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

1904年12月31日生于湖南省安化县兰田镇（今属涟源县）西坪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两年私塾，10岁起开始干农活。

1926年夏到长沙入国民革命军第8军，参加北伐战争。

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在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13师7团当排长。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队长，随彭德怀转战井冈山。红4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后，随第30团留守井冈山，参加第三次反“会剿”。突围时，带领中队抢占有利地形坚守四昼夜，掩护30团主力顺利撤离。

1929年夏任红5军第4纵队8大队大队长。

1930年1月随黄公略到永新，参加组建红6军的工作，先后任第3纵队代理纵队长、第4大队大队长、红3军（红6军改称）第9支队支队长、第9师27团团长。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带领传令班乘夜间敌混乱之际，抓获100余俘虏。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后，历任红8师、红7师、红9师师长。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率红9师直插大龙坪，以极小代价全歼国民党军52师师部和1个团，俘师长李明。

1933年任红1师师长，同年获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率红1师先后参加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和占领芦山城等战役战斗。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参谋长。

1936年11月随西路军转战甘肃，调任红9军参谋长。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只身一人千里行乞，历尽艰险到达延安，复任红31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参谋长，随部在太行山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创建游击根据地。先后参加神头岭、响堂铺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战役战斗。

1938年5月随徐向前赴冀南抗日根据地，任第129师青年纵队政治委员。同年冬到鲁西北地区组建第129师抗日先遣纵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黄河以北、津浦路以西地区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41年后调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1纵队副司令员、新编第1旅旅长兼太岳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领导军民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44年初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干部队到承德，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1946年1月指挥冀晋纵队取得古北口保卫战的胜利。后调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处副处长。

1947年1月起任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参谋长、西线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政治委员。参与组织了辽沈战役和东北野战军入关的后勤保障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参与组织实施海南岛战役。

1950年夏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领导组建军区后勤机构，筹措战备物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组织领导东北军区后勤人员保障志愿军进行五次战役的物资供应。1952年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任院长。

1955年任国家石油工业部部长。

1958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1966年任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受诬陷迫害。

1977年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81-198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5年6月25日在北京病逝。^[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排长、中队长、大队长，红三军第三纵队支队长，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决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副处长，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3]

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

一级独立自由章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炒面是志愿军指战员的主要野战方便干粮。一个炒面袋，一支冲锋枪，就是志愿军指战员的主要装备。那么，炒面是如何成为志愿军的主要野战食品的呢？

志愿军过江作战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后，对于朝鲜战地的实际情况有了全面了解，对出国作战的困难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就后勤供应而言，过去在国内打仗，作战物资是就地筹措，可以取之于民、取之于敌，可这次全部作战物资都要从国内运过去，要做到这一点，在敌人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情况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前两次战役中，由于敌军狂轰滥炸、昼夜封锁，破坏我方的后勤供应，使志愿军的口粮及副食供应难以及时得到保证。即便后勤供应保障跟上了，部队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因为敌机随时可能来搜寻目标，加之战事紧张，指战员们日夜与敌人作战，常常没有时间做饭。那么，在天寒地冻的战场，怎样才能有效解决指战员的饮食问题呢？什么样的食品才能既便于保存携带，又随时能够方便食用呢？于是，志愿军指战员的干粮问题就成了牵动战、勤各位首长的一个大问题。

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第一政委、负责志愿军后勤供应工作的李聚奎将军也在关注这一问题。这位参加过平江起义和长征的“粮草官”陷入了沉思。突然,一件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在1936年底，他所在的西路军受挫祁连山，部队被打散了，他不得不只身东返，沿途乞讨，寻找党中央。途中，他曾吃过老百姓给的一种炒面，这炒面的特点是食用方便，易于保存，这正符合目前志愿军作战的需要，于是他建议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和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用炒面来做志愿军指战员的野战方便食品。

李聚奎首先指示东北军区后勤部按照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的成份生产加工一批样品，这些混合的粮食经炒熟、磨碎后，再加入0.5%的食盐，就成了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了。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且又食用方便，颇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炒面样品在前线部队试用后效果很好。彭总专门让洪学智副司令员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告诉他们：“送来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每月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

李聚奎迅速将前线试用炒面的情况和志愿军首长的指示电告总后勤部，并指出，根据概算，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900万斤，东北地区可解决5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这件事很快报告了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他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同时，他还在百忙之中，亲自与机关的同志一起动手炒面。东北人民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于是，很快出现了后方“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炒炒面”，前方“一把炒面一把雪，夺取战斗新胜利”的动人场面。

当时，前后方机关的工作效率都很高，仅仅20多天，首批400万斤炒面就送到了前线，送到了志愿军指战员的手中。炒面伴随着将士们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在炒面前送的过程中，我志愿军后方人员冒着敌机轰炸、封锁交通线的困难，拼命保护志愿军的口粮，亦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当时分管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副司令员曾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泸定桥的历史照片李聚奎刚一接任红一师师长，红军就开始了长征。

长征到粤汉铁路时，军委下令由红一军团在前面开路，红一军团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红一师。李聚奎带着部队在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遵义会议之后，李聚奎的部队继续担任前卫。

1935年5月，红军过了金沙江，仍作为开路先锋的李聚奎带领部队，在红军先遣支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顺利通过彝族地区。这时上级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师。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个支流，水急浪高，旋涡密布，特别是安顺场这一段，河宽百余米，暗流涌动，没有舟楫难以过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人西征到此，北渡未成，以致全军覆没。蒋介石因此叫嚷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他一面命令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10万大军追赶，一面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扼守大渡河所有渡口。

大渡河成为红军的生死河。

部队经过一路强行军，赶到大渡河附近时，停下来隐蔽。李聚奎师长、杨得志团长则到离安顺场几里地的一个山口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他们从望远镜中看到前方河边有两条船。

天无绝人之路，这可是两条救命船啊！

真是喜出望外。李聚奎忙叫杨得志把一营营长孙继先等人叫过来，让他们用望远镜看准小船停泊的位置，晚上分几路直奔河边，一定要万无一失地拿下这两条小船。

事后才知道，原来安顺场守敌早已撤走了全部渡船，并准备放火烧村子，只是估计红军离安顺场还远，守敌营长赖执中仍带着十几个人乘船过来，饮酒作乐。

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一师如神兵从天而降。当天晚上，天一黑，几声枪响后，传来了捷报。但此时李聚奎却笑不起来，因为，如何用好这两条船，紧紧地揪着他的心。如果渡河不成功，后果不堪设想。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刘伯承、聂荣臻作了汇报。他们最后决定，不能让敌人加强防守力量，当晚做好一切准备，明天一早就渡河。当晚红一师派出人员分头去找船夫。因群众早对军阀仇恨在心，加之敌人又要烧他们的房子，真是新仇旧恨涌心头。不到一小时，就有20多名船夫自告奋勇帮红军摆渡。

决战前夕，李聚奎召开了作战会，对作战任务作了分工：团长杨得志负责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团政委黎林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吸引敌人的主力。

作战任务层层作了下达，杨团长把任务交给英勇善战的一营，一营交给二连。要组织奋勇队的消息传开后，大家争先恐后报名，最后竟争吵得难以定下人员。李聚奎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红军战士的无畏精神，焦急的是争来争去拖延时间。杨团长问他怎么办，他说让营长下命令宣布名单。就这样产生了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

次日清晨，摩拳擦掌的奋勇队在连长熊尚林的带领下，登上第一船。“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李聚奎向勇士们作了热情的动员。

“出发！”李聚奎一声令下，渡船离开了南岸。惊慌失措的敌人向渡船开火了。“打！”李聚奎向杨得志下达了命令。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轰轰”两声，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半空。红军的六挺重机枪也发挥了威力。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李聚奎一直坚守在火力点指挥，眼睛死死盯在渡船上。突然，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李聚奎的心揪紧了，好在渡船只是起伏了几下，仍在向对岸前进。渐渐只有五六米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疯狂的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跳上岸去。突然，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涌向渡口。“给我轰！”李聚奎大声命令炮手。“轰轰！”随着两声巨响，赵章成射出的迫击炮弹，不偏不倚在敌群中开了花。由于火力又准又猛，把敌人打得抬不起头来，减轻了渡船的压力，为奋勇队强渡争取了时机。奋勇队员不顾子弹在船前船后乱飞，奋力向前冲去。

敌人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一次向十七勇士发起了反扑，企图趁勇士们立足未稳，把他们赶下河去。红军的炮弹、子弹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十七勇士趁此机会猛扑敌群。勇士们占领了对岸的工事。从此，摆在红军面前的又一道“鬼门关”打开了。整个战斗，李聚奎一直守在岸边，当部队开始渡河时，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多少年来，人们对强渡大渡河红军十七勇士的英雄壮举耳熟能详，但对这场惊心动魄战斗的直接指挥者李聚奎师长，却知之甚少。有人劝李聚奎写一篇文章把这事回忆回忆，他毕竟是直接指挥者。每每听到这些话，李聚奎总是笑而不语。说的人多了，他语重心长地讲出这样一席话：“那场战斗，体现的是红军的战斗精神。多少年以后，也许我们许多人的名字都会被遗忘，而红军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精神却必将流芳千古！”

李聚奎回忆录开国上将李聚奎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功勋卓著。这里简单记述的将军遇险，足可推知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壮丽人生。

1929年秋，当红五军由湖南的平江、浏阳转移到江西的莲花、永新、吉安一带时，任八大队长的李聚奎因日夜行军、忘我工作而身患重病。平时没毛病，一病不得了。他的病来得凶，整日高烧，昏迷不醒，用尽队中药品也不见效。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部队经常要转移作战，战友们劝他休息，他倔强地硬撑着。过了好几天，病情越来越重。大队党代表王如痴劝导他就地留下来。留得青山在，莫愁没柴烧。李聚奎也明白这样抱病随军行动，反而加重战友们的负担，也就依从了。王代表向军部请示后又与地方党组织联系，把李聚奎安排在莲花县九堡的一户老百姓家，同时派了一个勤务兵陪伴他。

那户人家有四口人，夫妇加上两个孩子，思想觉悟比较高。知道红军是帮穷人打天下的，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李聚奎，每天给他备水做饭，千方百计保护他。

有一次，地主的民团下乡活动，被老百姓家的孩子发现了，他猪草也没打，急急地跑回家报信。他们赶忙把李聚奎俩送到后山上的茅草丛里藏起来。确信没有危险，才暗地接回家来。这样折腾了好几次，李聚奎稍有好转的病就更重了。男主人找来了村里的土郎中给他看病，可是一连服了几副草药后，病情又加重了，大家都慌起来了。李聚奎自忖病好不太可能，就把自己长期积攒下来的十几块钱掏给勤务兵转交老百姓家。勤务兵一时无计可施，只是摸着李聚奎的手流泪。还是主人家稳得住，一面安慰病人，一面到处寻访医师。他们打听到萍乡有位老中医，常常妙手回春，就是有个习惯：无轿不出门。要是送病人去，又不安全。而在当时，那个地方轿子也十分难找。把情况报告当地党组织，费尽周折才找到一顶不太像样的轿子，总算把老大夫请来了。苍天不负有心人。李聚奎吃了他的几副药，病就奇迹般地日渐好转，大家紧张的心才松了下来。加上李聚奎坚持锻炼，身体复原得很快。

他急于要上前线，就告别住了一个多月的老百姓家和地方党组织。临行时，他想把身上的钱全部留下，但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事后，李聚奎深深体会到，没有高度觉悟的人民群众，没有党的领导，革命事业就不可能得胜利。^[4]

1946在齐齐哈尔与中共中央西满分局领导合影李聚奎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坚贞不渝，百折不挠。1930年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他被诬蔑为“AB”团，在残酷的“审查”中，始终不改变革命意志；在大跃进年代，他敢于直言，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关押、残酷迫害。对此，他不仅进行坚决斗争，还尽全力保护干部和群众，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他努力学习和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爱憎分明。他横戈马上数十年，善于学习、运用和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虚心学习和钻研现代军事科学，组织指挥过许多重要战斗，参与了许多中外闻名的战役后勤组织工作，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战略运筹艺术，是我军逐级成长起来的著名战将、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后勤工作领导人，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李聚奎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但从不居功骄傲。他一生襟怀坦白，豁达大度，光明磊落，节操高尚。他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同志，不计功名。他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严格要求子女，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做革命接班人。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深入实际，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对工作极端负责。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开创新局面的气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关心群众生活，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捐赠给灾区人民。他壮心不已，发挥余热，带病写下了战争回忆录，为党和军队留下了宝贵财富。他在病重期间，仍孜孜不倦地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对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极为关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他的崇高品德和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