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茶

　　唐王朝茶叶生产大发展，物资丰富，商人业茶可以致富，而国家又出现了财政危机，因而效法禁榷制度。宰相赵赞建议税天下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创立税茶法，形成定制。“（太和九年十月乙亥），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也。”到武宗时期“禁民私卖”，榷茶形成制度。
　　唐代榷茶的目的，最主要是增加国库收入，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四川茶利足以弥补唐王朝巨大军费开支。第二，榷茶为了茶马互市，回屹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第三，榷茶为了抑商，禁榷制度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往。
　　禁榷制度的理论在西汉建立起来之后，即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赞赏并竭力推行。榷茶制度在唐代形成之后，即为历代相沿袭，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中叶才告消失。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封建王朝，与契丹（辽）、西夏（党项）、女贞（金）烽火不息，财政困难、战马短缺是两大难题，“困扰着皇室宫廷，故入宋以后，倍加重视榷茶制度。
　　宋代是我国茶叶生产飞跃发展时期，茶的种植面积和区域有所扩大，产量大有增加，测算有5300多万斤，较唐代增长2倍多。茶已成为南宁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
　　据《宋会要·兵》记载，买马经费的来源是“布、帛、茶、他物充其值”，茶课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高宗末年国家财政收入为5940余万贯，茶利占6.4％；孝宗时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由此可见茶课之丰厚。而由于“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茶成了博马的必需物资。茶的政治属性已远远超过商品属性，故入宋后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而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也很频繁，使茶法日臻完善。
　　北宋建都开封，受契丹、西夏军事威胁，而国家财政主要依靠东南。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开始禁榷东南各省茶叶，于汴京、建安、汉阳等地置榷货务，后调整为六个，“令商人人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令民折茶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下送官及私藏者，、没入之”，并禁园户（茶农）“毁败茶树”和卖“伪茶”，官吏私贩者同罪。另外，又在淮南设立十三场，在其管辖内的园户隶属于山场，山场是征收茶租、收购茶叶和贩卖茶叶的场所。这样，形成了“天下茶皆禁，唯川峡两广听民自卖，禁其出境”的局面。尔后，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驰禁，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复禁。
　　神宗即位，有所振作，力图富国强兵，采纳了王韶招抚蕃族，进图西夏的建议，要在与四川接壤的熙河打仗，需要军饷，这就不可能舍近求远（东南），故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四川成都府设立市马务，川茶官榷，卖茶博马，历史上的“茶马法”即从这一年开始。川茶禁榷后就一直没有驰禁，造成嘉祐四年后“天下茶法既通商，而两川独行禁榷”的局面。
　　宋代茶法，虽然作过多次改变，但概括起来，不外交引榷茶和贻射通商两种办法流行行使，在两宋期间极其复杂、曲折。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南宋、元、明和清代前期，虽有时也实行税茶或其它榷茶方法，但基本上都沿用北宋的引制。如元朝，在长引、短引外，只增加一种专门批发给卖零茶者的“茶由”。明清时，分腹引、边引和土引三种，名称不同，但实际性质相近。腹引限销内地，边引运销边疆，土引专行土司所领地区。清咸丰(1855-1861)后，因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商在腹地设栈开厂，引法渐废，榷茶才最后为征收厘金或其它捐税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