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花鼓戏

荆州花鼓戏《白狐传奇》剧照 荆州花鼓戏是湖北三大剧种（即楚剧、汉剧、花鼓戏）之一，发源于沔阳东荆河一带，形成于清道光年间，闹年的花鼓、采莲船、莲花落、敲碟子等民间歌舞与“一人唱，众人和”的薅草歌为主流的田歌和三棒鼓、渔鼓、道情等民间说唱，共同构成了荆州花鼓戏的源头。

　　荆州花鼓戏演出活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清道光年间，大体经历了尚未形成“剧”的“田园时期”、初具戏剧形态的“草台时期”、引入丝弦伴奏的“丝弦时期”、文革十年的“消退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鼎盛时期”。

      荆州花鼓戏音乐属打锣腔系。其唱腔分主腔和小调两大类，主腔属于板腔体，包括高腔、打锣腔、圻水腔、四平腔等；小调分单篇牌子、专用曲调、插曲三种。乐曲短小，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色彩丰富。荆州花鼓戏传统的演唱形式为“一唱众和，锣鼓伴奏”，唱腔高亢朴实，曲调音域宽阔，旋律进行中大跳较多，男女唱腔都以本音结合假嗓演唱，“唱、帮、打”三者紧密配合，形成独特的演唱风格。主要伴奏乐器包括边鼓、竹梆、钹、大锣、马锣、小锣、唢呐等，打击乐器的曲牌约20多种，20世纪50年代开始加入管弦伴奏和文场过门^[1]。

　　21世纪前后，荆州花鼓戏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危机，发掘、抢救荆州花鼓戏对于荆楚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保护和研究至关重要^[1]。

花鼓名旦程琼沔阳（荆州）花鼓戏从起源到今天经历了三百多年，与许多戏曲一样，起源于民间说鼓歌唱。古时的沔阳州位于“千湖之插。田埂上由一名善唱者击鼓领唱，“打起锣鼓唱秧歌，忘记疼痛快干活”，活泼响亮的歌声号子，遍及田野。明朝万历五年(1577年)沔阳进士费尚伊在《南郊插秧》中写下了“溪流曲曲漾晴波，五亩堂开面绿萝。闲依豆棚陪客话，忽闻秧鼓唱农歌”的诗句。

荆州花鼓戏源于沔阳州一带。据《沔阳州志》特大水灾纪实记载，清雍正二年(1724年)，就有“穿街过市流浪苦，沿门乞生唱花鼓”的情形。乾隆年间，花鼓逐步演变成有人物装扮的表演形式和简单故事情节的演唱内容，艺人们沿门或划地为台演唱，被称之为“沿门花鼓”或“地花鼓” ，也有由一人背着木凳，挂上锣鼓边敲边唱的“架子花鼓”。这是沔阳花鼓的雏形。道光年间，艺人三、五组班，利用农闲，在方桌或肉案子拼凑的台上演唱，人们称为平台花鼓，亦称“麦黄戏”或“犁尾戏”。

后来出现了常年戏班，演出场地由平台转为四根竿的舞台，继而升为用六根竿搭起“阳台”或台上扎彩的“辉台”。演员由前期的三小（小生、小旦、小丑)行当，发展到有须生、正旦、老生等行当，演唱时一唱众和，伴之以锣鼓。至此，沔阳花鼓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剧种。

(一)最早见于记载的沔阳花鼓艺人乃康熙时期，“汪源发五名家小(因)捉拿玩的人，无家可归，隐姓埋名姓王名水发，虽入了江湖，总是传戏，推车花鼓、彩莲船、唱小曲子、打连厢、瓦子板。传与儿子……又传汪春保。”(见艺人刘天党1944从其师保存下来的《汪家门徒师承谱》载)。汪春保乃"汪家门第八代传人了。

（二）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沔阳州昌家湾汪春保“自幼喜玩唱彩莲船,迎神赛会常为首理事”，十三岁就“从艺拜汪恺为师，工旦角，中年改生角。师父谢世后，继领汪班”。在技艺上博采众长，自立一派，首创沔阳花鼓“汪家门头”(据《荆州花鼓戏志》载) 。

荆州花鼓戏《白狐传奇》剧照

作为戏曲形态的沔阳花鼓戏，其演出活动最早见于记载的也在道光年间。据傅卓然的茅江夜话载：“道光年间，戴家场有贺四郎组班唱戏，渔鼓简板伴奏，现者围坐，场无虚席，声誉卓著，乡人谓之平台花鼓"。文人陆谨写诗道：“湖边古柳陆家庄，平台花鼓正作场。沔北三伶谁晓得，水乡争看贺四郎。”这说明沔阳花鼓戏已开始走上舞台，不再是"沿门花鼓"、'椎车花鼓"了。

到咸丰、同治年间，沔阳花鼓已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又从"平台花鼓"发展到"六根柠'(一种舞台形式)，艺人已从三五人一班发展到"七紧八松九停当"的规模，剧目也从"单篇戏"发展到"对子戏"，"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如《掐菜薹》、《双撇笋》、《三官堂》等。常在迎神、赛会、祝寿、贺喜时演出，被称为"神戏"、"灯戏"、"会戏"，演出盛况空前，在沔阳农村形成了“五里三台”戏的演出规模。

从道光至咸丰同治年间，自"汪氏门头"出现后，其影响不断扩大，又相继出现了"黄、史、贺"三个门头，共称沔阳花鼓"四大门头"。可见，花鼓戏沔阳化。

荆州花鼓戏《白狐传奇》剧照宣统元年(1909)，沔阳花鼓戏第一次打进武汉三镇亮相亮牌，花鼓艺人卢金玉、周高等组班，进入武昌徐家棚、汉口火车站、汉阳鹦鹉洲的露天(剧)场和茶楼酒肆，演出了《站花墙》、《柳林写状》、《三官堂》等节目，为期两月而不掉座，誉满三镇。进入民国六年(1917)。花鼓戏艺人陈新苟、陈加林、沈四、谢春城、唐石头、姚玉春、黄黑苟、五福兴等二十余人第二次进入汉口法租界共和升平楼(这是当时武汉三镇第一家正式剧场)演出，结果又以精彩的唱腔和表演轰动了江城。

　　文献记录的荆州花鼓戏四大主腔和二百余种小调，唱起来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抒情叙事，饱含泥土的芳香。荆州花鼓戏击乐伴奏来自江汉平原的民间锣鼓，现存文献记载的传统击乐牌子有76个。

　　“草台时期”的荆州花鼓戏剧目逐渐丰富起来。从“单篇戏”发展成“对子戏”和有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所演剧目内容多是反映婚姻爱情、家庭纠葛的生活小戏。此间，艺人组班演出由三五人发展到“七慌八忙九停当”的规模。

　　道光至咸丰、同治年间，沔阳州一带荆州花鼓戏演出活动异常活跃。乡村“五里三台”戏的繁荣，造就了一代花鼓名流。最具代表性的是汪春保、史旺、贺霞龄、黄二生的“四大门头”和陈文科的“北陈门头”。

　　新中国建立后，荆州花鼓戏得以新生。“借屋躲雨”而改唱楚剧的花鼓艺人，打出了“剧种回归”的旗帜，并得到了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扶植。先后建立了天门、潜江、沔阳等第一批县级花鼓剧团。 1955年，荆州花鼓戏在继承与改革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其重要标志是将“一唱众和，锣鼓帮腔”的传统演出模式改成了弦乐伴奏。

　　20世纪50年代，荆州花鼓戏趋于定型、成熟。两百多个传统剧目通过收集、选定和重定试演，在清除糟粕的同时，“摘花”、“带彩”、“咬碗”等“绝活”得到传承。

荆州花鼓戏《白狐传奇》剧照1955年，荆州花鼓戏在继承与改革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其重要标志是将“一唱众和“绝活”得到传承。“摘花”、“带彩”、“咬碗”是荆州花鼓戏表演尚存的三项特技。如原沔阳花鼓戏剧团知名艺人程兰亭琢磨的“六步”、“八段”、“十神”的摘花表演，形象地表现了看、闻、听、摘、刺、攀、打、放、扎等姿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塑造任务讲究真实，敢于突破，不拘一格，极大地丰富了剧种的表现力，表现了沔阳花鼓戏的艺术特色。

沈山也是荆州花鼓戏剧种的优秀代表。他的拿手剧目有《辞店》、《访友》、《兰桥》、《绣荷包》、《掐菜薹》等。1953年，沈山和杨笃清带着反映花鼓艺人穷苦生活的《打莲湘》，参加了新中国首届民间艺术汇演，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荆州花鼓戏舞台出现了一片洁净与美好。《双撇笋》、《斩经堂》、《三官堂》、《春姑拾斧》、《借牛》、《拦花轿》等剧目，分别在湖北省和中南区文艺会演中获奖。这些成就奠定了荆州花鼓戏与湖北汉剧、楚剧齐名的基础地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县花鼓剧团曾被撤销建制，1970后才逐步恢复花鼓戏演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荆州花鼓戏获得全面发展的时期。从演出内容到形式，从剧本到舞台，从音乐到舞美，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和难以忘怀的艺术创造。

　　1980年，在花鼓舞台演进了近一个世纪的《站花墙》，经过重新整理，改名《花墙会》，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片。

荆州花鼓戏《白狐传奇》剧照荆州花鼓先后有《家庭公案》等八台大戏八上北京，唱响首都舞台。1988年9月应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和《戏剧评论》邀请进京演出，沔阳花鼓剧团将整理的传统剧目《送香茶》、创作的大型现代戏《向老三招婿》演进了中南海，并参加中国艺术节（中南片）演出。 潜江花鼓剧团根据曹禺名著《原野》改编的荆州花鼓戏两上北京：1990年参加“曹禺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祝贺演出，并唱进中南海；1996年将《原野》复排为《原野情仇》，进京为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倾情演出。

1993年潜江花鼓剧团升格为湖北省实验荆州花鼓剧院。剧院演出的《原野情仇》突出歌、舞、剧三者的综合，创造出“似曾相识而别有新意”的艺术境界，给人全新的审美感受。该剧1995年获湖北省戏剧新作展演金奖，1997年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获中国文华新剧目奖。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胡新中、李春华、孙世安因在《原野》中的成功表演，分别摘取第14届、第1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8届中国文华表演奖。

2000—2001年，沔阳花鼓剧团的《十三款》、《莫愁女》、《双玉蝉》等八个大戏，《斩经堂》、《济公下山》等五个小戏由扬子江音像出版社录制成VCD光盘向海内外发行。

2008年在首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上，沔阳花鼓剧团选送的大型古装花鼓戏《贬官记》、传统折子戏《陈琳拷寇》、现代小戏《老邻居》等一大两小三出花鼓扛鼎之作，以其厚积薄发的艺术水准和惟妙惟肖的表演实力，在强手如林的艺术节上脱颖而出、炫耀荆楚，一举揽获十四项奖项。尤其是《贬官记》，分别摘取优秀移植剧目奖、音乐创作一等奖和演员表演一等奖三项艺术桂冠。

21世纪前后，荆州花鼓戏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危机，发掘、抢救荆州花鼓戏对于荆楚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保护和研究至关重要。2006年和2010年，荆州花鼓戏经国务院批准两次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荆州花鼓戏《白狐传奇》剧照　　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其唱腔悠扬、甜美、悦耳；表演既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湖乡生活和湖乡风貌，又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

　　荆州花鼓戏音乐属打锣腔系。唱腔分主腔和小调两大类。主腔属于板腔体。唱词多为七字、十字句。传统的演唱形式为“一唱众和、锣鼓伴奏”。唱腔高亢朴实，曲调音域宽阔，旋律进行中大跳较多；男女唱腔都用“本音”和“假嗓”相结合演唱，加上“唱、帮、打”三者紧密配合，形成了花鼓戏独有的演唱风格。主腔有高腔、悲腔、圻水腔、圻水败韵、四平腔、打锣腔、还魂腔等。高腔，因其唱腔高亢粗犷而又俗称“骷髅腔”。该唱腔男腔粗犷、豪放，女腔婉转柔和，且字句安排和行腔处理均较为灵活，可塑性也很强，演员和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和剧中人物思想感情的需要灵活安排，因而是荆州花鼓戏最有代表性的唱腔之一，一般多用于本戏中唱腔的演唱。由于高腔善于抒发悲怨深沉的感情，在许多剧目中被用于重点唱段。如《三官堂》中秦香莲的长段唱词就用高腔转接悲腔处理，其唱腔婉转凄切，如泣如诉，较好地表现出剧中人物的情感。

荆州花鼓戏《白狐传奇》剧照　　小调分单篇牌子、专用曲调、插曲三类，多来自民歌和各种民间说唱音乐。其乐曲短小，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色彩丰富。单篇牌子是一人载歌载舞、抒发情感或叙述故事的腔调。其中的“西腔”、“站花墙”、“十枝梅”等，是从专曲专用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板式变化的一曲多用的腔调。特别是其音乐曲调与语言声调的密切结合，使唱、念浑然一体，十分协调，这是荆州花鼓戏具有浓郁的江汉平原风格的重要因素。专用曲调主要用于小戏，有一戏一曲、单曲变唱、多曲联唱诸调。插曲是剧中作“戏中戏”时插入演唱的时调小曲、地方曲艺及其他剧种的曲调，主要起丰富唱腔色彩的作用。

荆州花鼓戏　　荆州花鼓戏的打击乐，系来自当地民间的采莲船、高跷、车水锣鼓等。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其他剧种的锣鼓点，但牌子的打法、击乐的配备等均有自己的特色。如草钹、乱劈柴、走锤、高腔、悲腔、打锣腔梗子、圻水三起板等锣鼓点子，都有独特打法。早期剧团中的乐队只有武场，使用的打击乐称“家业”或“火爆”。常用乐器有大锣、小锣、海钹、马锣、堂鼓、板、竹兜（代边鼓）等。其中马锣、堂鼓的配合很有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荆州花鼓戏的唱腔配上了小型民族乐队伴奏，乐器有二胡、京胡、琵琶、唢呐、笛子、大提琴、笙等。后来又增加了西洋木管乐器，有些剧目还使用了铜管乐器。这些乐器的增加，使荆州花鼓戏的表现力得到丰富和提高。

荆州花鼓戏主要行当有小生、小丑、小旦。到“六根竿”时期，随着剧目变化，

 荆州花鼓戏

行当角色有所发展，出现了小生、生脚、正旦（相当于青衣）、花旦（又称铁扁担）、丑脚五个行当，并有兼行代脚的传统。

各行当介绍

小生：多扮演青年男子。唱念均用大嗓。其饰演的角色如以唱见长的剧目《白扇记》中的胡金元、文雅书生戏《访友》中的梁山伯；《小辞店》的蔡鸣凤、《大辞店》的胡晏昌、《水漫蓝桥》的魏魁元；还有武功戏《戏蟾》中的刘海等。

生角：多扮演正直、豪爽、刚毅、洒脱，以及爱打抱不平的人物。如《告经承》中的张朝宗、《乌龙院》中的宋江等。

正旦：多扮演端庄娴淑、性格刚强的中青年女子。如《白扇记》的黄氏女、《三官堂》的秦香莲、《秦雪梅》的秦雪梅、《荷花池》的李氏。正旦还有穿撤手衣的戏(俗称“撒手衣戏”)如《何氏劝姑》中能说会道的何氏、《拷打红梅》中的姜大娘。

荆州花鼓戏花旦：又称“铁扁担”行当、多扮演泼辣的中年妇女和活泼伶俐的小姑娘。如《辞店》中的卖膳女、《鸟龙院》中的阎惜妓、《醉洒》中的花魁、《吴汉杀妻》中的王兰英，《站花墙》中的春香、《思凡》的小尼姑。武戏如《反洞》中的张大姐。花旦步法轻快灵活，表演细腻，道白清脆。

丑：此行戏路宽，多扮演雇工、书童、店家、教书先生、恶少等，有的机智聪明、风趣诙谐，有的刁钻、奸猾。折子戏如《何业保写状》的何业保；长褂先生如《张老爷调情》的张老爷、《张先生讨学钱》的张先生；巾子丑如《雷打胡可仁》的胡可仁、《乌龙院》的张文远；官衣丑如《阴审》的判官；花子戏如《赶子放羊》中的刘花子。老旦、摇旦戏也由丑行兼代。

荆州花鼓戏　　荆州花鼓戏的剧目，据统计有一百九十七出。其中，有的是从民歌小调改写而来，如《抽门闩》、《掐菜薹》、《告老爷》等；移植或艺人创作的，如《贺端阳》、《打补钉》等；文人编写的，如《江汉图》，就是出自清同治年间沔阳的一个落魄官吏郑东华笔下。

　　另外还包括诸如《站花墙》、《双撇笋》、《打莲湘》、《戏蟾》、《三官堂》、《辞店》、《阴审》、《告经承》等。

荆州花鼓戏　　从荆州花鼓戏的起源及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看，它与 中国戏曲发展史存在着一根极为“对应”和“吻合”的链环。21世纪前后，荆州花鼓戏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危机，发掘、抢救和保护荆州花鼓戏，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独特价值，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戏曲史、 中国音乐史以及挖掘荆楚 民间文化艺术，都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