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菊与刀全文分为十二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提出问题之后，第二章研究了日本人性格的现象：战争中的日本人。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民族的两大典型性格表现，一是天皇的神最不可侵犯，二是被俘虏的日本人与美军的高度合作。她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这样的性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处置有参考价值。接下来的章节里，本尼迪克特还讨论日本的等级制度和明治维新对传统等级的冲出和改变，并尖锐地指出日本对等级文化的迷信导致其在侵略外国时也试图输入这种等级观念，而这种日本独特的伦理体系当然难以为他国所接受和消化。然后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负恩”逻辑，并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和美国的罪感文化差异极大。为了洗刷耻辱，日本人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在此基础上，本尼迪克特认为，极端的道德准则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作为补偿，日本文化对感官享乐宽容得令人惊讶。本尼迪克特还探讨了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和育儿方式，不管具体的方法与形式，其本质上与严格的道德准则是一脉相承的。最后，她分析和评价了投降后的日本人与对日政策。

商务印书馆版菊与刀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此时，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同是欧洲文化背景，美国对德国战后问题的决策较为清晰。但是如何处置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战后问题，美国政府需要迫切作出决策。为此，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以期制定出最后的决策。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接受这一课题的众多专家学者之一。她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后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并取得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主要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

当时日美还在交战状态，本尼迪克特不能到日本本土进行调查。

于是，长于田野调查的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了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和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战犯，同时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解读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特用“菊”与“刀”的形象，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民族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出版，即《菊与刀》。

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女，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4]民族学家，诗人^[5]。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作除《菊与刀》外，还有《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等。

封面(3)《菊与刀》1949年被翻译成日文，受到日本国民极大关注，据说曾经卖出了230万册。1951年，这本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

1990年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著作，在学界引起关注。2005年后，中国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此书，商务印书馆也重印了七万册，并意外地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菊与刀》的热销，引起日本媒体注意，《读卖新闻》等对此做过专题报道，并分析认为这本书畅销，是因为时值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产生兴趣。

2018年12月21日，《菊与刀》入选“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书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