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监督

所谓舆论，即多数人的共同意见。所谓监督，中国《辞海》中的解释是“监察督促”，也就是说，监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监察，二是督促，监察的目的是发现问题，督促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新闻舆论监督”就是通过新闻媒介来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促使其解决的一种舆论监督，就是社会各界通过广播、影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形成舆论，从而对国家、政党、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以及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实行制约。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成果和政治生活状态的政治文明，其核心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充分发扬民主，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扩大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公民的民主监督，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手段，也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其主要监督方式有报道、评论、讨论、批评、发内参等，但其核心是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因为“舆论监督的实现需要两个环节：一是提供足够的舆论信息，即可以形成舆论的事实和情况，使人们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有充分的了解；二是在拥有信息的情况下，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及有关人进行理性的、坦率的评论。在信息日益丰富的情况下，舆论批评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人们对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论辩、辩驳乃至争论，即众多个体意见的充分互动，最终达到某种为一般人普遍赞同、且能在心理上产生共鸣的一致性意见，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②整个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作为社会上有多种监督，如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中不可或缺、极具有战斗力的一种监督形式——新闻舆论监督以其特有的公开曝光的形式产生的作用和效果与其他的几种监督是不一样的，它具有很强的公众震慑力。然而，据统计，近几年来，中国因舆论监督引发的新闻官司已经超过1000起，新闻界的败诉率在30%，屡屡败诉，即使有的胜诉，也使自身精疲力竭。这种现象，说明新闻舆论承担着重大的法律责任，却没有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也显出有些人在舆论监督的法律责任理解上存在着偏差。

中共中央在1950年4月19日，专门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其中规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再次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

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和内在要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舆论监督”的新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关于《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的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不应仅仅看成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是新闻单位的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不仅依然将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强调，而且中央领导也曾多次对新闻舆论监督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其实，重视新闻批评不仅是执政党的一项方针政策，而且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4条涉及新闻：第22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社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发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该条文承认公民有言论自由的。但承认言论自由，与承认针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自由，毕竟不是一回事。公民可能享有批评其他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不一定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在专制社会里，没有人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

除了谏官以及某些级别的官员可以在随时可能撤销的恩准之下批评最高统治者的不当行为之外，其他人是必须沉默的，或在忍无可忍之时诉诸于暴力的反抗。在中国君主专制时期，一般人批评朝廷及其命官构成“诽讪”、“谤讪”或“诽谤”等罪。在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批评政府及其官员曾被称为煽动性诽谤（seditiouslibel），也是一种犯罪，言论属实不是抗辩事由。一个按民主原则安排制度的国家，是否承认公民享有揭露以及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不当行为的言论自由？在法律规定上，多数国家只规定言论自由权，并未提及揭露和批评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由可以从宪法解释中引申出来，在实践上则由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发展而得。但是在历史上，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从宪法承认言论自由发展到明确承认揭露及批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这之间可能有一个过程。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异常迅猛，但是中国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体系却跟不上现实的需要，急待完善。加强新闻法治的研究不仅是新闻传播事业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新闻舆论监督影响面广，反应最快，震动也大。许多久拖不决或处理不公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一旦在新闻媒体中曝光，就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甚至全社会的关注，从而使问题能较快较好地解决。中国在监督司法方面做的很多，但新闻舆论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其潜在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对此，中国法学界一些年轻的法学家一直比较冷静。

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就曾指出：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还是应与社会舆论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不能过多地强调社会舆论对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的监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

（1）社会舆论反映的结论或观点并不必然公正，历史上曾确信为正确的、公正的社会舆论事后看来也并非那么正确和公正。从统计学上看，“好人”和“坏人”在社会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因此以新闻界为代表的舆论界也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

（2）法律是一门专门的知识，需要专门的技术，过多强调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主张“外行领导内行”。

（3）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以这种不确定的、流动的东西作为审判机关活动的基础或准则，法律运行必然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波动；而相对说来，法律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律知识的积累和对人生经验的积累，以及职业规则的要求，都使审判机构相对来说可能更冷静一些。

（4）能引起社会舆论的案件常常涉及到的是政治性的、道德性的问题，对这些案件的政治性的、道德的评价，不应指导更不应替代法律的评价。如果过分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更有可能是给具体的审判人员造成压力，结果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法律的运行变成隶属于政治和道德的活动。

（5）现实生活中，如果涉及司法案件，舆论界大都是依据新闻报道的事实和历史社会背景，依据社会的道德意识以及实体法常识来评价法院的决定，并且往往是从判决的最终结果来进行评论。而司法判决所依据的必须是现行的法律，依据法律所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考虑实体法，而且要考虑程序法，因此有些司法判决不可能令舆论界满意。③由此可见，司法活动与新闻监督还是不能过于“亲密接触”，否则就会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这就是新闻监督带来的副作用。

那么在《新闻法》尚未出台之前，新闻记者的权利有以下几项：

（1）采访权是保障实现新闻媒体新闻职能的记者基本权利

记者作为新闻媒体的组成部分，其享有的权利首先是采访权。记者的采访权源于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在新闻媒体，采制新闻、编辑新闻、发表新闻，都是新闻自由的权利内容。记者的采访权，就是实现新闻媒体这些新闻权利的基础。试想，如果记者没有采访权，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由从何而来呢？

采访权，就是记者对具有新闻性的事件有权进行采访，制作新闻报道，交给自己的新闻媒体编辑、发表。在现在的新闻实践中，新闻报道有正面报道、反面报道的区别。在进行正面报道的时候，往往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但是在进行反面报道的时候，也就是进行舆论监督时，新闻媒体以及记者往往受到威胁、殴打、关押，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然而，社会进步需要这样的新闻报道，需要记者和媒体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这不仅仅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以新闻为武器，与丑恶的社会现象作战，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记者的采访权就时时受到侵害的威胁，充满挑战性和危险性。

在战场上，记者冒着枪林弹雨，舍生忘死采写新闻，很多记者为此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在现实，面对危险和威胁，很多记者只身与恶势力或者腐败现象争斗，与违法行为争斗，受到打击、报复，甚至受到生命的威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依法行使自己的采访权，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实现新闻媒体的职能。他们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是值得尊敬的。

正是由于有众多的忠实于新闻职责的记者可歌可泣行为，才保证了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记录社会发展，报道时事新闻，进行新闻批评，推动社会进步。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新闻记者享有的采访权作为基础和保障，都会是一句空话，新闻媒体的职能无从实现。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习惯性的把新闻界称作舆论界，把新闻媒介称为舆论工具。但是从严格来说，舆论和新闻舆论并非是平行的概念。

“舆论是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舆论是公众意见的一种，它反映了社会心理，并且以公众利益为基础，对公共事务存在一定的指向性。舆论具备许多特殊的个性：

1.  公开性

舆论的产生究其本源就是一个将分散的个人意见汇聚成为群众性的，相对统一的公众意见的过程。舆论反应的是民意，则必须通过公开的方式向大众表达。所以，舆论是在公开的讨论中形成，又通过公开表达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干预的。

2.  公共性

因为舆论最终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公共领域，那么，要吸引公众的参与，形成广泛的社会讨论，从而形成相对一致的公共意见，这一意见指向的事务就必须具备公共性，就必具有某种普遍利益相关联性，蕴含某种或设计公众人物，或关系公益等触及公共领域生活的因子。

3.  急迫性

公众形成舆论的目的就是让当前迫切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能够尽量，尽快的得到顺乎公意的处理，因此只有现实的带迫切性的问题才能引发舆论。

4.  广泛性

舆论随着各种社会公众事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它们的消失而消失。舆论如空气看不见摸不到，却真真切切存在在每个人每天的生活中。它的来源是广泛的，它的作用范围更是广泛的，舆论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它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范围，与难以计量相关人员。

5.  评价性

舆论并不是对事件单纯的客观的陈述，而是掺杂了主观思想的意见，更是个人以其独有的价值取向来衡量后得到的判断，是一种对公众事务的评价的汇聚。

那么，新闻舆论是什么呢？“新闻舆论是通过新闻活动表达出来的舆论。”如果说舆论是第一性，那么新闻舆论就是第二性，它是自觉的，自为的，是对舆论的能动反应。新闻舆论是新闻工作者从复杂多样甚至杂乱无章的社会舆论中筛选出来的具有主流导向作用的舆论，它是丰富多彩而又秩序的，并且往往代表了支配和控制新闻机关的政治力量和新闻机关本身的利益。

新闻舆论不仅具有舆论的特性，还有一些其独有的特点

1.  专业性

新闻工作者所接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使他们能够观察得更敏锐，思考得更全面，所形成的结论也就更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反应出现象背后的真实。同时，新闻舆论的产生过程就是利用有效的技术将非专业的社会舆论整合成专业的，指向性明确的导向性舆论的过程

2.  威慑性

新闻舆论等通过报刊、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媒介进行传播。由于新闻舆论具有专业性，所以更容易被公众信任，其影响更为全面和深刻。因此一旦某些事件通过新闻舆论被揭发出来，就更加能够起到警示和威慑的作用。

3.  政治性

新闻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认定新闻媒体就代表了公众的意向，这种代表是一种习惯，而并非正式的约定。因此新闻舆论就注定了要以新闻媒介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我国的新闻媒体有国家管理，那么，有这些新闻媒体为源头散发出去的新闻舆论，就一定是被当前的政治风潮所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