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志丹



刘志丹

中文名刘志丹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创建陕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逝世日期 1936年4月14日

代表作品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

民族汉族

毕业院校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

目录导航

人物生平

1903年10月4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名景桂，字子丹。

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与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交往甚密，深受民主、进步思想熏陶和影响。

1923年，当选为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长，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项进步活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

1924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接任书记。

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北伐战争。^[1]

1926年初，入军校四期步兵科第一团二连学习，不日转入炮兵科。北伐战争开始后，刘志丹参加了北伐誓师大会。刘志丹(4)10月，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任第四路军政治处长。在马鸿逵部建立了政治机关，进行新式训练，使这支部队成为攻打军阀刘镇华，解围西安，东出潼关，配合北伐的一支劲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后在中共陕西省委从事秘密交通工作。

1928年1月，陕西省委派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到达洛南县，参与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3旅的起义组织工作，任参谋主任。不久，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训赤卫队骨干。4月，参与领导了以新3旅为骨干力量的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爆发，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在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1929年7月，刘志丹出任省委候补常委。后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工作，领导创建了南梁游击队。

1930年前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界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1]

1932年1月，刘志丹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队长。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总指挥、三支队队长。年底，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任政治处长、参谋长，领导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左”的错误领导下，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辗转回到照金，出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

1934年5月，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的正确指挥下，红四十二师与红军游击队密切配合，打垮了国民党陕甘当局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在陕甘边界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5年2 月，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建立，刘志丹先后出任西北工委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领导第二次反“围剿” 斗争中，率领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红色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南到淳化、耀县，西接庆阳，北抵长城的广大区域，使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

1935年9月，刘志丹任合编后的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

1936年3月，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屡克敌军。

1936年4月14日，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现山西柳林县三交镇）时牺牲，年仅33岁。

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追悼大会，沉痛哀悼刘志丹将军。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刘志丹将军移陵公祭典礼，朱德、任弼时致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党、政、军领导为其题词，表达了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对刘志丹将军光辉一生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评价。

1993年，为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0周年，江泽民同志题词：“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6年，刘志丹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2003年9月28日下午，经中共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曹刚川出席并发表讲话。^[2]

主要成就

创造三窟论

刘志丹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使民得土地

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刘志丹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伸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广筑统一线

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他实行的这些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搞活经文教

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他同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决定成立银行，发行布币，开办牧场和实行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营，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改善。他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还创办了列宁小学等，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正是由于刘志丹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刘志丹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勋，永载革命史册。

积极反围剿

刘志丹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战略指导上，他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在第二次反“围剿” 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他人地生疏，没有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我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他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于是，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他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被人们称为“活地图”的刘志丹，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伏击区——劳山，并积极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全歼敌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主席题词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他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浪打；必须周密部署，有取胜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他周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锡山晋绥军。他认为，打退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1935年8月2 0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在定仙墕（今定仙焉镇）一仗就歼敌一个团，迫使入陕之敌退回山西。

避强击弱，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

严治军明赏罚

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他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及时给予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创建西北红军过程中，刘志丹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党对人民军队的坚强领导，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有党委，连设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同时，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且规定红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任务，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

培养军政骨干

在西北红军建设中，刘志丹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他认为，加强干部培养，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以外，他坚持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培养教育下，陕甘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军政骨干，后来许多人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识大体顾大局

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刘志丹总是率先垂范，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中，他和一批干部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

南梁苏维埃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城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有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文件和法令。

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习仲勋被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和牛永清为副主席。朱志清任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