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大小四千多条胡同中,有一条很不显眼的小胡同,叫草岚子胡同。它位于西安门大街的刘兰塑胡同与天庆胡同接合处,东西走向,宽不过五、六米,长不足百米。 据《京城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元代此地属积庆坊四铺,明清时属皇城西苑范围,多是为宫廷服务的设施和仓储之地,均不见有"草岚子"地名。但此地原有酒醋局、羊房(后讹为养蜂)夹道、御马仓草栏等地名,"草岚"似由"草栏"谐音而来,成名于民国初年。
虽然这条小胡同名不见经传,但却因三十年代在这里设置了"草岚子监狱"而名声大振。这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特种监狱,曾有一大批共产党员被囚禁在这里。 草岚子监狱始建于1931年,当时是北平司法部门的一个临时看守所,1932年3片改称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后又更名为"北平市第三监狱",四十年代末易名为"北平市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解放后仍作为监狱存在,1960年后改为宿舍。 草岚子监狱东西长,南北窄,占地约一万三千平方米。监舍及办公用房为砖木结构。监狱中央有一座二层小楼,下层为监房,上层办公。监狱五门在酒醋局胡同西侧(今文津街13号的一段马路),监狱西北部(即草岚子胡同东头),原有一对坐南朝北的黑色大铁门,凡探监或进出监狱及对犯人行刑,均出人此门。据当地老住户讲,到探监时常有人在门外等候,每当放风时,能听到"哗啦、哗啦"的脚镣声。在监狱的西墙上还有一小门,是为"监毙"出尸用的。监狱东西各设岗楼一座,比监房高出一倍。院墙用的旧城砖垒砌而成,墙头布满电网,整座监狱犹如幽灵地府。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制造了"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大案,使一大批共产党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此案即源出于草岚子监狱。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 草岚子胡同仍然存在,监狱旧址上盖起了新楼房,仅留有 断壁残垣,作为文物纪念旧址。
这是一片占地面积5万多平米的旧式建筑。在明清年间,这一带是御马监草料场,《顺天府志》称这里为“草拦子”。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称这里为“草篮子”。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始称这里为“草岚子”。“草岚子”即由草料场演变而来。在这个草料场的附近,明代有个安乐堂,是用来拘禁犯罪宫女的所在,有病或年迈的宫女也被送到该处坐以待终。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京师警察厅,下设东、西、中三个分厅,草岚子即是京师警察厅中分厅,内设看守所,拘押对象是西什库天主堂所辖教区中的不法教民。光绪三十四(一九○八年)曾扩建看守所,从此初具规模。看守所后墙没有门,门外就是草岚子胡同。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这里是京师地方审判监狱,因为收押犯人数百,监房狭窄,人满为患,从而再度扩建,并在监狱后墙上开了一个洞门,通向草岚子胡同,凡押送犯人,犯人病故,犯人亲属探监,都从草岚子胡同那个后门出入。
久而久之草岚子监狱出了名。其实草岚子监狱只是社会俗称,它的正式名号先后是:京师地方审判厅第二监狱,宛平县分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军监狱、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第二看守所,主要用来囚禁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日本投降后,曾用来关押日本战犯。解放以后,改为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1949年后一度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后改为公安学校分校。草岚子监狱曾是西城区文物暂保单位,于1988年拆除。
草岚子监狱,东西长、南北窄,正门在酒醋局胡同(今文津街13 号院内),北门在草岚子胡同东头。1931年9月,国民党政府为关押北平、天津两地被捕的共产党人,将这里作为临时看守所。1932年3月改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坐北朝南,大门东向,院子东面是一座灰色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楼上是监狱办公室,楼下南侧是犯人食堂,北侧有医务室和犯人会见家属的窗口。楼后有1幢长筒形的大房子,中间有东西走道,两边各有10间牢房,通道两边各有1道栏杆,把牢房分为南监、北监。南监为“监”字号牢房,全部关押男犯人,北监称“省”字号牢房,6间关押男犯人,4 间关押女犯人。牢房又称号子,每间6-7平方米,里面是3张靠墙的大木炕。南监牢房的窗外是后院,也是犯人放风的地方。监狱的院墙用旧城砖砌成,高3米,墙上设电网。院子四周筑有岗楼,戒备森严。
1931年,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省委秘书长薄一波、省委巡视员胡锡奎和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地下党员被捕,关押在此。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包括顺直(河北)省委、省军委、青年团省委及北平、天津市委,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殷鉴、杨献珍、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董天知、韩均、周仲英、张友清、赵林、李楚离、田星云,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冯基平、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刘革平、候振亚、唐方雷、傅雨田、刘亚雄、扶屏、黄建纯、马辉元、朱则民、孔祥祯、赵明新、高仰云、王德、徐冰等300人相继被捕入狱。所谓文革时“61个叛徒”案,当时活着的只有35人,22个省部长,13个厅局长。
狱中党校
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地点在北平西城西什库大街东南的草岚子胡同西段,又名草岚子监狱。这里是反动派为镇压革命者而设的一所人间地狱。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和叛徒的出卖,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包括顺直(河北)省委、省军委、青年团省委及北平、天津市委,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薄一波、殷鉴、杨献珍、董天知、韩均、周仲英、刘澜涛、张友清、胡锡奎、刘锡五等300余人相继被捕入狱。
狱中党支部为了抵制敌人不断的“审查”和用酷刑迫使政治犯的“转变”,深感加强全体党员的党性锻炼和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便提出“把敌人的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他们在狱中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杨献珍担任负责人具体指导。薄一波、安子文通过与看守交朋友、拉关系,用高于市场的价钱请他们把报纸和英、俄、法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买进来,然后再由他们把重要新闻剪摘下来,在监房里传阅。杨献珍和廖鲁言懂英文,殷鉴懂俄文,李楚离懂法文。外文版的书籍由他们负责译成中文,然后再由韩钧、傅雨田、朱则民等用工整的小楷在麻纸上抄写出来供大家阅读。在狱中搞翻译是相当不易的,尤其是杨献珍,他的脚上戴着12斤重的大号脚镣(中号6斤、小号3斤),一方面还要把炕头当桌子进行艰难的翻译。他们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等,并秘密送到各“号子”传阅,由高水平的同志讲解。薄一波、韩钧等同志成了理论教官。在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同时,他们还规定每人必须学一种或两种外语,而且还出版了《拉丢》和由杨献珍、胡锡奎编写的《红十月》等小册子,不断地激励着同志们的斗志。
狱中党校办了4年之久,使众多的党团员、革命者在长期的人间地狱生活中经过刻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基础,成为他们后来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