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17日，尹达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牛屯，^[2]原名刘燿。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之初，尹达始读私塾，民国九年（1920年）入滑县小学，民国十一年（1922年）升入滑县十二中。民国十四年（1925年），尹达考入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预科，民国十七年（1928年）升河南大学本科，先在哲学系，后转国文系。

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河南省组成“河南古迹研究会”，开始殷墟发掘。根据本人函呈、学校查核成绩，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尹达与石璋如作为河南大学“函送学生”参加殷墟发掘。尹达最初在安阳小屯北地见习，随即赴安阳后冈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发掘。^[2]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尹达从河南大学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民国二十十三年（1934年）秋，尹达研究生毕业，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冈发掘，负责西区1001大墓，后又进行东区小墓发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初，尹达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发掘，负责瓦屋村遗址。不久，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下半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半年撰写两城镇发掘报告，“抱病从事”，图版及器物草图基本完成。^[2]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尹达于当年底，赴延安参加革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改用母姓，始称“尹达”。^[3]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陕北公学任教，5月，进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11月，到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任教。^[2]延安工作期间，尹达撰写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后将该书的一部分修订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于1955年出版；1979年再版时，改名为《新石器时代》。^[4]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为促进国共合作，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尹达与傅斯年面晤，以《中国原始社会》一书相赠。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尹达即将调赴北方大学（在河北），捎信给在重庆的傅斯年，告知“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然发见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这才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1947年3月在《中国考古报告》第2册和《北方杂志》2卷1、2期的同时发表。信中表示“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的意愿，虽因时局变化未能实现，却表现出尹达对“未完成”的两城镇发掘报告的牵挂之情。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到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任教。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位于河北正定），尹达任华北大学教务长。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初，尹达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部长，负责接管古都众多的文物单位。^[2]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大学改名中国人民大学，尹达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和北京大学副教务长。1953年12月，尹达调入中国科学院，协助院长郭沫若筹建历史研究所第一所，郭沫若兼所长，尹达为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1954年6月，尹达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3]

从1955年起，尹达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常务委员。曾任《历史研究》主编。参与主持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馆工作，具体组织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一书的编写工作。^[4]

1959年至1962年，尹达兼考古研究所所长 。1960年2月，历史研究所第一 、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郭沫若兼所长，尹达为副所长 。^[3]

尹达晚年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尹达继续担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78年，他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以中国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主要课题。1979年和1983年，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0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3年初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82年，他带领史学研究室的人员开始着手编著《中国史学发展史》。这部书第一次把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写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对于我国史学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3年7月1日，尹达不幸病逝。遵其遗嘱，人们将他的骨灰撒在河南境内的黄河里。

尹达的《新石器时代》，突破安特生（瑞典学者）的错误体系，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科学体系，是尹达致力于一生的重大学术贡献。1939年冬在延安写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推测出龙山文化（两城期、龙山期、辛村期）与仰韶文化（后冈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绝对年代，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体系初步建立。

《中国原始社会》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推进到系统的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是尹达的又一重要学术贡献，《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简称《中国原始社会》）是其代表。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辟的“草径”上，1939到1941年，尹达结合当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成为新史学阵营中从考古学出发系统研究原始社会的代表作。

1939到1940年9月，尹达完成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这两编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希望从这里看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线索”。“补编”为三个单篇论文：为论证“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由它处移植过来的”，批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东来”或“西来”说，1940年1月写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7月写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认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及附近的考古发掘，是研究当时社会的一批最有价值的史料”，“离开它们，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1941年1月写成《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强调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宝贵的”，但所出的报告太少，“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遗址发掘的史料”。前后三编，1943年由延安作者出版社出版，名为《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别于其他原始社会论着。这一论着，是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1955年4月，尹达针对安特生新着的观点写成《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一文，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综合大量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新资料，早日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来”。1962年10月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和系统的总结，“为这一学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广阔的前景”。

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尹达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其代表。1977到1978年，尹达决定在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学科研究阵地，着手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逐步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行探索。

1982年下半年，尹达与研究室成员制定《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原则，成立编写组，分工编写。编写原则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索和总结；确切地划分其发展阶段，阐明各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1985年7月《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下限写至20世纪40年代末，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成为科学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苏联学者勃·格·多罗宁认为《中国史学发展史》这项成果是“当前中国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新的趋势都在这部着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的写作即已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将最初17年间“发掘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作系统清理，“综合”各遗址中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层位关系”的五处堆积情况，将“许多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较和分析”，最后作出结论。写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更进一步运用综合研究的科学方法批评安特生“在方法论上正犯着这样的毛病，所以免不了要演出‘瞎子摸象’的笑剧”。《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结集出版之际，《后记》强调：“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综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这种学科的理论逐步提高，也不可能从全面的综合研究中发见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系统总结新中国考古收获之后写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更是把综合性的研究作为“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中的极为重要的经验”来强调。这一经验或方法，的确是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又包含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问题。

• 考古理论

尹达主张将多学科交叉研究纳入综合研究之中：“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需要其他学科的辅持和协作，才能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起来。”他的这一期望，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在《新石器时代》中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

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

尹达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首先，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其次，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第三，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

• 考古发掘

尹达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1931到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到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

1931到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浚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

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

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中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 理论发展

尹达于1954到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中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到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侯外庐：尹达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怀着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的态度，一直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着，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建国以后，又是历史学科的组织工作者之一。无论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中，他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5]
• 石兴邦：尹达同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以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终其一生。^[6]

• 父亲：刘绍宣，最后一次乡试举人，先任县立小学校长，后到开封新式中学任职。^[2]
• 大伯：刘绍周，秀才出身，先后在滑县、偃师当师爷。^[3]
• 小妹：刘涑（刘淑芬），在山西灵丘黄木沟转移群众时，为抢救一个孩子而牺牲。^[2]

在尹达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考古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和中国史学会于2006年10月16日到17日在京联合召开了“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学论坛”。田余庆、沙知、林甘泉、张忠培、石兴邦、李学勤、陈祖武、王巍、赵文洪、关爱和等老中青学者100余人参加了纪念会。石兴邦、王世民分别报告了尹达在中国史前考古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瞿林东、桂遵义分别报告了尹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