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八首
其一
弱冠弄柔翰[1]
其一
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写作文章;才学出众,博览群书。
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辞赋以《子虚赋》为楷模。
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传到京城。
我虽然不是将士,但也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的兵书。
放声长啸,啸声在风声中激荡,志气豪迈,哪里把东吴放在眼里。
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
消灭江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
功成之后,不受封赏,从此告别官场归隐田园。
其二
深涧底下郁郁葱葱的高大的松树,山顶上一棵青青的小树苗。
那仅有一寸粗的小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
世家大族子弟占据高官之位,出身寒微的人却沉没在低下的官职上。
这是出身地位使他们如此,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金、汤家族凭借祖先的世业七代做汉朝的贵官。
冯唐难道没有伟大的才能吗?可是年纪很老了还没有得到重用。
其三
我仰慕段干木,使秦国偃旗息鼓不敢进犯魏国。
我仰慕鲁仲连,谈笑之间使秦军撤退。
可贵的是在世上不受富贵笼络,在人家遭难时替人家排难解忧。
立了大功却不受赏赐,高尚的气节与众不同。
交给他们官印不肯接受,难道还肯接受圭璋?
成串的官印光耀门庭的事,却好像浮云一样与他们自己无关。
其四
京城内玉侯的住宅富丽堂皇,显贵的冠服车盖充满道路。
朱色的车轮在长长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朝朝暮暮,不是在金、张家,就是在许、史家。
这些贵族高官之家不是这家“击钟罄”,就是那家“吹笙竽”。
寂静的扬雄家,门前没有一辆卿相的车。
扬雄在幽静空廓的屋子里写《太玄经》,阐述玄远虚无的道理。
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拟司马相如赋写作《长杨》《甘泉》等赋。
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扬雄的名字闻名于四面八方。
其五
晴朗的天空,耀眼的阳光照耀着神州大地。
洛阳城皇宫里一排排高耸的建筑,飞檐如同浮云。
在高门大院里,居住着许多王侯。
自己本来就不是追随帝王以求仕进的人,为什么忽然到这里来游览呢?
穿着粗布衣服走出阊阖门去,迈开大步去追赶许由。
因都城生活龌龊,所以坭衣高岗,濯足长流,以去尘杂污秽。
其六
荆轲在燕国的都市里饮酒,酒性正浓,气概则更为不凡。
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相和,甚至激动得流下眼泪,旁若无人。
虽然没有像壮士那样取得成功,但与世俗的人们比较明显不同。
荆轲高视不凡,四海尚且觉得小,那些豪门势族难道还值得一提吗?
高贵的人虽然自以为贵,我看他却像尘埃。
卑贱的人虽然自以为贱,我看他重如千钧。
其七
主父偃游学未遇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都很轻视他。
朱买臣因为原先采樵为生,他的妻子改嫁而去。
陈平没有产业,居住在背靠着城墙的穷巷。
司马相如偕卓文君回到成都,家中空无所有,徒立四壁。
这四个贤人难道不伟大吗?他们的遗业垂名青史。
但当他们没有发迹的时候,担心因穷困而死。
英雄也有艰难的处境的时候,从古以来就是如此。
哪个时代没有奇才?有的人一生不遇埋没在草野之中。
其八
被关在笼中之鸟,虽然屡次要飞,但扇动翅膀就碰上了笼子的四边。
与人疏远难舍的穷巷的士人,抱着自己的影子独守空空的草房。
出门去没有畅通的道路,枳壳树和荆棘挡住了前进的路途。
虽然有好的计策也不被人采用,处境困难好像干涸的池塘之鱼。
在外没有微有的俸禄,回顾家里没有一斗米的储藏。
亲戚们都轻蔑他,朋友也一下子就疏远了。
苏秦向北方游说燕、赵等六国合纵抗秦,李斯西入秦国上书。
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荣华富贵,一忽儿又被杀死。
偃鼠到河里饮水不过喝饱肚子,并不想有什么余存。
鹪鹩在深林里栖息,只是借一枝树枝,它们实在可以为达士的楷模。
《咏史八首》写于左思早年,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晋武帝泰始元年(273),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泰始元年(273)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朝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咏史八首》作于太康元年(280)以前。[1]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晋武帝泰始元年(265),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像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辟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1][2]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
南朝钟嵘《诗品》:“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
明代胡应麟《诗薮》:“太冲题实因班(固),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
明代刘熙载《艺概》:“左太冲《咏史》似论体。”
清代张玉榖《古诗赏析》:“或先述己意,以史实证之。或先述史实,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与史实暗合。或止述史实,与己意默寓。”[3][4][5][6]
左思,西晋文学家。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生卒年不详。他家世业儒学。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泰始八年(272年)前后,因其妹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太安二年(303年),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左思作品旧传有集五卷,今存者仅赋两篇,诗十四首。《三都赋》与《咏史》诗是其代表作。左思的作品收录于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