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

杨昌济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4]

清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二十一日（农历），杨昌济诞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杨家（今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5]杨家原居长沙县金井的蒲塘，十八世纪末，在杨昌济高祖父时迁移至此。

杨昌济，字华生，一九零三年留学日本前改名怀中。父亲杨书祥情，宇书樵，读过不少古书，但积学不第，长期在乡下教私塾。母亲向氏，出身于理学世家，住平江石洞。杨昌济的长兄杨昌运，字荣生；一个姐姐，弟弟杨昌恺，字瑞生，过继给叔父为子。杨昌济排行第三。

清光绪三年（1877年），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6]

入学第二年（1878年）父亲病逝，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杨昌济开始了一个人求学之路。

光绪十四年（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姐向振熙结婚。^[4]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应长沙县学试，补邑庠生，为学政张亨嘉赏识。张亨嘉取士不重八股，重通经史，留心经世之学，很欣赏杨昌济的才识。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家乡教私塾，同时继续准备举业，潜心研究宋明理学。《达化斋日记》从这年记起，其内容大多记述其排除各种杂念专心读书的心得及个人思想修养、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经验体会。

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家乡教私塾。生一女名杨琼。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昌济对战事十分关心，见清兵一败涂地，而清朝当局还一味妥协，非常着急。冬天，写《杂感》诗八首，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虑。同时，对清政府仍然存在幻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同年，儿子杨开智出生。

戊戌变法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杨昌济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这一年，长女杨琼不幸夭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昌济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11月，女儿杨开慧出生。杨开慧（1901—1930），号霞，字云锦，湖南长沙板仓人，杨昌济之女。1920年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杨开慧则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整整3年。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她拒绝退出 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随之被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参加赴日留学考试 ，获官费留日资格，回乡作出国前的准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启程前，改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杨昌济从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是年，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杨昌济留学英国，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宣统二年（1910年），在爱丁堡文科学习。同时注意研究英国教育状况、英国国民生活习俗。

宣统三年（1911年），在阿伯丁大学文科学习。四月，“广州起义”失败，革命者牺牲很大。杨昌济、杨毓麟闻之痛极。七月（农历六月），杨毓麟感国事日非，加之脑疾复发，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而死。杨昌济对老友逝世极感悲痛，亲自为料理后事，并写《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以志纪念。十月，武昌起义成功，送别章士钊回国。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阿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故乡长沙。

1913年回到湖南后，湖南督军谭延闿想聘请他当省教育司司长，辞不就，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十月，袁世凯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汤一到任，即将杨德麟等逮捕枪决。杨昌济曾为营救杨德麟四处奔走，对袁、汤屠杀革命党人无比愤慨。

1914年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任第一师范修身、教育学两科教员，下半年只教修身课。夏天，所著《论语类钞》由宏文图书社出版。

1915年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一师修身课。一师学生毛泽东等发起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学籍，杨昌济与徐特立等教员出面，要求张收回成命。对毛泽东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杨昌济认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7]

1917年上半年，仍任湖南高师教授，兼任一师修身、教育学教员。向《新青年》推荐发表毛泽东（“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北洋政府决定撤销湖南高师，杨昌济坚决反对。为此，他与同仁呈文湘政府，历数保留高师并创办湖南省立大学的重要性。他还特地写信给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留日同学范源濂，力争保留高师，同时请他解决学校钟点过多、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下半年，高师奉命撤销。经湖南省政府备案，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由杨昌济等人主持其事。之后任湖南商专教务主任，兼修身课教员，同时任一师修身教员。在湖南任教期间杨昌济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并促成新民学会的成立。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是杨昌济的三位得意弟子，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

1919年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并参与发起北大哲学研究会，著文号召青年敢说敢做。杨昌济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并告诫他们自己平身“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志愿。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临终前曾致信好友章士钊（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归葬长沙县板仓。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主要参考资料来源^[8][4][9]）

杨昌济部分个人著作(2)著作：《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治学篇》《劝学篇》《伦理学之根本问题》等^[9]

译本：《西洋伦理学史》等^[9]

就学术思想的总体而言，杨昌济的学术思想充满着进步主义的色彩，杨昌济的学术思想在我们近代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教育学上，他考察了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教育系统后，将国外完善的教育学理论引入中国，提出了教授、训练、养护的教育办法，即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模式。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在伦理学上，杨昌济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可谓是振聋发聩，他给予了当时的封建卫道士狠狠地一击，从科学的角度破除了长期以来封建伦理道德对我国伦理道德思想的禁锢。杨昌济是我们近代系统引进西方伦理学思想的第一人。

杨昌济的学术思想具有：（一）贯通古今，博通中外；（二）有批判的吸收和借鉴；（三）折中调和的相对保守；（四）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贯穿始终等特征。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承接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而来，又接收了西方泡尔生等教育家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以道德教育为中心，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方面内容；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

杨昌济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精神，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

杨昌济还教育学生要注重身体力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就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讲求实际。他还认为，要做到身体力行必须珍惜时间，兢兢业业地按时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强调“凡事有可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

杨昌济为了更好的教育自己的学生，不断对教育进行深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教学思想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教育的本质。在杨昌济看来，所谓教育是“有目的、备方案，予人以意识的感化”。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仅概括了教育的三要素——教育的主体（人）、教育的客体（人）和教育的目的（感化人），而且还包含了教育的性质、任务、对象和方法等内容，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对教育本质的认识，看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即感化，教育是一个教育者感化受教育者的互动过程，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心灵颤动另一个心灵的互动过程，它充分尊重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关于教育的目的与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因此，他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重要性，以便使他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进步，养成一种“公共心”。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竞争型人才；二是管理型人才；三是科技型人才；四是实业型人才；五是教育型人才。而在这五种人才中，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型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关于教育的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倡民族之精神”，“救人心之陷溺”，图社会“根本之革新”，最终达到感化人之目的。

其三，关于教育的方法。杨昌济对启发学生智力的教育方法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教授”，二是“训练”。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当然，两者的目的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教授”的目的是为了授予学生以智识，培养其“发达身心之能力”；而“训练”则主要是端正学生的意志和性格的发展方向，使他们养成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习惯。

第一，体育事关国家之兴亡。

杨昌济重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强调人的身心同样需要锻炼。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会缺乏勇毅的精神和坚忍的意志。对恶劣的环境没有抵抗力，平时吃不得苦，耐不得劳。 学问和事业的成就会大受影响，而国家的独立，繁荣有赖于建立强大的海，陆军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又来源于国民体质的好坏，因此一个国家若不注重体育，人民体质羸弱，国势必然衰颓。他还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没有尚武精神和刚强的民风。因此 ，他指出 “国家之兵力，国民之生产力，无不关系与体育。“ 体育对于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杨昌济已经意识到了体育的重要性，提出国民要加强体育锻炼。但这是建立在强种强兵，救亡图存的思想基础上，他注重的是体育的社会功能，强调了体育真正的目的是增强体质、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

第二，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

首先，积极养护体质，杨昌济特别重视积极养护 ，他认为体操 “既使之强壮，又使之健美 ，又使之敏捷，三者毕皆体育之目的可谓已达矣”。即体操能使人的头、腰、手、足和全身都得到活动的机会。能促进人体各个部分的均衡发展；能促进人体形成良好的身体姿态, 避免弯腰驼背, 使体型更加健美；还能提高人的力量 、 柔韧、 灵敏等素质, 三者加在一起便是体育健身之目的。因此 ,他主张中、小学都开设体操课, 社会上的成人也可坚持体操运动 。

其次，消极养护体质，所谓消极养护：是指保护学生的身体免受损害，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杨昌济强调教师和家长应加强养护，注意防止发生事故。青少年由于生性活泼，喜欢各种游戏运动。因此遇到意外的可能性也多，这是学校老师必须注意的，刀剪之类的锐器，家长必须谨慎收藏好，以免误伤；一些危险游戏也应该严加禁。

其三，减轻学业负担，杨昌济认为：“学生成绩能力之测定，不以钟点之多少，而以教材实质之善否、教授方法之合否、注意力集中与否、精力之充足与否为断。”为了追求优秀的学业成绩而加班加点的做法有损学生的身体健康，他提倡减轻学生负担。反对搞突击战、疲劳战。杨昌济不仅反对学校授课钟点过多，而且也反对给学生布置过多的家庭作业的做法。他认为家庭作业的分量一定要限制，否则会使学生疲于应付、脑力过损， 同时挤占了学生的娱乐活动和业余爱好。他说：“教师布置家庭作业，自以为尽心教授，而不知过犹不及。结果事与愿违，效果并不会好。”

其四，搞好个人与环境卫生，搞好个人与环境卫生是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基本保障，也是预防各种疾病的前提。杨昌济指出：”吾国人有一极大弊病，即不洁是也。衣服不洁，口齿不洁，体肤不洁，器具、书物不整，随地唾涕，当道便溺 ，浴室、厕所尤为不洁。而欲改良习惯，不可不赖教育。故教育者，必养成生徒爱清洁、爱整齐之习惯，断不许丝毫潦草 。”

关于个人卫生，他认为不仅要搞好皮肤卫生，勤于沐浴，还要注意保护视力卫生，他教育学生不要在黄昏时看书 ，不在光线暗淡处看书，眼睛与书要有适当的距离。

关于环境卫生，他强调学生活动的场所要干净整洁。须备痰盂、置纸篓等物 。严禁吐痰和乱扔纸屑；勤扫地，勤抹桌椅，常开窗保持空气的流通和新鲜；扫地前要洒水，用湿布抹黑板，以防止空气污染。他还特别强调了饮食卫生，指出 “不洁之物有害卫生，有法可设不思变计，是为忽视生徒之体育，长此不变，可为寒心。”因此，他主张将学校的 “会食制” 改为书院的 “分斋制” ， 以斋舍为单位，多设小厨房，并且每一小厨房招数人承办，由学生轮流进行检查监督。

祖父：杨万英

父亲：杨书祥；母亲：向氏

哥哥：杨昌运

弟弟：杨昌恺

妻子：向振熙

子女：杨开智、杨琼、杨开慧

女婿：毛泽东

（资料来源于^[4]）

北京杨昌济故居(2)杨昌济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5号，^[10]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小型民居建筑。1918年杨昌济（怀忠）被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全家从湖南迁居至此，当时为豆腐池9号，大门上挂“板仓杨寓”的铜制门牌。此院是一座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坐北朝南，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12米。如意大门一间在院子西南侧，硬山顶合瓦皮条脊。一进院有倒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均为硬山合瓦清水脊。西厢房已改建。北房三间为杨昌济先生自己居住，东厢房三间为女儿杨开慧所住。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为其他家属居住。

杨昌济墓位于长沙县开慧乡开慧陵园内^[11]，系与父杨书樵之合墓，占地约50平方米，墓冢为大圆顶形，冢前有石栏和石台。墓围以花岗石建造，前向敞口，呈八字形。围绕墓冢的墓围呈腰椎形，墓碑嵌在墓围上。1983年杨昌济墓连同杨开慧墓一道，以杨开慧烈士陵园的名义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12]

曹典球在《杨昌济先生传》评价杨昌济说：“湖南之师范教育，前清末年虽有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之设，大辂椎轮，不为无功。但至高师成立，始有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及哲学等课程，其规划皆先生所首创”。“先生自精研中国经史、性理诸学数十年之后，又继续在日、英二国苦学九年之久，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省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薰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是以湖南之师范教育，至先生讲学高师时，乃与普通各科诸教育有所区别。虽先生所采之英、德哲学诸书以作教材，多唯心派家言，然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

黎锦熙：杨君怀中，留学英伦及苏格兰有年，研究伦理教育，去年归自德，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科讲席，是书即其所编讲义也。语语自道心得，故说理精，自述经验，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学说，析其同异，无所牵附，故博而下凿；即《论语》之内容而析为类，自成系统，亦无碎义，故约而不拘。盖非仅学校讲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笃志自修者，得是书以为研习经训之途径，其于修己、接人、观世、知化之道，思过半矣。

蔡元培在杨昌济逝世后的挽联中写到：“学不厌，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师”。字虽不多，却高度概括了杨昌济的一代师风。

李肖聃在《杨怀中先生逝世再志》中评价：“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口进不已也。”

宏文图书编译社由当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人于1914年组织创办，主要工作是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

当时宏文图书编译社的同仁们还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在第一师范伦理课教员杨昌济的指导下，经常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13]

在杨昌济的教育、培养下，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在成长道路上深受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杨昌济强调“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毛泽东等则认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等人接受了杨昌济的思想观点，认为: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

在经世方法与手段上，早期湖南党史人物群体也曾一度致力于教育经世。蔡和森认为：“胡林冀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因此，他不仅自己想当一名教师，而且提议新民学会会员中 “多出几个小学教师”，“造幼龄之小学生”，他认为这是“远大之举”，不可等闲视之。

总之，在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成长的道路上，杨昌济无疑是起了一个启蒙先师的作用。毛泽东等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的早期言行，无一不受深杨昌济的影响。如果说，毛泽东等人在早期实践活动中，致力于教育经世的探求是失败了，但是，杨昌济以“欲栽大树柱长天”为核心的教育经世的目的和宏愿却是成功了，他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柱长天”的“大树”。

影视剧中杨昌济的影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