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

（以下内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 ）
 　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北洋军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统治，这一事件称为北京政变。1924年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就开始有步骤地做冯玉祥的工作。10月21日，受革命影响的冯玉祥联络胡景翼、孙岳，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班师回京。23日凌晨进入北京城，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囚禁曹锟，驱逐清代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随后，冯玉祥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通电全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全军共15万人，分驻直隶、河南、陕西等省。但迫于形势，冯玉祥又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妥协，组成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并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革命，在国民军驻防地区，国共两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得到较快发展，对南方革命运动起了配合作用。^[1]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成立，清室退位。不幸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夺。从此，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无宁日。袁世凯死后，除了滇、桂、粤、晋等军阀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外，北洋军阀逐渐分裂成三大派系，即段祺瑞的皖系，张作霖的奉系，吴佩孚的直系。各派之间为争夺权力，矛盾重重，斗争十分激烈。在这些实力派的操纵下，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总统频频更换，从黎元洪到冯国璋，从徐世昌到曹锟。

作为皖系首领的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多年，虽未当上总统，但野心不死，其骄横跋扈深为直奉两系不满。终于，直皖战争爆发。1920年7月，直系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一举打败了皖系段祺瑞，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此后，张与曹、吴得势，北京政权为直奉两系所控制。但利益所趋，双方矛盾日益加剧。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结果，直系吴佩孚打败了奉系张作霖。奉军退回东北京政变北，宣布东北“自治”，闭关自守，休养生息。而曹吴则一手把持北京政权，以中央政府自居。

1923年10月5日，曹锟经过贿选当上了总统。而此时张作霖自持军事力量日渐强大，遂于1924年9月4日致电北京，痛斥曹锟，并于9月15日向直军宣战。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分兵三路，入关讨伐曹吴。总统曹锟急忙任命握有重兵的吴佩孚为讨伐军总司令，分兵三路迎击奉军。这样，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这场大战双方全力拼杀，殊死搏斗，在拉锯式的阵地战中，攻者强攻、守者死守，攻守交错，残酷激烈。当吴佩孚正在前方指挥酣战时，作为讨奉第三路军司令的冯玉祥却于10月23悄悄率领军队班师回京。在孙岳、胡景翼的配合下，潜入京城，实行兵谏，一举扣押了总统曹锟。孙、冯、胡的倒戈，大大动摇了直军军心，吴佩孚终以失败告终，仓皇从海上南逃。

孙中山移师北伐，为了配合卢永祥，准备攻取江西，孙中山密约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早日行动。 因事前卢永祥、张作霖、孙中山倒直三角同盟约定共同出兵，齐卢之战爆发，张作霖的奉军分6军，即以姜登选为第一军司令，出兵山海关；李景林为第二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张学良为第三军司令，出兵山海关；张作相为第四军司令，作援军；吴俊升为第五军司令，作援军；许兰洲为第六军司令，由开鲁攻赤峰。张作霖自任总司令。曹锟请吴佩孚摄行陆海军大元帅职，吴佩孚便在中南海四照堂召集“讨逆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吴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省后方警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出发，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北古口，趋赤峰；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组织直、鲁、豫、鄂、陕、川等10路援军。

吴佩孚表面上派冯玉祥担任这一路总司令，并说：此路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上是想置冯于死地。这一路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山脉横亘，道路崎岖，行军极困难，赤峰东北复有沙漠处，人烟稀少。北方气候寒冷，冯军只有单衣，吴又规定行军沿途，概不设兵站，粮秣饷项，统由各军随地筹办。冯部所经各地十分荒僻，往往百里之内不见人烟，根本谈不上就地筹粮，况且冯一向不愿搜刮地方。吴企图借刀杀人，即借奉军之手消灭冯军。万一不被奉军消灭，也将以战败的罪名惩办冯。

冯玉祥在吴佩孚发布作战命令后，在北京城内布置倒直的军事内应，向曹锟建议：将王怀庆的13师开赴前线，孙岳的15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锟同意这一建议，即调孙率部到京，任命孙为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

冯向来主张兵贵神速，这次却迟迟按兵不动，经吴佩孚再三催促，才于9月21日开出先头部队。冯令部队每日行程二三十里，司令部也慢慢移动。冯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借筹措给养为名，停留下来。一面督饬沿途各县修路作回师准备，一面令鹿钟麟部每日从驻地向北京方向练习行军，或50里，或60里折回，其意图不仅是作为急行军回师的准备，而且使沿途人们对其行军动作习为常见，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间的注意。

冯玉祥的指挥部到达古北口时，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又来见冯，递交了张作霖的信：“只要推翻曹、吴，奉方的目的即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同马炳南约定，如果两军相遇，均应向天空鸣枪。

冯玉祥从古北进抵滦平后，派刘治洲等人到通州与胡景翼秘密联系，要胡暂缓开拔，并商讨班师日期。刘治州又与段祺瑞接洽合作办法，段说已同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郑士琦接洽妥当，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

冯得知吴在前线失利的消息后，为进一步证实，给吴发去电报，探询山海关战况。吴的参谋长张方严复电：“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冯又接到蒋鸿遇的电报：“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3师悉数调往前线增援。”第3师是吴的看家兵力。蒋鸿遇曾告诉冯，一定要等吴的精锐部队第3师从丰台调赴由海关前线，班师回京的时机才算成熟。

冯为了慎重起见，密派刘之龙返京，和黄郛商量。冯曾给黄郛密电码一册，与黄约定互通消息，来往密电由黄夫人亲译。虽然通电频繁，外人却无法察觉。黄以亲笔复信托刘带给冯，并致电冯：“立志救国，在此一举。”

冯玉祥遂于10月19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军事会议，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赶来参加会议。冯试探了将领们的意向，然后郑重宣布班师回京和政变计划，将领们表示一致拥护。会议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北京政变迎孙中山北上，拥护孙中山主义，孙中山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冯玉祥也把自己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冯玉祥命令胡景翼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部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佩孚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意外。同时又下令封锁京热大道，扣留有关人员，以防走漏消息。

冯玉祥动员之后，部队开始行动，徒步以每日行程200里左右的速度返回北京，3日内行程六七百里，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因此，数万之众，一路行来，状如流水。鹿钟麟首先于22日到达北苑。鹿与蒋鸿遇会商后，即将各部队分配战斗任务，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武器皆藏在大车内，当晚8时由北苑出发，12时抵安定门。孙岳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徐永昌城防军守城门卫兵大开城门，迎入城内。鹿钟麟首先指挥部队接收了全城的防务，又把全城电话线割断，封锁曹锟与外界的联络。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锁，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缴械，另由鹿派兵一营守卫总统府。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与外间接触。

鹿钟麟的指挥部设在太庙，一切急需做的事情都在一夜之中办好了。次日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主要街道上布满了国民军岗哨，站岗的士兵臂上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的白色袖章。

次日，冯玉祥来到北苑，发出主和通电，提出反战主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请全国贤达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同时，冯部国民军颁布文告，指责吴佩孚不顾人民的痛苦，兴无名之师为孤注之掷。又宣布，首都重地，使馆林立，商务云集，国民军将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

冯玉祥邀集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王芝祥、鹿钟麟、刘骥、张之江等在北苑开会商议正式改组军队的事宜。会上推冯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孙二人为副司令，分别任第2、第3军军长，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曹锟贿选祸国，强令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曹本人自动退位。

会后，冯玉祥等通电中国，并公布《建国大纲》。

孙中山在卢、孙、张倒直三角同盟形成时，便派徐谦把三角同盟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敦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不久，孙中山又派徐谦见冯，把自己的《建国大纲》交给他，此后孔祥 北京政变熙又奉孙中山之命，把其亲书的《建国大纲》交给冯，并进一步劝冯倒直。国民党人徐谦、钮永建、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奉孙中山之命，时常同冯联系，劝冯采取联合奉、皖，把直系军阀 吴佩孚推翻。冯受到感动，决心倒直。奉系首领张作霖也派来马炳南到北京与冯玉祥取得联系。马既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又同冯玉祥有旧交，他们在20镇时相识。马还代表张学良趁冯玉祥同李德全结婚的时机，前来贺喜。

冯的元配妻子刘德贞患产科病去世。冯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结识，李为 北京惠文女子中学的教师，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学识出众，思想开明，精明能干，生活俭朴。冯与李恋爱之前，大总统 曹锟拟把其女嫁给冯玉祥为妻，托人向冯说媒，冯不为大总统的权势和曹小姐的显贵所动，婉言加以谢绝。

马炳南的不断往返，奉军又秘密接济了冯军一些补给。奉方又派郭瀛洲为代表和冯联系倒直问题，冯表示赞同联合。双方约定，以奉军不入关为主要条件，共同反直。

居住在天津的段祺瑞与山东督军、皖系军阀 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联络反直活动。冯玉祥派遣参议刘之龙赴天津与段祺瑞洽谈，约定以后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

冯玉祥积极争取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秘密联盟。

混成旅旅长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从滦州起义前就与冯玉祥结交，两人长期往来无间。孙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满腹牢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在遭受吴佩孚的排挤方面有共同点，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交换了倒直的意见，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协议，历史上称为“草亭协议”。

冯与孙准备共同起兵反直，并决定由孙岳与胡景翼联系。

胡景翼原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在冯玉祥督陕时与冯建立友谊。胡是陕军第1师师长，部队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排挤胡，令胡部南下攻广东。胡素有革命思想，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开拔，引起吴的不满。胡部不仅在饷项给养方面受到刁难，而且迟早有被吴消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密谋准备武装行动。恰巧孙岳来与他面谈，胡大喜，遂派部属高级将领岳维峻去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自与冯密谈，表示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三角同盟形成。

冯玉祥再与黄郛建立联系。黄郛是志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上海光复，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冯经张绍曾认识黄郛，黄是1923年入北洋政府内阁的，先后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冯、黄经过交谈，彼此有许多共同的见解。冯每星期都请黄到南苑兵营讲述军事政治学，讲救国救民之道，为冯部参谋将士解释国际及国家大势，每次演讲约两个小时，冯亲自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一同听讲。黄利用职务为冯探听政界消息。

孙岳、冯玉祥、胡景翼都是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直系将领，在军事生涯中都有相同的遭遇。政变前，孙岳任十五混成旅旅长、大名镇守使。早在1912就已是陆军十九师师长的孙岳，因被疑为是革命党人，常受到吴佩孚的猜忌和排斥，兵权被削，职务得不到提升，几度沉浮，颇不得志。胡景翼曾是护国军总司令，经孙岳、何遂活动率部投靠曹锟，任陆军暂编第十一师师长。孙岳和胡景翼都是老同盟会员，而孙岳与冯玉祥更是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并结为金兰，孙年长冯几岁，冯亲切地称孙岳为二哥，孙岳亦称冯为焕章老弟。政变前冯也一直遭吴的排挤和提防，1914年他俩就曾密谋，策划过滦州起义。孙、冯、胡三位直系将领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理想，使他们站在一起，结成了反吴联盟。

1924年9月10日大战前，冯玉祥在南苑举行“昭忠祠”落成大典。当时，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声明，而张作霖也正调兵遣将，准备讨伐直吴，直奉战争一触即发。冯玉祥利用这次机会邀请孙岳参加典礼，以便密谈倒戈事宜。典礼结束，冯、孙二人走上一座小山，来到了“昭忠祠”。“昭忠祠”是冯玉祥为纪念殉难官兵建立的祠堂。

混成旅旅长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从滦州起义前就与冯玉祥结交，两人长期往来无间。孙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满腹牢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在遭受吴佩孚的排挤方面有共同点，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交换了倒直的意见，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协议，历史上称为“草亭协议”。

冯与孙准备共同起兵反直，并决定由孙岳与胡景翼联系。胡景翼原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在冯玉祥督陕时与冯建立友谊。胡是陕军第1师师长，部队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排挤胡，令胡部南下攻广东。胡素有革命思想，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开拔，引起吴的不满。胡部不仅在饷项给养方面受到刁难，而且迟早有被吴消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密谋准备武装行动。恰巧孙岳来与他面谈，胡大喜，遂派部属高级将领岳维峻去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自与冯密谈，表示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三角同盟形成。“草亭密议”揭开了北京政变的序幕。

冯玉祥再与黄郛建立联系。黄郛是志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上海光复，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冯经张绍曾认识黄郛，黄是1923年入北洋政府内阁的，先后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冯、黄经过交谈，彼此有许多共同的见解。冯每星期都请黄到南苑兵营讲述军事政治学，讲救国救民之道，为冯部参谋将士解释国际及国家大势，每次演讲约两个小时，冯亲自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一同听讲。黄利用职务为冯探听政界消息。

直奉大战爆发后，孙岳被任为北京警备副司令，负责保卫京师。胡景翼被任为讨奉援军第二路司令，在通州集结待命。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北口，绕击奉军后路。吴佩孚则亲率大军向奉军进攻。

冯玉祥这一路讨奉军所经之地，人烟稀少，行军困难，地方贫瘠，给养难以筹措。冯玉祥明白，这是吴佩孚有意消耗自己的力量，用心险恶。冯玉祥行动迟缓，有意拖延时间，并时时注意北京动向，一路做好了返京的准备。同时，通知胡景翼将开往喜峰口方面的部队撤至通州，以防举事后吴佩孚回击。孙岳则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及时与冯玉祥保持联系，做好迎接冯玉祥回京的准备。

10月，直军与奉军交战中屡吃败仗，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驻扎长辛店。冯玉祥获此消息认为时机已到。于是19日召集部下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紧急举行秘密会议，说明原委，宣布班师回京。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邓宝珊也代表胡部参加了会议，并表明态度，坚决支持班师回京。一切准备就绪，鹿钟麟立刻180度大转弯，率部星夜兼程，直奔北京城。

1924年10月22日午夜，孙岳坐镇旃檀寺北京卫戌司令部，命令亲信副官陆防处处长门炳岳派马队、步兵在北京主要大街来往巡查；命令十五混成旅各团团长待命，俟冯玉祥的部队一到，立刻占据要害部门，包围总统府。做好部署后，静待变化。23日凌晨1时鹿部抵达安定门，孙岳立刻命令打开城门迎接进城，由十五旅配合迅速占领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主要部门，并占据了交通要道。鹿钟麟一马当先，走20米即安排部队警戒，一直到天安门前，将总统府团团包围。这时整个北京城仍然一片沉寂，而总统府竟连个岗哨都没有。

北京政变22日晚上，孙岳事先安排他的夫人崔雪琴来到总统府，约曹锟的妻子孙菊仙打牌。一是作内线，监视总统府动静。二是转移曹锟视线，便于孙岳行动。崔雪琴是孙菊仙的义妹，平时常来常往，十分亲密。崔雪琴一到，曹锟的四姨太刘凤伟立刻张罗打牌，说总统连日忙于事务，休息不好，为曹锟散散心。曹大总统牌瘾大，一上桌就什么都忘了，愈玩兴趣愈大，直到崔雪琴起身告辞，曹才在刘夫人的服侍下入睡。雪琴离开曹府，直奔卫戍司令部向孙岳报告了总统府的情况，孙岳得以放心，立派一营兵力悄悄包围了总统府。这时总统府何以连个岗哨都没有呢？原来，曹锟的总统卫队旅旅长曹士杰正率大队驻守保定，在京负责保卫总统府的只留下了一个卫队团。这时按孙岳的安排，卫队团团长被请到旃檀寺去打麻将，卫队的其他军官同样也被孙岳的人请去玩牌了。这天晚上，可以说从大总统到卫队军官都在打牌。而更让卫队官兵放心的是，眼前担任北京卫戍司令的孙岳曾是他们的老上司。这时群龙无首以御林军自居的卫队士兵，谁还愿意到城门上去站岗放哨？所以总统府被包围时，卫队士兵个个都在睡大觉，竟毫无察觉。

23日天刚亮，鹿钟麟来到司令部向孙岳报告，说各要地已被占领，只有总统府卫队尚未缴械。孙岳立即叫来卫队营营长、曹锟的干儿子顾海清，告诉他北京城已被国民军控制，如果卫队抵抗，不但自取灭亡，恐怕曹锟的性命也保不住，只有放下武器，才可保证曹锟的安全，顾仍可作卫队营营长。顾海清一听，吓得不知所措，连忙跑回总统府向曹锟报告。曹锟正在酣睡，忽听门外有人大喊：“不好了！大总统，快醒醒！出事了！出事了！”曹锟跳下床忙问：“出什么事了？大惊小怪的！”顾海清将情况向曹锟一说，曹锟气的大骂，连忙拿起电话找人，可电话线早被割断。这才感到事态严重，瘫坐在椅子上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孙岳走了进来对曹锟说：“大总统，您甭怕，现在国民军虽说包围了总统府，只要您下命令让卫队放下武器，国民军会保证您的安全的。”曹锟一听，这才明白孙岳也参加了政变。曹见大势已去，只好命令卫队缴枪。鹿钟麟立派一营官兵接替了总统府警卫，将曹锟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至此，北京城内整个被孙岳和冯玉祥的部队控制。就这样不放一枪，不费一弹，兵不血刃，一夜之间，北京政变成功。事后，孙岳入府谒曹，请曹交出总统印玺，曹不禁放声大哭，表示愿住东交民巷医院养病，不再过问政事，遂交出大小印玺15颗。

吴佩孚败走湖北，曹、吴的统治就此瓦解。不久冯玉祥又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执政。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拥有三个军的兵力，占据河北一部分、察哈尔和河南等省。但段祺瑞与张作霖都是亲日派，合伙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被派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推选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执政。

北京政变完成了辛亥革命“赶走皇帝”的未了任务，铲除了封建帝制复辟的祸根。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

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北京政变导致曹锟、吴佩孚政权的垮台，直系在北方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吴佩孚主力被歼，只率2000多人南逃，其“武力统一”的图谋化为泡影。

尽管政变后政权落到段祺瑞手中，但冯玉祥建立的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北京及其外围驻有重兵，使段祺瑞政府不仅难以巩固政权，而且不能有所作为。这种形势不仅有利于北方革命的发展，也有利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巩固。

北京政变完成了辛亥革命“赶走皇帝”的未了任务，铲除了封建帝制复辟的祸根。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随即对故宫历代文物进行清点、保管，不仅连根铲除了封建帝制，而且对于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和保护历史珍贵文物也有重要意义。

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北京政变导致曹锟、吴佩孚政权的垮台，直系在北方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吴佩孚主力被歼，只率2000多人南逃，其“武力统一”的图谋化为泡影。尽管 北京政变政变后政权落到段祺瑞手中，但冯玉祥建立的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北京及其外围驻有重兵，使段祺瑞政府不仅难以巩固政权，而且不能有所作为。这种形势不仅有利于北方革命的发展，也有利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巩固。

北京政变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民权运动的兴起，为争取国民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但由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势力较强，又高喊“武力统一”，使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不得实现。北京政变以后，直系政权垮台，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商国事。中共再次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召集“国民会议”运动，支持孙中山北上。孙中山行前发表《北上宣言》，沿途广为宣传，使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性运动蓬勃展开。

北京政变不仅有利于北方革命形势的高涨，并对以后的工人运动和北伐战争起了积极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改组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从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军，纪律较严，政治上倾向革命。他们在北京有时以“维护秩序”为名，保护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关系，营救“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恢复失业工人的工作，恢复铁路工会。所有这些为工人运动由“二七”惨案以来的低潮走向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高潮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在北伐战争中，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平定陕西，南下河南，在战略上策应了北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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