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南方人物周刊》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南方周末》出品的综合类人物周刊。

　　2004年，这个“人物”诞生之时，没有人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模样，能有多大出息。我们只是单纯地坚信，“记录我们的命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把这句话视为办刊的宗旨；“平等、宽容、人道”则是办刊的理念；而那些“对中国的进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彰显人类的向善力量和深遂驳杂的人性魅力的人”则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在2004年“风尚媒体大奖”中获得新锐大奖，被评为：“嗅觉敏锐，报道内容、风格，角度富有冲击力的媒体。”

　　2005年，本刊入围《新周刊》年度杂志，《今传媒》最具潜力媒体。

　　2005年，我们推出的“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和“中国魅力50人”等专辑，受到极大关注，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据新生代年度第三方调查结果，2005年上半年，在京、沪、穗、深、蓉五大中心城市，《南方人物周刊》以明显优势排名新闻类期刊读者数量第一及阅读率第一；

2005年底，全国近五十个中心城市的发行总量达到36万册。

　　如今，它已被誉为中国最具成长性的媒体，承载着众多的荣誉与期待。但它不会改变初衷，不会将视线从“人物”转移到物质那儿去，转移到资本那儿去，移到任何时髦的泡沫那儿去。它将一如既往地打量那些和我们一样、也和你们一样的人物，它将最大限度地撕掉神话和误读，抵达人的真实、时代的真实。

何三畏：中国特色的爱情市场

      当今世界的神奇之处在于，与时俱进的人文观念和相当于中世纪人文水准的事件同时呈现。6月19日，瑞典公主维多利亚与平民出身的私人健身教练举行婚礼。一个美丽童话的现实版。跟童话的过程一样，他们的爱情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考验，战胜了世俗和君统。

      而这并非绝无仅有的故事。经过二战以来的人文精神洗礼，公主和平民世界的白马王子的故事时有发生。以真实的爱情以为基础的婚姻，超越地位和金钱的不平等，越来越成为平常的现实。它不免令人想到，人类的美好故事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也是在这一天，在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一场调高扬着金钱的旗帜的婚姻买卖正在高调开张。这是“18位个人总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富豪全球甄选佳丽”的壮举。富翁的“爱情入场券”为18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在这个国家为底层儿童建造一所“希望小学”的费用。这个国家的最为古老的神秘相面术也派上了用场。相术士煞有介事地握着趋之若鹜的小姐们的手掌，婆娑着她们的下巴和额头，以断定她们是否具有“旺夫相”。此外还有“心理素质”笔试。一道一道的关口呢。

     富翁们想的什么，看看他们对姑娘们的身体的“细致入微”的要求，就知道了。例如，年龄比自己小20岁，身高要1.65米以上，身材要“黄蜂腰、蚂蚱肚”之类。但反过来，对进入这场豪门游戏的富翁们的“素质”，则是不作要求的。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有钱难道还没有素质吗？！这是经过这个社会的许多阶层通约过的共识。前来参与这场“爱情游戏”的女子，应该是默认了这一前提的。坐在宝马车厢里，不是不可以只笑不哭，但即便在宝马车里哭泣，总比自行车后座上的感觉要来得实惠。

     报道说，广州“海选”的当天，吸引了近千名女性参加，“竞争激烈”。而全球约有5万女性通过网络、电话报名，“其中不乏外籍华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类似的游戏已经多次见诸媒体了。我注意到，总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搞得最为火热。这是否意味着它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呢？随着各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否将在中国形成以区域经济状况为标志的，以各个档次的富翁为主导的婚姻市场？此外，我相信中国的任何一家公关公司都有组织这种“海选”的能力。尽管它不会操作另外的民主程序。其三，借助于互联网，中国富翁的婚姻市场终于为国扬威，搞成了“全球性”的。不过，“其中不乏外籍华人”之外，到底是来自哪些国家和民族，我觉得她们的国籍和民族背景还是有意思的，新闻应该接着披露。

     据说有这么一个测试题，经常用于在大学校园去测试高年级的女生：现有已经功成名遂、腰缠万贯的男士，你对他一无了解；还有一位是你的大学同学，才华横溢，前程似锦，但目前跟你一样一张白纸。问你选择哪一位？你可以想像，在目前的中国，答案会倾向于什么。但是在某些被我们国家认为生活腐朽，文化也不如我们先进的国家，选择却是倾向于后者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些腐朽的国家的女性，会那么热烈地投奔中国富翁的怀抱。如有外国女人踊跃报名，我想知道她来自哪样的国家。

     但我并不是要责备做出上述选择的中国女生，以及今天热烈地投奔这次海选的女性。她们的选择是合理的。女孩子的爱情观是时代脉搏的晴雨表，表示着一代青年对社会的现实公正的评价和未来机会的信心。一个有志气的男生，也不会以自己有才华，以指向未来的成功，带领女同学和你一起开始不知尽头的蜗居和房奴生活，去富士康去等待出头之日。即便女生愿意跟你一起去享受创造和成功的过程，你也放心不下，因为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未来是什么，未来太不确定了。

      但是，我对我们的媒体有一点意见。我们的媒体已经先于我们的姑娘，在富翁们高高举起的金钱面前投降了。它们倾向于津津乐道那些财富神话。它们不会指出，仅仅因为财富就可以征服爱情，并不是一个时代最美妙的牧歌，和一个民族蓬勃的精神象征。它们只乐于为富翁的“爱情市场”打下手。

　　不平等的学校建制，事实上成为了等级教育的载体，背离了现代教育的精神，使一代又一代的平民或贫困子弟的梦想被断送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你一生的道路和命运，在你出生时候，已经被写入一个公开识别的条形码，注册在社会的档案里。你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出生在小城市，还是大城市;出生在省城，还是出生在京城，你所成长的环境，升学的机会，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很不一样的。此外，即便你出生在大城市，但你是普通市民，你是企业子弟，你跟“大院子弟”，还是不一样的。君不见，今天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几所“著名幼儿园”、“著名小学”、“著名中学”?而它们在一个城市内的分布，拿省城来说，它就在省级权力机关附近。次一级的“著名学校”，就居于市级权力机关附近。再次一点，到各厅局级，至少也有“自己的机关幼儿园”。说白了，它们就是权贵子弟学校。

　　那个年代，国家再穷，在一个城市重点投入一两所中小学，那还是可以建得不错的。至少在80年代初期，中国就有“世界上最好”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此后，政府越来越有钱，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坚持了用公共财政向少数学校堆积的“不平等教育原则”，“重点学校”的办学条件更上层楼。与此同时，由公立学校主导的教育市场开始形成。完成了“优质教育”的大门从只向权力开放到向权力和金钱两条通道开放的历史转变。

　　不过，目前，“教育公正”和“均衡投入”已经成为有关官员的正式会话，“重点学校”的称号大概让人想起“大力办好重点学校”时期的“不均衡投入”吧，所以，现在一般称为“著名学校”了。“著名学校”向社会叫卖受教育权。面对“著名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巨大差距，学生家长毫无讨价还价能力。以致要通过市场掮客或权力线索暗通款曲才能购买得上。但还不是“教育市场化”的全部味口。“著名学校”纷纷随着城市扩张的步伐走出市区办“分校”，以及“公办民助”，或者“民办公助”。其实质就是引入公司化的收费主体，完成了收费“合法化”的转变。

　　这一“改制”在省级城市的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轮到地市级城市。《中国青年报》7月2日报道了某地级市在“改制”过程中的事件。它被概括为：教育局长自任董事长，“购买”国立学校实行高收费。这个故事其实是两部分：一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别具风光的过程。年前，某省一个拥有几所类似学校的“教育集团”发生教师工潮，当地的人们才发现集团老板是如何在教育改制的轨道上发财的。其二，是“改制”后的学校实行高收费，构成对平民子弟受教育权的剥夺。然而，这不过是在“复制”上级城市已经完成多时的“模板”，也就难怪当地政府对媒体的批评喊冤叫屈。

　　以下现象可以说明这一“改制”的浪潮在大城市之风靡：新时期中国的城市一般扩张了一倍以上，假如原来某个城市有一百所中学，按以前的传统，是按阿拉伯数字编序的。但在笔者有限的观察里，未见一个城市新区的学校，是在原来的排序基础上，从一百零一，一百零二……编排下去的，而都是原居于市中心的“著名学校”的“分校”或者它们的“互助”学校。它们往往穿着“XX外国语学校”、“XX实验学校”的马甲。最豪华的新兴住宅区，就是最著名的“分校”和“公私互助”学校，依次而降。几乎差不多有一点点“名气”的公立学校的招牌，都参与了这一改制的分肥运动。

　　眼下正是中小学生“升学选校”时节。教室里考学生，社会上考家长。它已经活脱脱成了一个“拼爹”的残酷游戏。2010年7月3日，某省会城市的“著名学校”宣称向全省招考200名高中生，6000名学生报考。红了眼的家长们挟数十万重金投奔而来，只怕买不到这一份“优质教育”。实际上，有三个轮级的收费路线图供他们选择：“本部”、“分校”和“互助学校”。家长们只要按规定投入这个缴费竞争游戏中。

　　其实，教育资源的紧张和教育市场的疯狂，是人为培养的。如果承认每一个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便不会堆砌远离平民的“重点学校”;而任何时候开始，实行相对均衡的教育投入和资源调配，已然形成的不平等便会迅速瓦解。不平等的学校建制，事实上成为了等级教育的载体，背离了现代教育的精神，使一代又一代的平民或贫困子弟的梦想被断送。当然，公立的“重点”或“著名”学校也是有必要的，但它存在的原则应该是公正，是“有教无类”，智力面前一律平等，而不是金钱无敌。但公立“著名学校”既已被送到市场上去狂奔，还衍生出了“合法收费”的载体，回归教育公正的道路就更加困难了。

　　“9·11”事件10年之后，拉登被美军击毙的消息，令中国的网络上腾起一股对美国的愤恨和英雄不再的悲情。5月2日中午，某著名新闻机构的一位资深人士接连发出三条微博，称“拉登是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世界第一汉子”，他虽然死了，但他“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反美的思想体系”。

　　这俨然令人想起中国语言对某一类人物离开人世时的崇高祭奠。也令人想起“9·11”事件爆发之时，同样是某著名新闻机构在美国访问的成员，不禁拍手叫好的新闻。当然，也跟当时他们受到国人的谴责一样，今天，这位先生的言论立即成为一个争议中心，大量的批评和谴责接踵而来。

　　几个小时以后，作者把三条微博删去，重新发了一条，称他的“本意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并且同意“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

　　这位先生出生于50年代，应该不乏政治阅历，而且从事“敏感职业”，他能在几个小时内就从“另一个角度”转向，把热情赞颂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反美思想体系”变成“人类公敌”，应该表明了两点：一、他本人不愿意，或工作性质“不方便”承担这一争议；二、以目前的人文环境，他转向后的观点，才方便拿上公共台面（至少我国公开的国家意识形态是这样）。

　　但实际上，拉登是“英雄”或“公敌”的争议，在中国的网络里扎根下来。某网络显示，持“英雄论”的超过半数。照正常逻辑，这应该引起官方的警觉，因为“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奇怪的是，在以删帖不打招呼为特色的中国网络上，宣扬和崇拜拉登的帖子反而不涉及敏感词。

　　写此文时，事件已经过了一个星期，笔者还搜索到一位80年代即步入学术界的先生的言论：“拉登是被压迫、被欺侮国家人民的英雄！中国人民对自己的苦难史有着切肤之疼！凡是有过这种经历的国家的人民，都不应失去对拉登的同情。恐怖主义只是西方强加到弱国人民头上的名词。中国人应有自己的分辨。”

　　这位先生一边颂扬拉登的“英雄壮举”，一边又不承认世上有恐怖主义，真不知道在他看来，什么才够得上恐怖！他已经为中国没有拉登这样的“人民英雄”感到忧愤了。然而，如果所有“被压迫、被欺侮国家”，都生长出一个拉登，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支持恐怖主义就是支持“不择手段的复仇”。它的逻辑是如此明晰，即弱者的反抗，反抗强国的霸权，因为弱者缺乏资源和武器，所以“不择手段”就是合理的选择。但是，我要说，任何一个现代人，想到“不择手段的反抗”，都应该和想到“不择手段的镇压”一样不寒而栗。世界上的人道灾难，大多是这样酿成的。

　　确实，非常不幸的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都不免充满血泪和不公正，大多数民族都能找到向另一个民族“复仇的理由”。中国近代是弱国，但说远一点，祖上不是也曾经阔过，打到欧洲，打过日本么。然而，无论是近代来自西方的欺侮，还是日本的占领，都不是以讨还几百前的血债为理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侵略，而不是“复仇”。

　　笔者知道，这里撞上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但是，我想删繁就简，不说当前的国际秩序，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并且中国也正在参与这种秩序，从而也应该为这种秩序负责，同时，也设定主权确实大于人权，以及美国确实在实行霸权。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是否愿意住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的纽约世贸中心大厦？或者坐在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飞临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的103号航班？

　　没人愿意。而恐怖主义的杀戮正是这样不加区别地针对公共空间。所以恐怖主义是人类的灾难。那么，如何“消灭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否应该把这个世界交给恐怖主义者以息事宁人？譬如，让拉登来主持以色列人的命运，让卡扎菲来规划世界秩序？或者只要让美国“退出”，世界就会更好？

　　这在中国应该是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此处也搁置不论。但是，恐怖主义不会给任何民族带来复兴，反恐还得进行下去，这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在拉登被击毙之后，世界主流舆论根本也没有讨论他是不是应该被消灭，而只是手段的合法性。这恰恰体现的是人类的进步和尊严。但中国却有一些体面人物，在宣扬恐怖袭击的“合法性”，并对拉登顶礼膜拜。这会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吗？

　　民间道德当然有相对败坏的时候，但它就像空气一样不能成为苛求的对象

　　何三畏

　　比通货更加膨胀的，还有道德。长期以来，流行着道德虚高症。最容易被设置为公共议题的，不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现实的公众利益，而是“道德事件”。当然，主要是对民间的道德批判。媒体对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表达，一定是扭扭捏捏、吞吞吐吐的，但对道德问题的谴责，一定是义正词严、悲愤昂扬的。你把道德论调拔得越高，越严重，越悲情，越煽情，越显示你道德孤高，无可辩驳。

　　最近的一个令人发指的例证。有媒体报道，一位88岁的老人街头跌倒，多人围观，无人施救，导致死亡。当天即令网络沸腾。第二天，笔者在网上查了几个城市的报纸，发现同一个城市往往有几家，都同时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发表了评论。而评论的观点异常的一致：公众的冷漠害死了老人。

　　本来这类道德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就在上述消息见诸媒体的第四天，舆论已经趋于平息，卫生部网站挂出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指出“发现老年人跌倒，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这令笔者当时眼前一亮，谁说卫生部只负责三聚氰胺的繁荣呢？这个指南就很值得称道。首先它的反应如此迅速。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扶起风烛残年的跌倒老人，可能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然后才是道德问题。

　　这原本应该是起码的卫生常识。然而，媒体拒绝道德以外的考虑。就像通货膨胀的时候谁不追涨谁有可能吃亏一样，在道德虚胖的时候，如果你不跟着它的论调走，就有可能沦为道德弱者。于是，卫生部就犯了煞星，媒体评论的标题，变成了“指南扶不起跌倒老人”、“谁来扶起跌倒的卫生部”之类。

　　媒体在“弘扬道德”的时候，历来上不封顶，也不怕漏洞百出。“冷漠围观，致死老人”这条消息短短300字，就给出了如此重大的结论。它很干脆地屏蔽掉了扶起跌倒的老人需要有医学和护理方面的考虑，也不告诉我们现场有没有路经此地的医护人员，在这至关重要的一小时，有没有人打过120。只说老人的直接死因是“鼻血堵住呼吸而窒息”，扶一下就没有事，所以公众应该负责。但就算事情真是这样吧，围观者先怎么知道事情是这样，而不是脑溢血或心脏病呢？

　　但评论人士为什么会跟着这样模糊的报道走呢？我只能说道德的武器使用起来太方便了。因为它指向的是公众，谴责的是民间，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下，这是最安全的声音。报纸的编辑乐见这样的外来稿，发完这样的稿子，即可回家安睡，而不担心在睡梦中接到催促回去换稿的电话：它政治太正确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又过了几天，媒体又报出，该跌倒去世的老太爷的夫人，同样是八十多岁的老人，随身揣了一个“跌倒施救免责声明”。这如果不是媒体的恶搞，就是老人有去街头“找死”的兴趣。但评论人士也很配合，应声答道：老人自带“跌倒施救免责声明”考问社会良知。

　　某些知识人士似乎觉得自己的道德水平高到了离谱的地步，以致大众总也追不上。而一切道德的祸水都蕴藏于基层大众。在一切“好心救助反被诬陷”的案例中，必须声援“好心”、谴责“诬陷者”，才能满足自己的道德情怀。在一切有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需要“良心作证”的地方，总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这真是非凡的道德勇气。但我倒是觉得，恰恰法院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枉判的动力。

　　平心而论，在“见死”之时，救或是不救，从古到今人们的行为选择应该没有多少变化。在方便的时候，选择救同类一命，这是高等动物的本性。也许个别人进化到失去了这一本性，但在一群人当中，一定有人还没有。媒体上不是同时也有许多感人的“爱心接力”故事吗？虽然它多时也是媒体虚假塑造的道德模范。

　　民间道德当然有相对败坏的时候，但它就像空气一样不能成为苛求的对象。如果民间道德空气变坏了，只能是空气以外的原因。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只能存在于民间。所以，古圣说，礼失求诸野，反过来没法“求”。但实际上，历来统治阶级有病，都爱把道德作为救心丸，只是他们自己不吃，让老百姓吃药。就像我们的媒体一样，官方人士如果不被官方主动抛弃，都是道德完人，但恶心老百姓，一套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