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坦·凡勃伦

托尔斯坦·凡勃伦，英文名ThorsteinB.Veblen，1857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马尼托沃克县卡托镇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的小农场。他生长在威斯康星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乡村。他的父母重视教育，鞭策孩子们出人头地和不断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卡尔顿学院，凡勃伦跟随约翰·贝茨·克拉克学习经济学，克拉克最先阐明了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接着凡勃伦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师从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Peirce）学习哲学，皮尔斯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期间，他还师从美国经济学会的创立者、杰出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Ely）研修政治经济学。尽管拥有如此显赫的老师，凡勃伦还是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非常不满，因而转学至耶鲁大学。在那儿他跟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Darwinist）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GrahamSumner）研究哲学，并于1884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29去世。

凡勃伦涉足学术领域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从卡勒顿学院毕业后，凡勃伦先到当地的一家学院任教，由于学校倒闭，他又重当学生，进入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习哲学。此时的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大本营，查尔斯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约翰 · 杜威（John Dewey）等大师云集于此。依常理来说，能够师从皮尔士，凡勃伦应感到三生有幸，然而，他却难以适应保守的学校氛围，在申请助学金受挫后，毅然转学到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师从社会学家威廉 · 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萨姆纳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凡勃伦的理论倾向。经过两年半的学习，凡勃伦于1884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拥有博士学位后的凡勃伦，依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回到明尼苏达州的家里过起了“啃老”生活。他可以不干农活，一天到晚，除了阅读就是思考，间或同农忙归来的家人聊天。时光如梭，眨眼间七年的时间就过去了。这“无所事事”的七年，表面上一事无成，实际上是凡勃伦最重要的学识积累时期。1891年，凡勃伦重新出山，继续当学生，进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注册学习研究生课程。在康奈尔大学，凡勃伦受到资深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士 · 劳克林（J. Lorence Laughlin）的极大赏识。1892年，当劳克林受邀到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创办经济系时，唯一的条件就是带上凡勃伦。自此，凡勃伦总算告别了学生年代。

1899年他的散文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横空出世，一举确立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凡勃伦的传记作者约瑟夫 · 道夫曼（Joseph Dorfman）指出：“一夜之间大学校园里的语言就改变了，凡读过凡勃伦著作的人，从他们的讲话中就能分辨出来。”而凡勃伦早年的老师克拉克则“对他的成功非常高兴，声称凡勃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半个多世纪之后，加尔布雷思认为，“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出版的著作只有两本仍有人在阅读：一本是亨利 · 乔治（Henry George）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另外一本就是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按照加尔布雷斯的说法，《有闲阶级论》是一篇有史以来论述社会势利和虚伪的内容最广泛的论文，在这部传世之作中，凡勃伦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从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学科旁征博引，论述人类社会生产制度以及金钱制度的发展演化，指出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制度，同过去的社会生活和环境相适应，同当下的要求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制度必须不断变革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凡勃伦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和托拉斯的崛起，同社会的这一变革紧密联系的人是产业工人和技术工程师，而“有闲阶级”则由于身处“有所荫蔽”的位置，对社会的变革并不敏感，他们往往在更大的程度上保持着以往的制度，从而构成了社会的守旧因素。除此之外，有闲阶级身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具有“明显浪费”的特点。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的消费不是为消费而消费，而往往出于炫耀的心理，因此，对于有闲阶级来说，购买与否不在于是否物有所值，而在于能否体现买主的实力和地位。物品的价格越高，购买的欲望反而越强烈，这就是著名的“凡勃伦效应”。有闲阶级的行为，不仅浪费自己的财富，其老派的行事方式以及金钱投机行为，甚至会破坏机械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批判，掩藏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复杂的用语和严密的论证后面，所以，凡勃伦的学生韦斯利 · 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说：“必须具备很高的水平，才能欣赏他的作品。”虽然《有闲阶级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凡勃伦却很失望，他认为“那些对之表示高度赞扬的人都误解了书中的信息”。的确，在凡勃伦的一系列作品中，《有闲阶级论》最为成功，也几乎包含了他的全部思想，却并未充分展开。例如，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意识到企业追求利润和制造产品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这一思想成为他下一部著作的主题。1904年，凡勃伦出版《企业论》，对“生产职业”和“金钱职业”进一步区分，揭示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建立在机器生产过程基础上的有序理性同股东和经营者追逐利润之间存在的深刻冲突。基于上述认识，凡勃伦开始寻求理论上的解决之路，这成为他晚年的主要追求。在一定意义上，凡勃伦从“有闲阶级”的论证到对“企业”的行为分析，对管理思想的影响至今尚未充分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凡勃伦本人，他深刻地观察到机器化大生产的理性过程和经营者追逐利润的深刻矛盾，但却没有把这种认知引向组织与管理方面的深入研究。所以，制度经济学对管理思想的影响，凡勃伦只是开了个标志性的头，而绕过了组织与管理本身。

《有闲阶级论》和《企业论》，为凡勃伦带来了巨大声誉。但是由于他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对其他经济学家的成就嗤之以鼻，加上他那种“不规范”的写作风格，其著作遭到其他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意忽视。另外，由于凡勃伦在男女关系上向来不检点，时常与同事的妻子甚至女学生发生桃色事件，所以凡勃伦在芝加哥大学的处境并没有太大好转，仅仅由助教升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年薪1000美元左右。

1911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凡勃伦进入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任教。1914年，凡勃伦同安妮 · 布拉德利（Ann Fessenden Bradley）结婚，遗憾的是，1918年安妮罹患精神病，并在两年之后撒手人寰。在密苏里大学，凡勃伦系统化自己的理论观点，出版了《劳作本能和工业技艺的本能》（The Instincts of Works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同时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先后出版《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和平的本质》（The Nature of Peace）等小册子，剖析世界大战的根源，寻求长久的和平之道。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凡勃伦离开密苏里大学，来到华盛顿的联邦食品管理局（the Food Administration）工作。他很快发现自己不但不适合学校，而且更不适合官场，旋即辞职，开始担任纽约《日冕》（The Dial）杂志的编辑。利用职务之便，凡勃伦在《日冕》杂志发表了许多评论性文章。1919年秋季，凡勃伦离开《日冕》编辑部，同韦斯利 · 米切尔等学者在纽约筹办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力图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高等教育实践。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既包括了有钱的富人，也包括了未开化的上层穷人。他一直认为，在现代社会，有闲阶级是社会的消耗性群体，而工人阶级则因将全部精力用于谋生，不能长远地思考社会问题。因此，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同机器大生产紧密联系的技术工程师阶层，并由此产生了他的“专家治国”观点。他主张社会经济应该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掌握。这种专家治国思想使他陷入了某些偏见。例如，凡勃伦曾经热情支持俄国的十月革命，认为俄国的胜利是专家的胜利，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让他再度失望。凡勃伦的理论，立足于对财产制度和生产制度两类制度变化富有洞见的比较。在朋友介绍下，凡勃伦认真研读了甘特（Henry Laurence Gantt）和库克（Morris Cooke）的作品，发现自己同这些科学管理的倡导者不谋而合。在凡勃伦晚年，他不仅撰文积极支持专家治国理论，而且亲身实践，聘请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领导人库克到新学院组织工程师运动。然而，库克认为凡勃伦的观点过于脱离实际，最终导致其合作关系不了了之。1921年，凡勃伦出版《工程师与价格系统》（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概括了自己在专家治国方面的理论成果。

到凡勃伦晚年，他的理论观点逐渐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同。1925年，美国经济学会邀请凡勃伦担任年度主席，凡勃伦却认为这项荣誉来得太迟，傲然谢绝了这一邀请。1926年，凡勃伦从新学院退休，在继女贝基的陪伴下到加利福尼亚州度过晚年。这一时期的凡勃伦，已经对美国资本主义彻底丧失了信心，转而开始研究北欧神话故事，甚至以挪威语写作，借以寻求精神寄托。1929年8月3日，凡勃伦逝世。

凡勃伦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最尖锐、最诙谐的批判者之一。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及其本人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都强调了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此外，凡勃伦将个体行为看成是习惯、嫉妒以及其他心理特性所激发的结果，而不是受理性与利己主义的驱动。凡勃伦运用这些行为特性来诠释经济所经历的规律性变化。

以后的七年，他独自在埋头苦读中度过，终于他决定改行；因此他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凡勃伦和他在康奈尔的导师J·劳伦斯·劳克林（J.LaurenceLaughlin）一起来到芝加哥大学。在此他执教14年，尽管他写了两部非常成功、赢得评论界赞誉的著作（凡勃伦，1899，1904），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并编辑了享有盛名的《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但从未晋升至助理教授之上。

离开芝加哥之后，凡勃伦经常在大学行政管理层的“激励”下，不停地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找工作。他的部分问题是他与年轻的女学生及教员们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另一个问题是他的刻薄的批评——尤其是对学术界及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使他难以与同事们接近。更麻烦的是他从不关心诸如全系会议、参加班级活动、上班时间以及打分等这些学院仪式。他通常在不考虑学生学习质量的情况下给他所有的学生都打个“C”。最后凡勃伦老师出了问题。据多夫曼（Dorfman，1934）所述，凡勃伦在课上“喃喃自语，神思恍惚，经常跑题。

凡勃伦的离奇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出名。多夫曼（1934）报道说，凡勃伦用盒子布置他的住所，并将这些盒子当做桌椅使用。他强烈反对整理床铺之类的世俗的家务琐事，认为是浪费时间。脏盘子被堆在盆里，直到没有干净的碟子为止，然后再用水管冲洗。据迪金斯（Diggins，1978）讲述，凡勃伦20世纪初在密苏里大学任教时，住在一个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并通过地下室的窗户进进出出。

凡勃伦的经济学和他的生活方式一样离奇。当其他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象牙塔内研究人类行为时，凡勃伦则根据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人类行为。对于凡勃伦来说，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很多，他将这些其他力量导入经济学分析中。同样，他通过从其他学科获得的见识努力拓宽和丰富经济学。

利用从其他社会科学中获得的见识，凡勃伦拒绝如下的经济假设，即大多数人类行为都是理性的，人们仅寻求自身的快乐。相反，他发现人们的行为举止是非理性的，人们遵循习俗与习惯，而不是力求效用最大化。事实上，凡勃伦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完全颠倒过来，认为是人类制度及经验帮助人们决定该相信哪些行为是愉快的，哪些是痛苦的。

凡勃伦的第一部著作使他一举成名。《有闲阶级论》（TheTheoryoftheLeisureClass）（凡勃伦，1899）反对将消费视作实现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的传统观点，同时他也驳斥了认为个体通过内省来决定他们消费不同商品所获取的幸福的观点。凡勃伦发展了消费的文化理论，取代了这些观点。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的非理性都将决定人类的消费。

凡勃伦认为，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给他人留下印象。凡勃伦称之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consumption）。然后他继续为这种现象提供历史性说明。他论证了非生产性消费在早期掠夺性文化的情形下是人类威力与尊严的标志。在较为现代的文化中，炫耀性消费包括各种炫耀——将贵重礼物送人、驾驶豪华赛车、举办奢侈的宴会等。这些行为证明了一个人的财富及重要性。即使在较低经济阶层的家庭中，也存在其中一个配偶呆在家里而不到市场上打工赚钱的现象，通过这一点也能证明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学说破坏了传统的经济人的观点。货币支出并不是因为它给个体消费者提供了效用，相反，炫耀性消费学说认为，消费者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邻居嫉妒，以及跟上其朋友及邻居的消费水平。

这种分析形成了几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买了豪华轿车是为了让我的邻居嫉妒，我的邻居为了赶上我也买了类似的轿车，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富有。我们双方都有更豪华的轿车，但我们都未能在对方面前炫耀自己。

情况会比这更糟糕。假如我的邻居为了让我嫉妒，买了一辆比我更豪华的轿车。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付出更高的代价购买了更加豪华的车型。这个过程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即我和我的邻居不断地购买更为豪华的轿车。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我们双方的处境都将极度恶化——我们因为买了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产生了大量的债务，我们卷入这场竞赛中，谁也未能取胜，这对我们双方的破坏性极强。由于人类对于效仿及驾驭别人之上的欲望，人类的决策事实上也许会减少个人的福利。

炫耀性消费也破坏了消费者的理性与消费者主权（consumersovereignty）。一旦认识到消费方式源于风俗习惯，那么消费就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一旦意识到消费方式要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文化能够影响消费决策，那么消费者就不再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再购买什么的自主个体。再者，人都有缺陷，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因而他们在试图做出消费决定时要注意广告、文化，以及其他人的做法。凡勃伦认为他们并不是那种被动的代理者，只会把从从事不同的事情或消费不同的商品中获取的乐趣累加起来。

凡勃伦（1904）除了研究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同时也研究了20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由机器及强盗资本家主宰的工业经济的崛起、道德体系对控制现代商业力量的无能、严峻的经济周期，以及近似于垄断的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兴起。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都在集中精力研究经济如何朝着稳定的均衡方向发展，而他却与众不同，试图理解、解释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变化。

朝着这个研究方向，凡勃伦将商业活动与机器加工区分开来，并类似地将资本家与工程师区分开。在凡勃伦看来，商业企业是由那些仅对谋取利润感兴趣的资本家经营管理的。资本家是对赚钱，而不是对商品感兴趣的剥削者。商品可以品质低劣，毫无使用价值，只要它们能够赚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相反机器加工是生产产品时使用的技术程序。这些加工是由工程师设计和运作的。和资本家、商人不同，工程师关心生产力、实用性及效率。与商业活动不同，机器加工重视技艺。它的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用商品，能够满足人们关于饮食、建设性工作的需求以及人们的好奇心。

商业活动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凡勃伦，1904）。商人借款是建立在预期未来利润的基础之上的。借款扩大了经济活动并提高了商品价格，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利润。在他们的预期得到确认时，商人对未来的利润更为乐观。随着事态的顺利进展，商人能够贷更多的款，赚更多的钱。然而，在某些时候，出现了对持续利润的忧虑，一些商人发现赚钱机会逐渐减少。贷款被收回，一些小企业开始破产，随之而来的便是萧条。停滞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商人们看到能谋取更多利润的充分机会，并乐意贷款并扩大业务。

与20世纪早期其他著述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凡勃伦没有看到经济制度走向均衡的趋势，他看到的是毫无止境的动荡与不稳定。因而凡勃伦认为，任何关于经济是如何达到均衡的分析都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分析要想科学化，就必须随时关注制度的变革，而不是关注经济移向静态均衡点的方式。

那么凡勃伦认为这个过程将往何处发展？凡勃伦有点天真地认为，机器加工和工程师可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很多经济问题。机器加工将允许生产和分配更具有计划性。它将允许我们废除价格体系。同时，一方面它将结束失业的浪费，另一方面将消除炫耀性消费的浪费。

凡勃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期最著名的两三个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来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结果，凡勃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