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是上起三国曹魏,中历西晋、东晋、十六国,下迄南北朝至隋统一,这一时期多战乱,国土长期分裂,朝代频繁更迭,士族地主的统治极端腐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但另一方面,儒家名教失去它原有的维系人心的力量,外来的佛教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和狂热信仰。
处在纷争不息、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中的士人阶层,由于对现实世界普遍感到绝望,不得不寻求各种精神寄托,其中有一部分人喜欢沉湎于艺术的创作、鉴赏和品评等活动。南朝陵墓砖画现已发现的有5处,均在江苏南京、丹阳一带。
在南京西善桥附近齐、宋后期的大墓、丹阳建山齐废帝陵、丹阳胡桥齐景帝陵墓内均出土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其人物形象、构图、风格基本相同,只是人物排列顺序和某些细节与题字略有差异,其中,西善桥出土的砖画在所有这些砖画中是艺术水平最高的。[3]
一组高78厘米,长242.5厘米,二组高78厘米,长241.55厘米。
一壁模印嵇康、阮籍、山涛、王戎,一壁模印向秀、刘伶、阮和和除荣启期外,余均系三国、西晋时期的名流学士,号“竹林七贤”。荣氏春秋时人,《高士传》记孔子游泰山,见鹿荣裘带素,琴琴而歌,故而七七七,故用高线描金士的列。并出画当代人物的世界及其时代特征,是与刻画为把握创作的时期的作品。印画真迹。[1]
首次于1960年4月于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中被发现,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发现南朝大型拼镶壁画墓。
1965年丹阳胡桥仙塘湾南朝大墓出土了多幅模印砖画,其中包括半套《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1968年,丹阳胡桥吴家村南朝墓、建山金家村南朝墓中又各出土了一套此题材的拼镶砖画。
2010年,再次在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但拼接散乱不成套。
中国仅在以上五处南朝墓葬中发现过《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五处墓葬均位于江苏省境内,其中丹阳的三座基本确认为南齐帝王墓。南京西善桥及雨花台两处墓葬虽无定论,但根据墓葬规格,依然被认为是皇室等级的高级别墓葬。[4]
模印砖以陶泥为范,压在砖坯上烧成。[1]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保存最好的一幅砖画。国家级重点文物。[2]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由200 多块古墓砖组成,分为两幅,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 人占一幅,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 人占一幅。人物之间以银杏、槐树、青松、垂柳、阔叶竹相隔。8 人均席地而坐,但各呈现出一种最能体现个性的姿态, 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这块画像砖上得到了充分地表现。我们来结合“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个性特征来看砖画中的人物。嵇康为“七贤”之首,是一个豁达而有文采的人物。据文献记载,嵇康“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砖画中的嵇康正在抚琴,微微扬头举眉,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神情,给人一种旁若无人之感。阮籍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喜好饮酒,且“嗜酒能啸”,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一样。在“七贤”中,有“嵇琴阮啸”之说。这块砖画中的阮籍侧身用口作长啸之状,很显然一幅嗫嚅忘形的样子。
《山涛传》中对山涛有“饮酒至八斗方醉”的记录,可见山涛也是一个酒鬼。在这幅砖画中,山涛手执一酒碗,典型一个嗜酒如命的文士。王戎为人直率,不修威仪。此砖画中的王戎手舞如意,并配以钱箱、赤腿,姿态懒散悠闲,自得其乐。据文献记载,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可见他是一个十足的道学家。砖画中的向秀闭目倚树,似乎在对玄理深思。刘伶嗜酒如命,“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盍提壶”,大杯小盅,来者不辞。砖画中的他手持耳杯斟酒,一副醉意朦胧之态。阮咸通音律,擅弹琵琶,当然,这里的“琵琶”与现在的琵琶不同,它是一种被称为“阮”的弹拨乐器,相传这种乐器就是由阮咸发明的,有人把这种乐器叫做月琴。画中阮咸挽袖拨阮,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
竹林七贤图笔筒 荣启期是春秋时代人,至于为何把荣启期和竹林七贤放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其思想与“竹林七贤”有相通之处吧。
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更有以荣启期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画中的荣启期,端坐向前,鼓琴而歌,似乎在向学生们讲学,神态威严,的确有点楷模形象。
从绘画风格上看,砖画中人物的衣褶线条圆润灵动,造型严谨准确,绝非一般画工所为,与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中的人物形象和用笔习性倒是很接近,砖画中的银杏和垂柳等树的形象和表现手法又和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背景相同,而且,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还曾提到过:顾恺之曾画阮咸与“古贤”荣启期像,所以,这幅《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原稿有可能出自顾恺之之手,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幅砖画稿本有可能是南北朝时代的陆探微所为。[4]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原作者不论是顾恺之还是陆探微,都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提供了可靠而详实的资料,因此备受美术史界的高度重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