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1910年，萧乾作为遗腹子，出生于北京贫民区一蒙古族家庭，母亲为佣工，一月才准回家一次。

13岁他成了孤儿。在亲友的资助下，萧乾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他在地毯房当过学徒，在羊奶厂做过杂活，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念到中学毕业。

28岁的萧乾于香港三叠泉1928年，18岁的萧乾到中国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一年后，他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到北京，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不久又转入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经作过他的老师。

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在萧乾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再三考虑，萧乾去了英国，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他先是做教师，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的欧洲，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

1949年初，萧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中文系以教席邀聘，燕京同学、《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则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ustar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而且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萧乾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晚年萧乾

1956年，萧乾担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

1957年，萧乾先被错误划成“右派”后又被错误划为“洋奴”。

1958年起，萧乾与夫人先后被赶下乡参加劳动。

1966年6月，萧乾进入西郊文化部集训班。

1979年，萧乾得到平反。

1989年，萧乾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长，也是全国政协七、八届常委，九届委员，晚年与妻子文洁若合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

1999年2月1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萧乾与夫人文洁若萧乾在与文洁若结婚之前经历过三次婚姻，留下一个儿子。

1954年4月30日，萧乾和文洁若结婚。他们都没有举行婚礼，就去民政局领了那个结婚证。这是萧乾的第四次婚姻。

1955年1月30日，萧乾的女儿荔子出生。

1956年11月10日，萧乾的小儿子萧桐出生。

萧乾回忆录 刘文韬 摄萧乾报告文学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文学性和新闻性的高度统一——这也是报告文学的科学定义，这一要求在萧乾的创作中得到了最为完美的贯彻实践，他自己也曾说“特写则实际上就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导”，赵遐秋在文章中便指出萧乾的努力强化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她认为萧乾没有被“真实性”这一报告文学的生命之喉所扼住，而是在创作中达到了一种他自己所说的在鼓面上跳舞的艺术手段和艺术魅力。

在新闻观的形成上，萧乾深受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埃德加・斯诺的影响。他对“特写”这一新闻品种的特质以及表现方法，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萧乾认为“特写实际上就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导”。在回忆文章中，他提及年轻时曾对人生进行规划：通过记者生涯，广泛地体验人生，以达到从事文学创作的最终鹄的；并且认为他的预期目标基本达到。可以看出，萧乾有意识地在新闻写作中引入了一些文学笔法。

萧乾在通讯、特写中展示的人生、社会场景丰富多彩，始终有一条闪闪发光的主线贯穿其中。这条主线，即作者热爱祖国和同情普遍民众之心。他自己在《人生采访》一书前记中讲过：“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虽然不同，写作时期也不一样，但我有的只是一个企图，那就是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这企图可毕直地与我另外一个野心相冲突，那就是怎样把新闻文章写得稍有点永久性，待事过境迁后，还值得一读。”

由于借鉴了一些文学手法，萧乾的通讯、特写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显得非常充实饱满。萧乾在作品中较多地运用了白描手法，无论是写人写景、摹情状物，寥寥几笔，就能跃然纸上。如《鲁西流民图》中的灾民群像，由年岁不同、情态各异的人物的素描组成的。萧乾在作品中很注重场景的描写以及细节的揭示。他的新闻作品通常都有着重大题材，但作者善于抓取典型事件，从细部着手进行描写，往往能做到“一叶知秋”。

作为“京派”的重要作家之一，萧乾的语言有着鲜明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他的新闻作品。他作品中的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经过了去芜存菁的高度纯化，文字简洁流畅，叙事、状物凝炼干净，可以看得出古典文学对其语言风格的影响。萧乾的通讯、特写往往将记叙与议论、抒情相结合，使这三者水乳交融，以达到突出主题的效果。萧乾新闻作品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烁着机智与幽默，强化了文章的个性色彩，也起到发人深思的效果。

萧乾的小说中带有自传性色彩，很多作品是自己童年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其次，爱国主义的主题在萧乾的作品中也有不少的体现。一部分作品也反映了萧乾对阶级关系的批判和同情。萧乾自小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萧乾的小说中，经常将笔触着眼于细节描写。萧乾正如其他京派作家一样在自然和童心中不断寻找美，他的文字幽丽清逸，雅洁清通，讲究白描的贴切和真实，整个作品风格忧郁而清新。萧乾还非常善于描景抒情。

萧乾晚年的散文，叙写风格多变，年代跨度大，内涵丰厚瓷实，揉进了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厚的人文知识和浓郁的情感意趣。其散文倾心诉说、平等交流的感觉比比皆是，没有训教、张扬、故作深沉和有意为之的炫技。

除事件的真实外，情感是支配萧乾散文特写的内在因素。在精选材料的基础上，萧乾注重剪裁的艺术。注重结构的经营。在描绘人物的时候，萧乾摒弃了那种大笔涂抹的地方，他喜欢素描，寥寥数笔，轻色淡抹，人物的神情姿态，脱颖而出。在描绘景物的时候往往升华为一种想象。萧乾散文特写的文学化还体现在文章的语言上，他少有骈语俪句，而是着重于语言的恰当、醒豁、流畅。

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萧乾习惯将全书的段落进行重新划分，且著作的句法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翻译中，萧乾就针对著作中段落较长，难翻译的问题，参照英国伦敦洛克书店的彩色插图本的方式对原著的句法与结构进行了相应的更改与重新划分，并将其中的人物对话通过小的段落来展现，这就让读者阅读起来更加舒适与简单。对于这一方面的改善，萧乾就在其《译者前言》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与阐述。所以，萧乾采用划归的翻译思想使得文学作品能够在流利顺畅的情况下，实现了达意的目的，达到了最佳的翻译效果。萧乾坚持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并能够始终保持归化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

虽然萧乾翻译的作品中有些内容太过口语化而与原著的典雅的语言有一定的出入，这实际上也是翻译规范制约的结果。萧乾归化的翻译思想基本上适应了其灵活、意译的翻译观。萧乾认为在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关键是要符合对原著感情上的真实，而不在于文字与结构，要注重“神”，而不是“形”。

萧乾还提倡选定自己最喜欢的作者，并认为抢译是一种很恶劣的作风。

萧乾小时候有一次调皮，姑姑骂他是个“午日鸡”。当时萧乾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自己属鸡，是在宣统元年腊月十七午时出生的。姑姑骂萧乾，骂出的生辰是阴历日期。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萧乾找不到阴阳历对照表。直到1979年10月，萧乾出访美国，在汉学家傅汉思家中的阴阳历对照表中查找到了自己的阳历生辰是1910年1月27日。当时萧乾已经70岁。

萧乾不会说蒙语，不认识蒙文，也没有蒙族的民族意识的这么一个人。他蒙族的最初印象来自于每年的祭祖。祭祖先的时候，那牌位上是牧民模样的祖先。他知道这个大概是蒙古族。边上还有家谱 ，家谱上的字曲里拐弯的蒙文他不认识。这是他知道最早的跟蒙族的联系。但是他搞不清楚自己的祖先，到底是西蒙的牧民还是东蒙的猎户。萧乾自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大兴安岭。等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那时侯同学对少数民族是很歧视的，对萧乾叫小鞑子。萧乾心里很难受。很快他将自己民族改为汉族。因为他的妈妈是汉族。

经考证，萧乾祖籍察哈尔部蒙古族，清代叫“商都镶黄旗”。

巴金：“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一是曹禺，一是沈从文，一是萧乾，我自愧不如他们。才能要差好几倍。”

冰心：“你真能写，哪都有你的文章，我篇篇都看。你真是快手！”

钱钟书：“萧乾英文好，有才华。”

文洁若：“他还是作为记者的才华多一些。萧乾把作家这个头衔看的很重要。其实，作为翻译家作为记者，萧乾的成就比作家更杰出，但他本人更看重作家，只是学生时代写的多，47年以后就不大写了。”

舒乙：“萧乾先生的人生道路就是一种典型的路，它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象征。而这成熟的标志，就是精深而豁达，就是尖锐而不刻薄，就是通情达理，就是有理有节，就是乐观大度。”

启功：“作家在家，有暇无暇。一挥十载，饱学五车。年登大耋，名满天涯。吾乡之望，祖国之华。”

2010年07月24日，纪念,萧乾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

2002年秋天，文洁若委托陈明远代理在上海滨海古园为萧乾建造墓穴和铜像事宜，捐赠了部分书籍及资料。

萧乾文学馆于2008年4月在内蒙古大学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