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帮助下,由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于1933年在华北地区察哈尔组织部队进行抗日斗争,是中国爱国将领冲破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政策而进行一次的抗日壮举。
1933年初,日军向塞外重镇多伦进犯,察哈尔省危在旦夕。当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中共党员)、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
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1月成立了张家口特委,并陆续派宣侠父等许多干
部,支持冯玉祥抗日。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许多群众团体、社会名流以及高级将领纷纷致电冯玉祥等表示支持和祝贺。中国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共产党领导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装也加入了同盟军,从东北、热河到察哈尔,愿意抗日的部队,都云集于同盟军的旗帜之下,这样同盟军迅速发展到十几万人。从1933年6月到7月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四座县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
由于遭到日蒋夹击等原因,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1933年8月,冯玉祥离开张家口。9月底至10月中旬同盟军遭到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避往天津,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北平英勇就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其抗日精神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运动,其抗日业绩永垂中华民族史册。
193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指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团结一切力量来保卫平津、华北,与日本强盗作战。”同日,冯玉祥即发出通电响应中共的号召,在察哈尔省府张家口揭起抗日旗帜。他宣布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就任该军总司令一职。同一天,冯玉祥还公布了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组成人员的名单,继而宣布了同盟军“第一步先行收复察东失地,第二步收复热河,第三步收复东三省”的作战计划。聚集察哈尔省的各部将领纷纷通电表示响应。
1933年5月,共产党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前线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察哈尔地区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冯玉祥公布的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名单中,很多重要的职务由共产党员担任。据统计,在同盟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有300余人,在军中起着骨干作用。中共组织还发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青年学生成批地参加同盟军,不堪忍受侵略的广大工人、农民也踊跃地加入同盟军。由于各方的热烈拥护与积极支持,不到一个月,同盟军就迅速由成立时的几千人扩大到10余万人。此后,抗日同盟军抓紧时机进行组编整训。
6月15日,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张家口新村举行。冯玉祥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者61人,吉鸿昌、宣侠父和张慕陶出席并被选为军委会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了与中共提出的抗日时期的政治纲领同一方向的同盟军纲领。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师北上,收复察东失地。中共也组织“三人团”随军出发。抗日同盟军由于有共产党人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沿途又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所以全军士气高昂,所向披靡。
抗日同盟军在察北前线直接与日伪军作战,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失地。经过血战,又于7月12日克复了被日伪军占据72天的察北重镇多伦。以上战役,击毙日伪军1000余人。继而同盟军乘胜追击,将日、伪军全部逐出察省。[1]
冯玉祥的举动,与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抵触。蒋介石一面欺骗舆论,一面加紧调整军事部署。7月中旬以后,冯玉祥与南京国民政府间的僵持局面日趋严重,国民党攻察部队与抗日同盟军之间已成剑拔弩张之势。7月28日,蒋介石向冯玉祥发出“俭电”,提出最后通牒。但是同盟军收复察东的胜利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支持,使南京国民政府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不敢贸然进攻同盟军。8月9日,冯玉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1]
察哈尔抗战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对揭露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这一爱国壮举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也体现了在国民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抗日御侮的愿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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