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

伯远帖

《伯远帖》，晋，王珣书，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厘米，横17.2厘米。　　

《伯远帖》是晋王珣(350—401年)写的一封信。

原文：“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爲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風華”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并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余清賞亦臨池一助也。御識。”钤“乾隆宸翰”、“涵虛朗鑒”二玺。　　

前隔水御书：“家學世範，草聖有傳，宣和書譜”12字。下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耽書是宿綠”三玺。　　

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迹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顔曰：‘三希堂’，御筆又識”，钤“乾”、“隆”二玺。　　

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后有乾隆御绘枯枝文石，并识：“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御識”，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　　

卷尾敕董邦达绘图，邦达有记，又有沈德潜书“三希堂歌”。　　

卷后有董其昌、王肯堂题记。　　

本幅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识。清代所钤宝玺有：“石渠寶笈”、“乾隆鑒賞”、“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養心殿鑒藏寶”诸玺。　　

收传印记上钤有“郭氏觶齋秘笈之印”。^[2]

用笔

《伯远帖》的起笔多顺锋直入，线条中间多按笔，收笔则提按结合。笔画转折处大多方正刚劲，行笔遒劲，停顿自然，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笔画还略微带有隶书的韵味，显得潇洒古淡，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艺术走向伯远帖(2)成熟形态的丰富面貌。通篇看来，此帖书写气势连贯，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珣书写时运笔的先后顺序，笔画间的牵丝映带交代清晰，特别是露锋起笔、棱角分明，更显得真切而率真，这是从摹本和刻帖里无法得到的。

王珣书写《伯远帖》时，所用的工具当为硬毫小笔。凡有书写经验的皆知，小笔蓄墨少，书写多字数时需要多次蘸墨。《伯远帖》中凡两次着墨的地方，墨色都明显地更浓黑一些，如第一行的“珣顿首”、第二行的“从”、第三行的“优游”“始获”第四行的“别”“如”“昨”“永”第五行的“远隔岭峤”。孙过庭《书谱序》云：“一字乃终篇之准”。《伯远帖》第一个字“珣”及稍后书写的“顿首”，这3个字与其它字相较，用笔明显粗重，字形也偏大，显得很有分量具有统领全篇的作用。

把《伯远帖》中的书法与存世唐摹王羲之的书法相比较，从中可寻觅到王羲之书法的一些气息。此帖中的“从”“获”“别”等字用笔没有起笔收笔，也无牵丝引带，与存世唐摹王羲之早期书法《姨母帖》中的“遘”“摧”“剥”等字相比较，就有数笔较为接近。《伯远帖》中的“永”字，与王羲之《兰亭序》中的“永”字相类比，也写得更为潇洒

结体

《伯远帖》其结体变化丰富，结字近扁方，略带横势，全篇随其本字之形，顺其自然之态，尤其疏密的对比，在独体字与上下结体中体态修长，结密无间，有清瘦之感，其可贵之处在于左右结体的匠心独运，运用疏密的变化产生开张之体势，左右拉开，有意识形成或相背或相向的结体，并增加左右间的呼应关系，顾盼照应，使他们之间的留白处与左右两部分形成强烈对比，甚至可以将左右结的体视为左中右的结构，左右为实，中间为虚，虚实一体，“计白当黑”，形散神聚，意态生动，如“伯”、“胜”、“情”、“以”、“优”、“如”、“昨”、“隔”、“相”等字，其结体之所以具有如此开张之势，与其局部的紧密有关，其密处不透风，但笔迹清晰。

帖中，还有部分字形，有意以倾斜取势，字的重心偏左，字体微向左倾，显得十分险峻却又非常平衡稳定如“远”字，中心左倾，但实右下而虚左上，“辶”平捺左移且向上挑出，加上撇的支柱作用，使字形斜而还正生动多姿。“岭”字，上合下开，呈三角形态势，“令”和“页”彼此向对方倾斜，相互依附，得静中寓动之妙。其它如“游”等字，也都采用了稳中求险的结字处理方式。

章法

《伯远帖》章法布局灵动，一扫均匀板滞的习气。字形态势，顺其自然，而又通篇和谐，浑然一体，有如天成。每行字距有远有近，有疏有密，每个字都有动态表情，或顾盼、或俯仰，整体章法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姜白石云：“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之真态。”此帖除首行“顿首”二字上下连笔之外，其余字字独立，字形有大有小，疏密有致，每个字的结构安排很有特点，通过点画与点画之间的疏密、向背、主从、敛纵、虚实等多方面的辩证关系的处理，使字的体态神情变化多方，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意气飞扬的感觉。

王珣(349年—400年6月24日)，字元琳，小字法护，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大臣、书法家，丞相王导之孙、中领军王洽之子。

王珣出身琅邪王氏，初任桓温掾属，与谢玄俱为桓温所敬重，累迁至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于谢安当政时为秘书监。后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晋孝武帝司马曜，被其倚为心腹，累官尚书左仆射，加征虏将军，领太子詹事。隆安元年(397年)，迁尚书令。于司马道子征讨王恭时为卫将军、都督琅邪水陆军事、假节，平乱后加散骑常侍。

隆安四年(400年)，王珣病卒，年五十二。获赠车骑将军、开府，谥号“献穆”，后改赠司徒。有文集十一卷。王珣工书法，董其昌称其“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3]

王珣本人有书名，此帖风神俊朗，潇洒流利，在王氏家族书风的基础上自具面目，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2]

清代书法家安岐：“有自然沉着之气，非唐模双钩者。” 

现代书画家启功：“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当年书法家张锡庚：“王珣的《伯远帖》宗法‘二王’而启示后人：既是一种纯真的晋韵，特别是它的线条松散而突出东晋士大夫的风度韵致和潇洒出尘的气息；又用笔随意而精到，情绪平和而淡远，间架动荡且飘然，瑰丽多姿，文采风流。”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伯远帖》其书法，虽为行书，却有隶书遗意，结体在扁长之间。个别字如‘胜’、‘实’、‘获’、‘群’等，与王羲之《姨母帖》的唐摹善本中的书字颇为类似，两帖风格亦极相近。书势微向左倾斜，为的是取得险峻端庄的艺术效果，这是王珣书法独具的特色。如果将西晋陆机《平复帖》与《伯远帖》比较，则《平复帖》以隶草而变古朴，而《伯远贴》只是当时行书中未脱隶法遗意者，尽管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不如‘二王’父子的创新书法。

《伯远帖》被普遍学者认为是现今传世唯一的东晋名家法书真迹，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称为“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首的“三希宝帖”，亦被列为“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行第四。

《伯远帖》是一件简札，是王珣怀着痛切心情与人倾诉，它的书写保持了书法家的自然、随意状态，是一些寻常话语，没有太大的意义可言，但其书法艺术和文物历史价值却难以估量。它常被后世看作通向永远动人心脾的“神韵萧散”晋代书风的不可多得之至径。同时，它成了后人效仿的范本，对于王珣而言，当时只是一种把握表现形式的机会而已，而对后人来说，这种偶然把握住的机会，仅此一篇却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忽视的里程碑，它奠定了王珣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树立了与众不同的风格。

历史传承

王珣作为东晋书法家王导之孙，“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从小耳濡目染练习书法，并深受王氏众人书法风格的影响。晋孝武帝在位期间（372—396年），谢玄、谢安都是当时的权臣，王珣作为谢氏家族的女婿，颇受庇佑，仕途一帆风顺。但后来由于一些矛盾，导致两家不和，王谢二族交恶。但王珣由于得到晋孝武帝的宠爱，所以依然历任要职。一天，谢安下令要把王珣调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实际上是想把他赶出都城南京。王珣坚持不去。那些天，他心中十分郁闷，就写信给当时任临海（今浙江台州）太守的堂兄弟王穆（字伯远），向他倾诉自己心中愤懑和不满，这就是传承至今的《伯远帖》的由来。^[4]

《伯远帖》北宋时曾入宣和内府，后流落民间，明代时为董其昌所收藏，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清代经安岐等人收藏。

乾隆十一年（1746年），王珣《伯远帖》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的尽间，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 

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后流散在外。

195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伯远帖》《中秋帖》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曾经公开展览，并已影印出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