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衡》于1920年3月在上海创刊。主要撰搞人谭呜谦(即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政衡》活跃于1920年至1921年,正值是中共的孕育期,闪耀极强烈的思想火花。
谭平山总结了在北大期间办《新潮》的经验,决心办一个刊物,通过研究和宣传,推动社会的改革。为此,他和同学同乡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议,在上海美租界天潼路办《政衡》杂志社。《政衡》办起后,谭平山一方面在《政衡》社翻译出版亚当密士Adams著《劳动问题》,日本森贤隆著《农村社会政策》等进步书籍,另一方面,又为《政衡》写了一系列的专论和时评。从谭平山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已经不再是《新潮》时期所撰写的,纯学理研究了,而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针对性。
《政衡》的宗旨就标明政治——主根本革新,社会——主根本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解决。”谭平山在《世界军阀的末日》一文中,指出“称雄一世的军阀,和风靡一时的军国主义,究竟因何而至一败涂地?其中一定有个不能推翻的理由。”
现在我国社会上的种种情形,若内政腐败,官僚无能,社会组织不良 ,加上连年的兵灾,弄成四民失业,游民遍地,无处不是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方,无处不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倘若长此不理,恐怕社会爆烈,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罢了。若是想来免见这个危险,唯有顺应世界潮流,于共和政体的底下,发挥平民社会的精神的一个办法。政治呀,要以人道正义为前提,以安宁幸福为目的,以自由平等为归宿,而实行全民政治,务使人人都有直接为治的权能,凡种种专制独断的政治,都应该早日除去。经济呀,须革新主张,改进政策,抛弃独占的个性,务使人人成为良好的社会分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循序渐进于人道主义的领域。而实行社会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尤为安稳社会现象的重要事情。倘若不从根本着想,天天空言防止“过激派”,以我夙无素养的国民,当这个弦满矢发的趋势,那么将来社会爆烈的惨剧,恐怕更要比俄罗斯加一层利害呢。国家防乱,和人身防病无异,唯有修养精神,强健体魄,乃是根本的却病法。倘若不然,天天空言防病,恐怕病魔在不知不觉间,就可发生了,政府天天空言防止“过激派”,恐怕又逃不了这个必然的道理。(谭植棠原载《政衡》第1卷第2号,192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