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正月

       《腊月·正月》表现乡村能人间内容丰富的矛盾斗争。退休教师韩玄子，在知识、名望、家庭经济实力等方面远胜于出身贫寒、地位卑微的普通乡民王才。但王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参与经济变革，不无艰难却一步步走上创业道路。虽然，韩玄子想方设法算计王才，竭力阻遏王才的发展，而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却正是他自己。而且，这一新旧替代的过程只经历了腊月到正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小说对韩玄子在竞争中迅速败北的结局安排，充分显示出经济变革对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对农民观念意识、习惯带来的重大变动和令人惊叹的变化。这部作品跟同期一些反映农村经济变革的作品相比，它主要着墨于农民的思想意识领域而不是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主要表现改革流潮冲击下的农民自身观念的演变和内心躁动而不是改革与守旧两种社会力量的交锋；跟作者本人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等作品相比，它更直接地从正面否定了传统观念、传统道德中落后、消极的成分，更有力地否定了时代的落伍者。作者坚定地站在新的社会力量一边，热烈称颂当今生活中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的观念和新的人物，严厉鞭挞民族性格中带有封建文化积淀的种种劣质，表现了作者要从更高的立足点上反映社会变革和臧否人物的倾向。

       贾平凹，1953年生，陕西丹凤人。7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即写小说、又做散文。

      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野火集》、《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太白》，长篇小说《浮躁》、《废都》，散文集《月迹》、《爱的踪迹》、《心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等。贾平凹有影响的小说作品大都取材于商州故土上的现实生活，反映经济变革声浪中农民思想意识、观念习惯的嬗变，散发出浓重的时代气息；同时又在对秦川山地细致逼真的描绘中呈示出古朴的人情世态。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行文的“雄中有韵，秀中有骨”，用笔平实自然、凝重深厚。1983年后陆续发表的“商州系列小说”，“以《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为代表，明显地反映了作者在“求变”心理支配下创作意识的深化和艺术追求的自觉。

       这地方狭小，偏远，却是商州的一大名镇。教了三十四年的书的韩玄子，将职务让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的二儿子二贝顶了，寓居在故里，自称“商字山第五皓”。引以为荣的，是大儿子大贝大学毕业后在省报当了记者。自己退休后被公社委任为文化站长，乡人尊称为“老师”、“先生”，仍显山露水，不某寂寞。

       但从去年春天以来，许多人和事却不能使他称心如意。在家里，二贝越来越不听从他。特别是媳妇白银，地里活计不出力，家里的杂事没眼色，更使他不能忍受。在镇街上，也有他不顺心的事。最使他不快的是王才。王才曾经是他的学生，家境贫寒，身子弱小，夜里还尿床，读到初二就被迫退学当了农民，每天只拿六分工作。“王才是什么东西，全公社里，谁看得起他!”韩玄子总是那么说。土地承包之后，这王才先是在油坊干粗活，后贩卖商芝折了本，被城里一家街道办的食品加工厂收留当临时工。干了两个月，回乡也闹腾着办起了食品加工厂。凭着一肚子精明，人勤眼活，竟很快发展起来。二贝背着父亲也为王才出主意，帮手脚。

       韩玄子跟儿子闹别扭，百无聊赖，就披着羊皮大袄上镇街去。在近镇的承包地旁，见光头狗剩在麦地里上炕土。狗剩向他透露说，王才家忙着搞加工厂，将三亩多地转让给他种了。韩玄子听后变脸失色：“胡来，胡来!谁给他的政策?他要转你，你就敢接?”这话使狗剩慌了神，便将地退给了王才。

       王才想走一条适合于这秦岭山地，适合于这镇子，适合于自己的道路。他谋算着要买台烘烤机，扩大作坊，增加品种。到了腊月，便开始动手了。他听说生产队要卖掉紧挨着自家的四间公房，便想买过来。但韩玄子向他的侄儿队长出了抓纸蛋儿，谁抓到公房归谁买的点子。结果，纸蛋儿被一个无意买房的姓李的社员抓到。姓李的便去讨好韩玄子，说：“这是特意儿为你佬抓的。”韩玄子抓到了买房的权利，先是动员两个儿子买房，儿子不同意，他便让二贝转给了韩姓家族的秃子。谁知秃子又让给了王才。王才买到了公房，便扩展工厂，招人入股。韩玄子恶气在胸，几天病倒在床上。

       春节将临，县上准备开社火比赛大会。公社王书记让韩玄子去办。韩玄子接了任务便要落实下去。但各队都不热心，关键是没有经费来源。接人头纳钱，又受到一些人的抵制。王才主动提出负责出一台社火蕊子，说：“热闹是自发的，盛世丰年，让大家硬摊钱就不美气了。”但韩玄子坚决不同意：“这不是晾全村的人吗?这不是拿他是几个钱烧燎别人吗?”

       王才感到自己收入一天天多起来，人缘却似乎成反比例地下降，一个人先富，有多大的阻力。他思谋着要为村上、镇上办点好事。为社火蕊子的事被拒绝后，他准备在大年三十晚上包一场电影，向乡亲们祝贺春节。韩玄子得了消息，硬是让跟他称兄道弟的杂货店店主恐德胜也包一场。由于他亲自出面，巩德胜的一场放映的是新到的武打片《少林寺》，吸引了大半观众，令王才十分伤心。

       作者确定“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并将这种考察、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商州这一特定地域的地理、风情、历史、风俗上，集中反映改革声流对农民生活观念、土地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等的重大影响。《腊月·正月》表现乡村能人间内容丰富的矛盾斗争。退休教师韩玄子，在知识、名望、家庭经济实力等方面远胜于出身贫寒、地位卑微的普通乡民王才。但王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参与经济变革，不无艰难却一步步走上创业道路。虽然，韩玄子想方设法算计王才，竭力阻遏王才的发展，而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却正是他自己。而且，这一新旧替代的过程只经历了腊月到正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小说对韩玄子在竞争中迅速败北的结局安排，充分显示出经济变革对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对农民观念意识、习惯带来的重大变动和令人惊叹的变化。这部作品跟同期一些反映农村经济变革的作品相比，它主要着墨于农民的思想意识领域而不是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主要表现改革流潮冲击下的农民自身观念的演变和内心躁动而不是改革与守旧两种社会力量的交锋；跟作者本人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等作品相比，它更直接地从正面否定了传统观念、传统道德中落后、消极的成分，更有力地否定了时代的落伍者。作者坚定地站在新的社会力量一边，热烈称颂当今生活中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的观念和新的人物，严厉鞭挞民族性格中带有封建文化积淀的种种劣质，表现了作者要从更高的立足点上反映社会变革和臧否人物的倾向。

       作品着力刻划“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或者是经受住经济变革风流考验并脱颖而出的小人物，或者是观念陈旧、思想保守、落伍于时代的小人物。乡村退休教师韩玄子，原本属于小人物之列。但在偏僻、落后、贫困的山乡，他以社会名流及跟乡镇干部的结交中获取了一种无形的权势和家长般的尊严，颐指气使，骄矜专横，在乡民眼里俨然成了庞然大物。不过，尽管他有几十年的教书生涯，却没有从骨子里清除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在官冕堂皇的言行背后时时流露出小生产者的狭隘、守旧，严重的封建宗法尊卑观念以及爱虚荣、讲排场、摆阔气、要面子等世俗习气。作为一种社会势力的象征，他的走向没落是历史的必然。王才社会地位低下，属于最不起眼的乡间小民。在韩玄子面前，他自认卑微，小心规避，一再退让。他的拘谨谦恭、委曲求全，决不显山露水的自我要求，不仅反映了这一人物的个性，同时也反映了人物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作为秦岭山地的农民企业家，王才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加工厂还带有作坊性质，与现代企业相距甚远。但他精明能干，“踏踏实实干事，本本分分做人”，在改变自身命运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却不乏进取精神。新的时代、新的形势正在造就他成为农村新人。作者以底层小人物的个性塑造来探讨经济变革中必将涉及的道德伦理、人情世态的种种问题。显示出构思的深刻与成熟。

与上述特点相联系，作者力图“相应地寻出其表现方式和语言结构”。在《腊月·正月》的创作中，他更注重对生活作“近乎实录”的反映，并从秦川山财的乡风民俗、人情地理、服饰建筑等的描写中暗示出一种久远的民族文化。而作者的才力又使他能够将这种带有古朴情调的生活置于理性的层面，从而使作品显示出强烈的内在魅力。

《腊月·正月》成功地展示了韩玄子这一新乡绅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对改革时代的弄潮儿王才形象的刻划则稍欠立体感；与作者不少作品的轻灵相比，这部中篇也显得过于滞重了些。

一个死爱面子的封建家长

       商州是一个富于封建文化传统的封闭的大名镇，年过华甲而有三十多年教龄的韩玄子老先生出生在这里。他深深懂得这里的风水好。他因这里有商山四皓墓而自豪；他家藏一本《商州地方志》，闲时便戴上断腿儿花镜细细吟谈；他看雾比别人悟性高，很快看出个“乐”来；他熟读《四书》、《五经》；他家的屋脊上雕五禽六兽，俨然庙宇一般坚固；他每天早晨端着冒气的浓茶，蹲在门外照壁前慢慢地品，这充分说明，韩玄子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里产生的富有封建文化思想的非“等闲“人物。

       在家里，知书、知理的韩玄子，无疑也是最有权威的家长了。他要象封建皇帝一样在这个家庭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使这个家庭的正统秩序永远延续下去，他用“三从”、“四德”、“忠孝节义” 的思想约束家庭成员，伴随他几十年的老伴，与其说是妻子，还不如说是一个奴隶，在他面前逆来顺受，有时气得在屋子里哭。当儿子要求她去劝说爹时，她说：”我劝说什么，这个家里，我什么时候当过掌柜的？什么时候说话大的小的听过？”那么一直当掌柜的自然就是韩玄子。二儿子二贝在他面前是一个孝子，当了公社中学教师后打算找一个双职工的对象，可韩玄子养儿防老的思想在作祟，要儿子找一个农村媳妇来孝敬伺候父母，儿子不情愿，可最后还是屈从了。有时韩玄子肝炎上来还要打儿子一记耳光。儿子只是忍受不言语；在大女儿叶子的婚事上，他更是独断专行，绝不让嫁专业户，最后按他的意志而嫁给了白沟的在外当工人的三娃，女儿虽然不满意，但还是听从了爹爹的。他最反感的是自己做主娶来图谋孝顺自己却富有新思想的二媳妇白银。白银穿拖鞋他反感，认为是个洋八怪。在老婆和儿子面前大发雷霆，甚至在家庭会议上当着媳妇的面说：“买几件衣服是应该的，可白银买一身西服，上衣只有两个扣子，在咱这地方怎么穿出去，你学你嫂子的样，也烫发，人家在城里，环境不一样啊，还有那高根鞋，手插在裤兜里走出走进……”这些在韩玄子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一气之下就把小两口分出去了。韩玄子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在家庭会议上表现得更充分，他搞一言堂，全家老小都要听他训政，谁也不敢多说，他制定的政策只能执行不能违背，所以他的媳妇白银认为他就是《红楼梦》里的贾政。

一个爱管闲事的“逸民”

       内外环境给不让寂寞的韩玄子管闲事创造了条件。韩老先生是商州山区的退休教师，他教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名孚众望。学生中有的当了县委书记有的当了地委部长。长子大贝又是全镇第一个大学生，现今在省城当记者，为了能让小孙子早点吃上国家粮，他找了个门子，提前办了退休手续，让二儿子接了班。依他的话说，他是“隐居商山”了。商山大地又为他提供了一种幽静淡雅的氛围，这位拿固定退休金的“逸民”，完全可以超然物外，静养天年，然而他却是一个不甘寂寞，显山露水的人。他受任公社文化站站长职务，还参与公社的一些事，镇上的人们如有家庭不和，就请他去评判调解；谁家要办红白大事或别的什么活动，一定要请他去参加，他还可以凭自己的影响去为乡邻们买化肥，为巩德胜等人代办营业执照等。

       爱管闲事的动机。韩玄子及其家庭在全镇可算是举足轻重了，使人无不羡慕。的确，他有时间，有心思，有能力，有热情，去管闲事，但是我们不能把他本人表现出来的这种热情完全归结为大公无私，乐于助人的精神。追究他这种不甘寂寞，爱管闲事的动机，就不难发现有他个人的目的，那就是维护自己在世人中的地位和影响，他需要的是一种个人的声望，一个家庭的影响，他的行动不包含经济的目的，而完全是为了精神的荣耀，他迷恋于这种精神的荣耀，在金钱面前异常超脱。大办“送路酒”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气派。总之，在他看来，“脸面”和“身份”如同生命一般重要。

       如果说前面所述的是韩玄子为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有意地努力的话，那么他对改革采取的态度，对王才的故意刁难则在此基础上更带有一点本能的性质。

一个英武一生的失败者

       韩玄子一生确实不无英雄之举，在这商山脚下的小镇上，谁不知韩老先生的大名呢？他行走在街面上，满街的人都要争着同他打招呼。逢年过节，人们争着去请他吃饭，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乡邻们把他当圣人一般看待，他也以为高人一等，不可一世，自负地说：“我活这么大，还没有人敢翻了我的手梢。”但是，就这位英武一生的韩老先生，在同他一直看不在眼中的王才的较量中，却节节败退，最终从宝塔顶上跌了下来，落得一副惨象。他将作为失败者的形象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为了论述的方便，下面就把韩玄子与王才的冲突分成“买房”、“喝彩”、办“送路酒”三个节段，试看在彼此较量中，韩玄子如何节节败退的。

       “买房”事件中，韩玄子马失前蹄，王才首战获胜。导致韩玄子积极介入“买房”风波的最直接诱因当然是力图以此来遏制王才扩大再生产的规划。他首先以自己的影响迫使队里以抓阄的形式处理公房，不料一计未成，公房落入气管炎手，但又对气管炎恩威并施，以给其找对象为诱耳，并以此为要挟，争得了（他并不急需的）买房权。不料王才钻了他无力付款的空子，以减价处理压面机和攀干亲双管齐下的策略，从气管炎手中套去了韩玄子不得不转让的购房权。这场经济实力的较量以韩玄子的失败而告终。一向自负的韩老先生苦不堪言，竟然气病，但他终于从这场交手中领悟到，貌不惊人的王才并非等闲之辈。读者也已看出了他的凝聚力已开始发生动摇了。他并没有实质性的社会力量去遏制王才的攻势。这将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格局，已经很清楚了。

一个糊涂的聪明人

       韩玄子是一个聪明的人，从他对家庭的管理上，都显示出干练圆滑而又老辣的作风。他满腹经纶，通晓前朝后代之典故和政治野史之趣闻。他并非泥古不化，他每天读报，研究国家政策，他也总以为自己有学问，为人处世，无人能及，还不无自负地说：“什么世事我看不透？是不会让他（指王才）成了大气候的。”然而，聪明一世的韩玄子最终老道失算，王才真的成了气候，没有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自己竟败在了王才的脚下，这时他糊涂了，到死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见多识广，知书知理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大有益处的，但是因为知书知理、死学教条，自我陶醉，固步自封，又会使一些人自视其高，目空一切，从而干出一些愚蠢的事情，韩玄子正是这样。他总以为自己鉴古通今，无人能及，而村邻们对他的敬重，又加重了他自负清高的性格，最终干出许多荒唐的事来。王才求他、躲他都来不及，他敏感地认为王才的所有动作是冲他来的，他总是把自己与王才之间发生的冲突看成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事情，他再三权衡自己与王才在各方面的实力，感到王才那里是他的对手，怎么可能会超越他，进而取代他呢？其实，他的悲剧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认识开始的。

       事实上，韩玄子与王才之间无形中发生的这些冲突，决不纯粹是他们二人之间的纠葛，而是一种历史转折的关系，新旧两种社会思想观念，两种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反映。王才确实是小人物，但他的思想行为顺应于社会的进步潮流，所以渐渐由不起眼的角色便脱颖而出了。韩玄子却没有看到从根本上改变着王才面貌的这种社会潮流，或者看到一点都不愿承认其正确性和长久生命力。这样以来，他表面上是同王才斗争到底，实际是把自己置于社会进步潮流的反面。

一个艺术的典型

       韩玄子，一个知书达礼，为人敬慕的读书人，一个表面上温和可亲，乐善好施的老头，同时又是一个自大、排他、僵化、保守的时代弃儿。作者对他似乎并不薄情，在小说的一些地方对他的命运遭际甚或流露出些微微的伤感，可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作者却无法回避严峻的生活，如实地，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韩玄子无法挽回的败局。这一形象，不应被认为那种自觉自愿抵制社会进步的顽固派典型。这样认识会把这个十分复杂的性格简单化。从某些方面看，韩玄子也是受害者，是那种因袭的传统观念和沉重的历史包袱损伤了他那颗始终好强的心，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物，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一）韩玄子不是一个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他与改革本身及改革人物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但他都有意无意地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处处拖着时代的后腿，这并非偶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对旧秩序观念情有不适情绪的人们的真实精神面貌。他对王才胜利的不服气，他的等着瞧的秋后算帐的思想，不是活跃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头脑中吗？

（三）韩玄子与王才的整个较量中，最初韩玄子的畅行无阻节节胜利，说明内在的精神束缚在王才身上至少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1、知识的贫乏导致他们对知识拥有者的敬畏，如求韩说情，消灾灭祸等等态度的后面隐藏着的实际上是一般农民对读书人的近于敬畏的传统文化心理。

2、原先社会地位低下，而导致他对人缘的异常重视。

3、企求权力的保护而导致的对权力的渴求和敬仰，这典型地表现出农民某种传统的依附心理。

韩玄子最后被时代所抛弃，说明中国的改革潮流是任何力量不可抗拒的。

       贾平凹的这篇小说，没有色情的成分，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

       这证明，新的文学还是应该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至于能否写得好，写得成功，就要看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如何。

       有人预见，当前生活里的专业承包，会导致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的趋向。有些作家有先见之明，已经把内容转移到侦探、武侠、色情刺激上去了，形式也随之转化。这种理论，颇可怀疑。为艺术的艺术，自然也可以导致金钱，然而金钱的欲望不能转化为艺术。人民的生活，无论如何现代化，还是需要现实主义的艺术，也不会丧失判断力，把庸俗的作品和严肃的作品混同起来，甚至颠倒过去。

       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采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

       一般说来，追随某种社会运动而创作的作品往往缺乏独立的艺术品格，会随着那个运动的结束而失去生命力。但这部中篇小说不同。首先，它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写改革，简单地为改革叫好，而是从“人”出发，最后又归结到“人”，通过对人与人的关系、人物心态的真实描写，揭示在改革的特殊背景下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其次，它在表现改革生活的时候，自觉地写出社会生活的文化层面。小说是围绕韩玄子与王才的冲突展开描写的。韩玄子有学问，桃李满天下，家里有四个人是国家户口，拿固定工资，又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四皓镇的统治权，所以又自尊又骄傲。那个上学的时候还尿炕的穷小子王才，本来是镇上的“下层社会”，当然不被他放在眼里。但随着全社会的改革开放，生产方式发生了一走的变化，王才靠开办食品厂成了镇上的首富，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人们的尊敬与羡慕从韩玄子身上转移到了王才身上。县委马书记去王才家拜年，甚至韩玄子的儿媳妇也偷偷地去王才的厂里做工了。而韩玄子，只有独自到墓地里去哀叹。小说对这种变化的描写非常生动。但更重要的是，小说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变化过程中人物复杂、混乱的心理状态。王才虽然有了钱，但总也摆脱不了心理上的自卑感。对韩玄子诚惶诚恐，在某些人的嫉嫉、歧视与冷落中又孤独又悲哀。尽管他知道韩玄子在背后与他为难，但还是卑卑缩缩地去巴结韩玄子。所以二贝夫妇赏脸来看他的电影或是马书记来给他拜年的时候，他那样受宠若惊。但这个自卑、胆怯的小人物又有一种潜在的韧劲和反抗精神。他坚持把公社的房子买到手、请外村的社火队来给自己喝彩，就是例证。韩玄子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变得那样可怜、卑鄙。一方面对王才进行恐吓，在背后拆台，一方面硬充好汉借了钱摆阔，用别人的尊敬和笑脸来安慰自己，获得心理平衡。但当县委马书记登门给王才拜年而置他于不顾的时候，这个“精神贵族”的自尊心与虚荣心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他知道自己的时代确实过去了，于是突然间衰老。春天来了，他却只能到四皓的墓地去叹息。这种种变化的本质，是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和新的价值观念的重建。面对种种变化，作家的倾向性是鲜明的。这倾向性主要是通过某些象征手法表达出来。虽然这是一部极富生活实感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作家在总体构思中引入了象征手法。“腊月·正月”既是故事发生的时间，也象征着不可逆转的时光流逝（腊月过去就是正月）和新旧交替的时代（腊月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正月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小说把韩玄子称作“商山第五皓”，与秦时四皓并列，实际是暗示韩玄子的落伍和被时代抛弃的必然性，不管他如何痛苦、如何可怜。但是，由于小说通过现实主义的描写提供了一种真实、丰富的生活形态，因而其意蕴也必然是丰富的。它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可以从不同角度观照的认知对象。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如何评价以韩玄子和王才的冲突为中心的种种变化，持不同观念、不同价值观的读者也许会表现出与作家不同的倾向性。如果说农村社会的改革及其由此造成的人际关系、社会心态的变化是这篇小说的一个层面的话，那么这篇小说实际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层面：历史文化层面。小说开头作环境描写时讲了“商山四皓”的故事。这实际上为小说叙述80年代初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制造了总体上的历史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一直或浓或淡地笼罩着整篇小说。因为镇的名字叫“四皓镇”，而韩玄子是最爱读《商州方志》、被人称作“商山第五皓”的。关于民俗（或称作“民间文化”）的描写也是小说的重要内容：对院内照壁的讲究，新婚的“送路”，提四色礼拜年、闹社火、晚上登门“喝彩”等风俗，等等，都给小说增添了浓郁、鲜明的地方色彩。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是自觉追求民族性与民俗性的。上述描写显然是这种追求的具体实践。它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丰富了小说的蕴含，使小说具有永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