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加诺

苏加诺苏加诺（1901-1970年）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袖，第一任总统（1945～1967）。1901年6月6日生于一教师家庭。1927 年获得土木工程师学位。在反对荷兰殖民政府斗争中，被捕监禁两年（1929～1931）。1933年起又流放到弗洛勒斯和苏门答腊8年。1942年3月日军侵占印尼，他把日军看成他个人和国家的解放者，日本占领军首脑今村均大将任命他为首席顾问和宣传家。他也甘心为之效劳。日本兵败前夕的1945年6月宣布印尼独立，他发表“潘查希拉”，即印尼独立的五项原则（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社会繁荣和信奉真主）。1945年8月17日日本投降后，他继续宣布印尼独立，并任总统。在1948年12月，苏加诺又被捕，并被逐放到邦加岛，在国内强大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压力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下，荷兰政府被迫在1949年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1967年3月辞去总统职，后死于肾病。

苏加诺（Bung Sukarno，1901-1970），1901年6月6日出生于东爪哇苏腊巴亚（泗水）的土著贵族家庭，父亲为小学教师。

1916年在泗水的荷兰中学就读。24岁毕业于万隆工学院，获工学士学位。就学期间参加伊斯兰教联盟，爪哇青年会等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从事爱国民主活动，反抗荷兰殖民统治。

1916年的苏加诺1927年7月，组织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1928年3月将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改组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并任主席，试图通过“不合作”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同年12月，印尼民族党与伊斯兰教联盟、至善社、巽他青年会、苏门答腊同盟、泗水研究会等组成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当选为主席。在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曾两次被捕，流放到佛罗勒斯岛和明古鲁。1929年12月被殖民当局逮捕。1930年在万隆法庭发表《印度尼西亚的控诉》长篇辩护词，历数殖民者的罪行。1932年获释后参加印度尼西亚党，任主席。1933年再次被捕。

1942年日军侵入印尼后获自由。日本占领印尼期间，曾幻想依靠日本实现印尼民族独立，并担任日本御用组织“民众力量中心”主席，同时又秘密与抗日组织联系。1945年6月1日，发表“印尼建国五原则”，主张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平和信仰神道。1945年8月17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并当选为总统。

在执政期间，苏加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对召开1955年的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荷兰殖民者重返印尼后，苏加诺于1948年12月被逮捕，并被流放邦加岛。直至1949年8日荷印（尼）圆桌会议承认印尼独立才得释回到日惹。同年12月再次当选为印尼联邦共和国总统。1955年积极倡导并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开幕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洲际会议……”

1960年在古巴与卡斯特罗会面1959年兼任总理，并先后任最高议院主席，最高战时掌权者，民族阵线主席等职务。一贯主张执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合作。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加诺在国内革命势力和国际形势的推动下，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

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有过这样一件事：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对某项议题的观点并无多大矛盾，但却形不成统一的方案，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支持纳赛尔，一些亚洲国家的代表倾向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眼看就要轮到印尼的苏加诺发言，苏加诺当着听众的面走到纳赛尔和尼赫鲁跟前，和他们分别耳语了一阵，纳赛尔和尼赫鲁听了连连点头。苏加诺然后上台提出印尼的方案，结果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大家都认为，苏加诺提出的方案正是纳赛尔和尼赫鲁刚才点头认可的。而事实上，苏加诺对纳赛尔和尼赫鲁耳语的是邀请他们会后共进午餐。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以后，其总统权力逐步被军人集团剥夺。1967年3月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1970年6月21日在雅加达病逝。

苏加诺的发妻英吉特，比苏加诺大12岁，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结婚。英吉特不但是苏加诺的忠贞伴侣，也是苏加诺反对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亲密战友。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苏加诺随即发表了《8·17独立宣言》，宣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刚过不惑之年的苏加诺被推举为共和国总统。年过半百的英吉特为了让新生的共和国总统有个年轻美貌的第一夫人，主动同苏加诺离婚，并将自己年仅17岁的养女法玛瓦蒂许配给苏加诺。以后荷兰殖民军入侵印尼共和国，在1948年的反抗荷兰入侵的斗争中，苏加诺为荷兰侵略军所俘，并被荷兰殖民当局囚禁在北苏门答腊岛的监狱里。这时仍在外坚持抗荷斗争的英吉特就是通过法玛瓦蒂向狱中的苏加诺传递消息，为苏加诺洗衣送饭的。英吉特是一位人格高尚，感情朴实，富有牺牲精神的妇女，她一向忠于和支持苏加诺的事业，关心苏加诺的安危。1970年6月21日苏加诺逝世时，已是耄耋之年的英吉特，仍不顾劝阻，步履维艰地到苏加诺的灵柩前吊唁前夫。

二夫人法玛瓦蒂是位秀外慧中的女人。她和苏加诺结婚后生有一男三女，现任印尼共和国总统梅加瓦蒂即是法玛瓦蒂的亲生长女。苏加诺总统是爪哇族人，而法玛瓦蒂是苏门答腊的马来族人，他们之间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都有些差异;加上法玛瓦蒂性格倔强，为人刚直不阿，有独立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更不依附权势，因此与苏加诺时有摩擦。1954年，当她发现苏加诺总统爱上哈蒂妮时，便愤然离开总统府，与苏加诺分居。法玛瓦蒂早期跟随苏加诺参加独立斗争，为印尼的革命事业立过汗马功劳。1945年8月17日印尼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在首都雅加达升起的第一面红白国旗，就是法玛瓦蒂亲手缝制的。

法玛瓦蒂离开苏加诺之后，仍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并担任印尼全国妇女协会主席，在政坛上活跃一时。由于她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虽然和国父、总统———苏加诺已分手多年，但一直被尊为“国母”和“第一夫人”。

哈蒂妮是爪哇族人，在同苏加诺结婚前，她是美孚石油公司一位高级职员的妻子，已育有5个子女。哈蒂妮长得比“国母”法玛瓦蒂漂亮。她雍容典雅，性格温柔，多愁善感。哈蒂妮经常披着轻纱外出，此时的她，犹如含苞欲放的茉莉花，既俊俏水灵，又芳香四溢。苏加诺格外喜欢她那妩媚之态。据说，当年苏加诺同哈蒂妮结婚时，全国舆论哗然，多为法玛瓦蒂鸣不平，政敌更对他进行无端的攻击、谩骂，左右之人也颇有微词，但苏加诺泰然处之。正当“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风度翩翩、擅长言辞的苏加诺总统向国人发表广播演说:“我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一向恪守伊斯兰教教规。既然真主允许穆斯林同时娶四个妻子，那么，我同哈蒂妮的结合自然是合法和合理的。真主祝我和哈蒂妮幸福!”这样，一场沸沸扬扬的反对“国父重婚”的风波戛然而止。哈蒂妮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一直隐居在茂物的总统别墅内。哈蒂妮同苏加诺婚后又生了两个男孩。哈蒂妮拥有印尼第二夫人的称号。

苏加诺一生结过四次婚。黛维是他的第四位妻子，原先是东京帝国饭店的一位女招待，原名根本七保子。1959年6月，苏加诺总统访问日本时，在日本商人久保正雄的牵线下，苏加诺同她在帝国饭店酒吧邂逅，两人一见钟情。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同年的9月15日，七保子踏上印尼国土，进住总统府。之后，七保子加入印尼国籍，改名拉托娜·莎莉·黛维。

七保子在回忆录中对她初入总统府那天有这么一段描写：“从那天夜里开始，苏加诺和我开始同居了。总统府一个没有电灯的、黯无人声的角落，成了我们长期约会的地点。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房子……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初夜晚，他向我说：‘我希望你能给我愉快，给我力量！’”1962年6月6日，苏加诺和黛维在总统府内的清真寺里举行秘密结婚典礼。

苏加诺同黛维同居的初夜，为了讨得黛维的欢心，泰然自若地向她剖白，他在雅加达还包有一个日本女人，只要黛维答应留下来，他会妥善安置这个日本女人的。自同黛维结婚之后，苏加诺放荡不羁的私生活有所收敛。

黛维出身寒微，但天生丽质，绰约多姿，妖娆艳丽，尤其是那炯炯有神的双眼，更显得光彩四射，虽非绝世佳丽，也算是个亚洲美女。18岁就当酒吧女侍的黛维，擅长社交活动，惯于卖弄风骚，掩袖工谗，令不少权贵拜倒其石榴裙下。当苏加诺1959年在东京帝国饭店酒吧同她首次邂逅时，黛维临别时“回头一笑百媚生”，令苏加诺顿时六神无主。当他出访回国后，便急不可耐地电召黛维到雅加达，成全其好事。

苏加诺同黛维结婚后，即在雅加达郊区为她建造了富丽堂皇的豪宅，并以黛维亡弟八曾男之名为该宫命名。此后，苏加诺经常在“八曾男宫”住宿，专宠黛维，第二夫人哈蒂妮备受冷落。年过花甲的苏加诺一回到“八曾男宫”，颇有如鱼得水之感。黛维投其所好，两人卿卿我我，或娓娓谈情，或山盟海誓，情意绵绵。苏加诺经常在夜间独自开着吉普车和黛维去雅加达港口观赏夜景，在海滨大道的摊贩吃“沙嗲”（烤肉串），警卫人员小心翼翼地开着总统座驾暗中尾随，唯恐坏了这对忘年情侣的兴致。假日，苏加诺常和黛维一起，双双骑自行车去郊外踏青，沐浴在灿烂阳光之下，其乐融融。在苏加诺的影集中就有一张黛维骑车摔倒，苏加诺惊慌不已的一瞬间的照片。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既浪漫又惬意。

黛维成了苏加诺最宠爱的妻子。就在这段时间里，对黛维如痴如迷的苏加诺先后用印尼共和国总统的信笺给她写了两道手谕。一道是结婚前的1961年3月20日写的：“我假如死在根本七保子前头，在根本小姐死后，望将她埋葬在我的墓地旁边。”另一道是婚后不久写的：“……我有一个衷心热爱的妻子，她名叫拉托娜·莎莉·黛维。黛维死后，将她葬在我的墓穴里。我希望永远同黛维在一起。”从第一道手谕的“在根本小姐死后，将她埋葬在我的墓地旁边。”到第二道手谕的“黛维死后，将她葬在我的墓穴里。我希望永远同黛维在一起。”可以看出此时苏加诺已独宠黛维，并有立她为“第一夫人”之意。这对早已包藏祸心的黛维，无疑是打了一针兴奋剂，使她觊觎“国母”宝座的野心更加膨胀，也增加了她参与国事的政治资本。从此，她经常同苏加诺一起参加外国使团的宴会和其他重要的社交活动，并出任印尼-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开始插手印尼的政治，俨然以“准国母”自居。

然而，1965年的“9·30”事件后，当苏加诺总统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时，黛维并没有同苏加诺站在一起，维护苏加诺总统的地位和威望、声誉，而是上蹿下跳，扮演着不可告人的角色。她背着苏加诺总统，多次出入苏哈托的官邸，同苏哈托、纳苏蒂安等人密谋，胁迫苏加诺总统向苏哈托交权，要他做个“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名誉“总统”和徒有虚名的“国父”。黛维还竭力攻击第二夫人哈蒂妮是亲共分子，影射她同“9·30”事件参与者搞得火热，是空军司令达尼的情妇，竭力挑拨离间苏加诺和哈蒂妮的关系。1967年，苏加诺总统被废黜并软禁在“八曾男宫”时，黛维却以生孩子为由，离开重病中的苏加诺，在东京和巴黎悠闲自在地“享受着解放了的个人私生活的乐趣”和“愉快的生活”，她一走就是三年。而这时，在病榻前陪伴孤独老人的只有哈蒂妮夫人和法玛瓦蒂的几个子女。苏加诺在弥留之际仍对黛维一往情深。老人宽宏大量、尽释前嫌，在病榻前多次轻声呼唤着黛维的归来。

苏加诺终于等到了黛维的归来，但此时已昏迷不醒，翌日黎明之前溘然长逝。黛维“国母”之梦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