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3月第一届亚欧首脑会议以来,双方建立了新型全面的伙伴关系,在经济合作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1997年9月首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上批准了《亚欧投资促进行动计划》(IPAP)。1998年4月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计划。为改善亚欧会议成员间投资环境,促进亚欧两洲间投资双向流动,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决定制定《投资促进行动计划》。
目前亚欧会议已经形成包括首脑会议、外长会议、高官会议以及其他部长级会议在内的活动机制。在经贸合作方面,除了政策对话,会议制定了《亚欧贸易便利行动计划》和《亚欧投资促进行动计划》,并建立了亚欧信托基金,该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亚洲国家进行金融机构改革,迄今已进行了两期。在社会文化方面,1997年在新加坡成立了亚欧基金,以促进亚欧学术、文化和人员的交流,到目前为止已经搞了400多场活动,其中大部分是民间的。
《投资促进行动计划》包括“投资促进”和“投资政策与法规交流”两部分内容,由各成员主管投资的政府官员组成的投资专家组负责执行,并向亚欧贸易投资高官会与亚欧经济部长会议报告。《投资促进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在加强亚欧经济联系,改善两地区投资环境,提高各国贸易投资体制透明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投资促进是包括各国政府试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进行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投资促进包括下列具体类型的活动:广告、直接邮寄、投资研讨会、投资团组、参加行业展销和展览、散发材料、一对一直接营销、为潜在投资者准备访问日程、在潜在投资者和本地合作伙伴之间牵线搭桥、从各个政府部门获得许可和批件、准备项目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以及在项目开始运营之后向投资者提供服务等等。促进不包括向外国投资者给予刺激、筛选外商投资以及与外国投资者进行洽谈,尽管许多负责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的组织也可能开展这些活动。
投资促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吸引外国的资金、技术,或者引导本国、本地区企业向境外投资,从而拉动本国、本地区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向潜在的投资者所进行的各种营销活动。
投资促进是利用外资工作三个工作链(投资促进-项目审批-项目管理)的首要环节,是外资审批和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之一。与履行其他经济工作职能不同,在国际投资促进工作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投资市场”的形象塑造者和推销者,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社会专业服务的组织者,而不是行政管理者,政府为投资者所做的一切,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服务”。因此,为投资者提供完整、及时、准确、到位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专业服务,是国际投资促进业务的根本属性。
主要任务 一、塑造地区形象,根据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优势和发展规划,塑造和宣传本国、本地区的投资环境;
二、招商引资,通过多条渠道和运用多种手段及工具,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和销售网络;
三、提供服务,为潜在和现存的投资者服务,吸引和扩大他们的投资;
四、政策反馈,推动政府改进和完善投资政策。
投资政策是管理总部基于战略发展结构规划而对集团整体及各成员企业的投资及其管理行为所确立的基本规范与判断取向标准,包括投资领域、投资方式、投资质量标准、投资财务标准等基本内容。
西方国家的投资政策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主要是资本家私人决定的事情,国家对私人投资一般不加干预。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以后,特别是1929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极为严重。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的理论逐步被J.M.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所取代。西方国家纷纷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实行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其中,对投资的干预和调节占有重要的地位,由此而形成了相应的投资政策。
西方国家的投资政策
西方投资政策主要是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但由于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在实施中通常针对不同情况,采用扩张性或紧缩性政策,并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密切结合。在经济萧条时期,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采取扩张性投资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降低税率和扩大开支。减税可以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而消费增加又可以扩大对投资的需求。扩大财政支出主要是扩大政府购买的金额,增加公共工程的开支,通过扩大公私消费以刺激投资,必要时不惜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公债。在货币政策方面则放松银根,扩大银行贷款并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的增长。为此,中央银行可以降低再贴现率和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率,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进政府债券,以扩大货币供给量。此外,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后者可以直接刺激投资,前者如实现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投资。相反,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时期,则采取紧缩性的投资政策。与此相适应,在财政方面,提高税率,减缩财政开支,以遏制消费和投资,促使经济稳定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控制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遏制投资;在外贸政策方面,控制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见紧缩性财政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出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其中除社会主义国家外,更多的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民族独立国家以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为指导,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本国经济。同时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的某些影响,形成独自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政策。对于包括投资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发展中国家一般认为自由放任政策不完全适用,而采取私人经济与国家控制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方式。对投资如何安排,有所谓“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战略。“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应着眼于依靠投资本身来解决市场问题,即同时建立各种相互依存的工业,使某一部门的产出成为其他部门的投入,从而造成市场的全面扩大,各部门实现全面增长。“不平衡增长”理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资金有限,不可能实现平衡增长,主张把投资集中于某些“主导部门”,以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政策
开展了包括政治、经济、金融、科技、环境、司法、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后续行动,使得亚欧间对话和交流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