华制日的倾向大于勾结日本牺牲中国的倾向。金灿荣认为，“七·七”事变后，美国立场由在中日之间搞平衡转为支持中国。以后援华制日逐渐取代了绥靖主义1937-1941年美国外交政策虽存消极面，对中国支持是有限的，但基本倾向是援华制日，并在实际上给予中国外交和物质上的支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抗战起了程度作用。考虑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当时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就可知罗斯福政府推行的是一项现实主义政策。朱听昌认为1941年日美谈判，美英动机是出于“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下的策略性考虑。而当美国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消息后，更不愿让步，对日态日趋强硬，并1941年于7月开始了对日全面经济战争，1941年谈判不是“远东慕尼黑”而是美国全球战略制约下的产物。不否认其有妥协的一面，但谈判中美国的让步始终小于要求日本作出的让步，亦即美国对日政策进攻性大于妥协性。这于慕尼黑阴谋有质的区别。

一部分学者承认美国虽非一味退让，但主要是推行对日绥靖的外交政策。胡之信认为美国1937年-1941年采取了对日姑息和赞助中国统日的两面华政策。美国为了在中日战争中获得更多利润和自身安全，在这一阶段大部分时间内，对日姑息是主流。只有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制日助华方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而即使如此，美国仍未完全放弃对姑息。王开琚认为1941年美日谈判是美国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美日间互相蒙蔽，争取备战时间或推迟战争爆发的补交斗争。综观美日谈判，从局部和暂时意义上讲存在“绥靖”性质，有远东慕尼黑倾向，但未变成事实。丁则勤丁克迅指出，从《日美谅解方案》意在推动美国与日本共同笄远东慕尼黑阴谋。“美国朝野一部分强烈的孤立主义者的言行具有明显的远东慕尼黑性质，从美国政府支持两国私人接触和姑且同意以《旧美谅解方案》作为谈判基础等处来看，也有某种东慕尼黑倾向。他们指出，历史情况表明1941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加强援华制日政策和本国军事力量同时，也推行“先欧后亚”战略，对美日谈判达成妥协抱有热切期望。中国问题是美国对日妥协的重点。美国作法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既得利益作可能的让步，而遏制其进一步推行“大东亚共荣圈”和武力南进。美国政府对美日谈判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说它力图在这一阶段会谈为中谋求与日妥协，并不过分。

仍有学者坚持1941年美日谈判乃是远东慕尼黑的见解。任重认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美英政府在将介石进行劝降活动。而最终美日矛盾无法妥协，远东慕尼黑阴谋未能得逞。1941年美日谈判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继续。黄德禄论述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日对中国一直勾心斗角的争夺，两面三刀的勾结。美国为了避免卷入战争或尽量推迟东慕尼黑，以牺牲中国，姑息日本达到妥协目的。刘甫武说，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对日妥协求和的愿望，始终改变不了他所推行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这与张伯出卖捷克来维持其欧洲利益如出一辙。太平洋战争前，确有一个远东慕尼黑的阴影徘徊在中国的天空，所谓日美谈判不是远东慕尼黑的说法，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