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根据地

　    1927年11月，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起义，开辟了鄂豫边根据地；1929年5月，徐子清、肖方、周维炯、徐其虚等领导了河南商（城）南部地区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11月，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皖西根据地。他们各建立了一个师的红军。 到1930年春，三块苏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2月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讨论了划鄂豫皖特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边界红军改编问题。2月25日，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及皖西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今红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岗、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含新县）、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颖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3月18日，中共中央发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于3月20日在湖北省黄安县箭厂河（今属河南新县）召开。中共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主持了大会。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由25位委员组成。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组成常务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4月10日，郭述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的决定，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由曹大骏任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正式成立，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王家湾（今属新县）召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民主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甘元景为主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至此，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统一组织起来，把分散在大别山区的三块革命根据地结成了一个统一指挥的有战斗力的整体，进一步发挥“一面可以控制平汉铁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有直接威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的重大作用。

　　1930年11月，鄂豫皖边特委改组，曾中生任书记。1931年1月，红一军与蔡申熙、陈奇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1931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书记。1931年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1932年1月，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

　　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主力撤出根据地，向西转移，留下的红军重组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王平章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34年6月，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军事领导工作。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后，留下的部分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等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1937年，高敬亭独立和卫立煌谈判，结束国共内战，所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鄂豫皖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曾发生严重的肃反扩大化事件，许继慎等优秀领导人被错杀。

　　1927年11月3日，中共黄麻特委召开会议，决定以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发动武装起义。14日晨，农民自卫军占领了县城，随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并逐步创建了鄂豫边根据地。7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与豫东南特委策划商南起义。5月6日，起义按计划进行。9日，各起义武装陆续集结，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初步建立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秋，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起义。1930年1月，六安县委将各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红三十三师经多次转战，建立起多个革命政权，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年6月，召开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至此，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形成。

　　1930年春,鄂豫边、豫东南、皖西北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于3月中旬在黄安箭厂河召集各县联席会议,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委,并由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三省边区的工作。鄂豫皖根据地成为一个整体后,为巩固发展根据地的经济金融建设,于1930年10月,建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1932年改称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又称鄂豫皖省工农银行)。鄂豫皖根据地银行建立后,通过货币发行和信贷,对统一币制,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业贸易,稳定物价,集中现金,流通金融,保证战争供给,改善人民生活,巩固苏维埃经济基础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处在大别山区,系传统的农业地区,交通很不发达,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商业贸易非常落后,加上连年天灾、匪患和军阀混战,经济十分落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这里成为敌人连续不断军事“围剿”和长期经济封锁的重要地区,整个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党政府在与苏区相通之关津卡隘,水陆要道,均成立封锁办事处,在苏区周围建立了纵深上百里的封锁线,断绝军用品、工业品、生活必需品等重要物资流入苏区。国民党企图用扼杀苏区经济、配合军事“围剿”来消灭红军,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府。

　　针对鄂豫皖根据地极其艰难困苦的财政经济和金融环境,中共中央及时指出要加强财政经济建设:“中央的意见,你们应当创造财政经济委员会,来计划苏维埃一般财政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实行财政经济政策。”“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来源⋯⋯完全建立在‘打豪儿’上面的,这是应当转变的。鄂豫皖赤区由于斗争的加深与工作的扩大,‘打豪儿’已不能供给苏维埃政府的需要,所以正在把财政来源建立到累进税的征收上面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加强财政和金融建设,在根据地自上而下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财政管理,建立财务制度。1931年2月上旬,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特委召集特苏党团等在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除许多是根据国际指示外,决定了以下的问题:其一,统一累进税(主要的是商店的与土地的) 。其二,建立银行,确定基础并制定集股与低利借贷的简章。先由特委通知各级党部及支部,在群众会议提出讨论,决议要求政府建立银行,经过群众路线的宣传鼓动,再由政府来布告。其三,逐渐统一金融与集中现金(用各种群众路线的办法) ......此次关于经济问题首先根据国际的指示,完全允许自由贸易,低利私人借贷亦不禁止,惟以银行的借贷与之竞争”。[4]这一决定,明确了金融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是确定把金融的收入和实行累进税一样作为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不完全依赖于打土豪;二是发展金融,必须建立银行,要统一合并根据地现有的金融机构,建立整个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银行;三是银行要筹集股金,以便集中使用现金,统一调配资金,以增强货币的信用;四是明确银行实行低利借贷的经营方针;五是建立苏维埃银行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依靠组织,发动群众,让群众首先提出来,政府再组织实施,以便使银行筹建和货币发行一开始就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明确了建立苏维埃银行的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