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达尔文主义

该学说认为，今天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多层次进行综合的研究，运用各方面的科学成就，论证生物的进化和发展；是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群体遗传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学其他分科如细胞学、发生学、生态学等新成就而发展起来的当代达尔文进化理论。

（1）自然选择决定进化的方向，遗传和变异这一对矛盾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

（2） 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进化机制的研究属于群体遗传学范畴，进化的实质在于种群内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改变及由此引起的生物类型的逐渐演变；

（3）突变、选择、隔离和物种形成是生物进化的机制。突变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生物遗传变异的主要来源。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随机的基因突变一旦发生，就受到自然选择的作用，自然选择的实质是“一个群体中的不同基因型携带者对后代的基因库做出不同的贡献”。但是，自然选择下群体基因库中基因频率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新种的形成。还必须通过隔离，首先是空间隔离（地理隔离或生态隔离），使已出现的差异逐渐扩大，达到阻断基因交流的程度，即生殖隔离的程度，最终导致新种的形成。^[1]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杜布赞斯基《进步过程的遗传学》一书的发表（1970年）为标志，在原来综合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了现代达尔文主义的新综合理论。新综合理论亦称分子水平的综合理论，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进化的选择机制的研究方面，它回答了原来的综合理论难以解答的问题。在选择机制的研究中，杜布赞斯基的工作表明，自然群体是极其异质的，即存在明显的多态现象。他认为，生物之所以会在杂合状态中保留许多有害的、致死的等位基因，是因为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多种选择模式。其中有消除有害等位基因的“正常化选择”（normalizing selection），在位点上保留不同等位基因的“平衡性选择”（balancing selection），促使有利突变等位基因频率增加的“定向选择”（directional selection）。^[1]

在现代综合进化论看来，自然选择是连接物种基因库和环境的纽带。基因的突变是偶然因素，与环境没有必然的联系；而选择是反偶然的因素，它自动地调节突变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把偶然性纳入必然的轨道，由此产生了适应和上升的进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选择不仅起过筛的作用，而且在物种形成中有创造性的意义。^[1]

现代达尔文主义重申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在生物进化中的主导地位，并用选择的新概念（“选择模式”）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许多难点，否定了获得性状遗传是进化普遍法则等流行很久的假说，使生物进化论进入现代科学行列。但是，这一学说的实验性工作基本上限于小进化（种内进化）领域，对于大进化（种间进化）基本上未超出类推的范围。同时对一些比较复杂的进化问题（如新结构、新器官的形成；生物适应性的起源；变异产生的原因问题；分子水平上的恒速进化现象；生物进化中出现的大爆炸、大绝灭等）还不能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