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丛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第1版 (2004年1月1日)

平装: 302页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32

ISBN: 7806814655

条形码: 9787806814659

尺寸: 21 x 15.4 x 2.2 cm

重量: 82 g

靳以也处处尊重巴金的意见，从未有过因多做事而声望不及巴金而心里不平衡。……我们从两人的编辑的风格可以看出，他们既不随波逐流地跟着市场潮流呼风唤雨，也不因为正义的冲动而像左翼文艺那样狂呼乱叫，他们只举起一面旗帜，就是纯粹的文艺与人道的力量。这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开创的传统，也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重镇《收获》杂志的风格上看到其流风所至。承上而启下，这就是我说的这三家期刊所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创作主流的意思。

编后记

关于《文丛》

一

1936年底，巴金和靳以合编的《文季月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后，两人又在筹划新的文学期刊，次年春天，第三本以“文”字打头的期刊《文丛》又创刊了。《文丛》第一卷第一号1937年3月15日出版于上海，靳以主编，由巴金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总经售。从《文学季刊》到《文丛》，靳以和巴金等人所主办的文学刊物已经形成了自己非常成熟的风格和追求，他们紧紧地揪住人生和时代的衣角，用朴素的文字表达出一个时代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表达出为摆脱这种痛苦所付出的努力和艰难。他们没有粉饰人生，也不曾玩弄技巧，但他们是以对待人生和生命严肃态度来从事文学创作的，所以在这些作品里有一股严肃、坚定的正气，却找不到柔软、颓靡和享乐的游戏笔调。《文丛》自创刊至1937年?月15日第1卷第5期出版为止，为第一卷。在这之后，抗战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许多文学刊物不得不停刊，《文丛》也在其中，但巴金和茅盾等人，以《文学》《文丛》《译文》等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于此期间联合出版了一个小刊物《呐喊》(后改名《烽火》)，巴金作为主持者一直在为它而奔忙。1938年3月，他和靳以从上海经过香港到达广州后，一面恢复《烽火》的出版，一面协助靳以恢复《文丛》。当年的5月20日，《文丛》第2卷第1期在广州出版，它带着战争年代的烽烟重现在读者面前：丰子恺的漫画《任重道远》为中的国人们鼓劲，而巴金的《火》和靳以的《前夕》两部长篇小说将文学牙塔拉到了严峻的现实中，洋溢在作品中的昂扬情调迅速缩短了文学传的距离。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像钱君匐《战地行脚》这样的战地通讯。写下的《五月的话》作为刊首语，它也奠定了《文丛》后期的风格；不忘国耻唤自由，号召大家投入到争自由战斗的行列中去。《文丛》忠实地记录下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人民的生存本相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进神。在烽火中写下的带着血和火的文字，至今仍炙烤和打动着阅读者，让你感受到一个大时代中，生命的重量，自由的分量

更为感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定和韧性。想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山，人们连逃命都来不及，而靳以和巴金这些手无、十铁也无金钱的文人们割带着稿子、带着校样、带着刊物的纸型在日机的狂轰乱炸的中排版、印刷、邮寄，这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又需要怎样的“定力”啊! 日军攻入广州的前夜，巴金才撤离，他除了带着简单的行李外，还有《文丛》的纸型。后来到

桂林才将这期杂志印厂出来，在《写给读者》中，巴金坚定地写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残的。我们有着广大的丰腴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将跟随着我们的人民和土地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这种对文化的抉著、信心和热情，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面对这样一群人；谁还好意思谈他们的动摇性、软弱性或者什么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也知道生命的可贵，也知道幸福和欢乐的含义，但更强大的责任压倒了一切。巴金曾切实地描述过在轰炸中过日子的感受：“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被炸死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做一个铜头铁臂的人，炸弹的威力不是肉体所能抵挡的。”但是，“‘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广州在轰炸中》)。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履行“生”的责任。在战乱中，文化显得是那么脆弱，一份刊物的操持完全不是在和平年代所能想象的：“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的出版期又近了。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刊物的排印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脱期是常见的事情了：“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在轰炸中过的日子》)这在抗战中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今天重新翻阅老杂志时，我的眼前却频频出现前辈文人们高大的身影。

……

陈思和 总序

巴 金 写给读者（一）

巴 金 写给读者（二）

靳 以 五月的话

小说

沈从文 生存

书摘
于是来在灯光下继续给那画幅勾勒润色，工作直到半夜。有时且写信给那可怜的害痨病的妻子，为讨好她起见，把生活加上许多文学形容词，说一到黄昏就在一条京城里最风雅的街上去散步。
这一次就是这样散步回来时，他才知道大学生陆尔全来看他，放下个从他转交的挂号信；且留下字条说：“你家中来信了，会是汇票，得了钱，来看看我们罢；这里有三个朋友从陕西边回来，一个病倒了，躺在公寓发热，肠子会烧断的!要十五块钱才给进医院，目前大家都穷得要命！”
年青人看看信封，是从家乡寄来的，真以为是钱来了。把信裁开，见倌是寄住在岳家的妻写的。
哥哥，我得你三月十二的倌，知道你在北京生活，刀割我的心，我就哭了。你是有志气的人，我希望你莫丧气。你会成功，只要你肯忍受眼前的折磨，一定会成功。我听说你常常不吃饭，我饭也吃不下去。
我又不能帮你忙。哥哥，刀真是割我心子!
你问我病好不好些，我不能再隐瞒你，老老实实告你，我宪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晚上冷汗只是流。
(月前大舅妈死时，我摸过她那冷手，汗还是流。)上月咳血不多，可是我知道我一定要死。前街杨伯开方子无效，请王瞎子算命，说犯七，用七星经禳，要十七块七毛办法事。我借了十三块钱，余下借不出，挪不动。 问五嫂借，五嫂说，卖儿女也借不来。我托人问王瞎子，十三块钱将就办，不成吗?王瞎子说，人命看得儿戏，这岜是讲价钱事情，少一个不干。你不禳，难过五月五。……哥哥；不要念我，不要心急。人生有命，要死听它死去。我和王瞎子打赌，我要活过五月五。我钱在手边无用处，寄十块来，(邮费汇费七毛三。)你拿用。身体务要好好保重，好好保重!你我夫妇要好，来生有缘，还会再见!(本想照一相给哥哥，照相馆人照我一元五角，相不照来。)玉芸拜启。
又我巳托刘干妈赊棺木，干妈说你将来发财，还她一笔钱，不然她认账。干妈人心好，病中承她帮忙不少！芸又及。

这一切的繁嚣和被乐典所排斥的“噪音”，还不足使我神经衰弱，中国人原是以不可信的抵抗力使世界上相信的。但是真正把我的神经给完全击碎了的却是那可贵的音乐了。那就是和我同住的一度使许多朋友疑为女性的柳(我的信都由他转，所以有此误会)。在钢琴上“打铁”的声音。他是个刻苦的锻炼者，睡觉也是在琴里睡的，所以键盘永远响着。当我的思绪用得过多，或是为了一个小的细节得不到很好的安排而引起感情上的尖锐时，他的琴就变得更响，每个声音都是一把小刀锋利地削在我最弱的一根脑神经末梢上。这时熬胶的恶臭幽闲地在鼻观上扑跌。外国“头脑”家穿着盔甲的大烟囱，流布出煤烟，五月的风媒花似的向小窗子里直灌。隔壁卖契诃夫顶爱吃的那种“小麦包圈”的俄国老头子，哀伤地唱起男低音。从声音里可以断定他是属于善于表情的一流，一定是用手一挥，声音才戛然而止。—十我的脑子算没救了。
把笔丢在桌子上，披上了衣服，夺门而出，我必得在马路蹀踱不成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而围绕着我的是直线条的木头，完全是直线的。我想到马路上的邮筒丢封信，回来再写，总会好一点儿了。而且也该是吃饭的时候了。
手按在门柄上，没等旋开，外边便有轻飘的弹指声。心里浮出一道拯救的狂喜，不管是谁，只要是人进来，柳便不好意思弹了，他的琴现在闹得最响，是完全的打铁。
激悦地打开门。
一段苗条的身材，陌生的女人。
肃然地向她的脸形……
忧郁而缠绵的北欧气质的……二十六七岁的女人。像无云的夜走过繁星的天际一样摇摇地，轻飘地飞进。但是哀伤的，而且感到旁徨。柳的琴还在响着，正在以固执的臂力灌注在一个难听的和弦里去。很怕它不够难听，所以把屁股从琴凳上微微翘起，把全身所有的力量都倾泻在琴键上。

“起来——男牙子。”
这声音是严厉的，冷酷的，不过略微有些儿颤动。要不然，就会像深山里的狼叫。
“唔唔……唔！”床上那个蒙咙地翻了个身，从鼻孔里哼出两声，又呼呼地睡着了。
这位太太歇住一刻，就伸出手来想去拉她，可是那只手还没碰到她女儿身上，忽然缩了转去——仿佛给一条什么看不见的绳子拉转来样的，她自己也英名其妙。
跟着，那浮肿的眼皮子眨了两下，正要送着衣袖去擦它，姑妈那张长人中三角眼的脸子已经出现在门边了，这时候她那抬到了颧骨边上的手，可再也没有犹豫，一落到她女儿的肩上就摇：
“起来起来!……贱丫头!——听见没?”
若男一骨碌爬起来坐着，惺忪的眼角上还带着非常浓郁的睡意。她用手把它擦擦，扭转脖子一看：脸上立刻像抹了一层轻微的黑烟末。
母亲的脸子板得铁一样，还带上一种不可抑制的愤怒和悲戚。姑妈呢，两手反搭在背后，紧紧地抿着一张嘴，把下巴都拉长了。她的身子斜挺着，横起那双黄眼睛，脑袋一点一点地在上下打量她。
她一时像沉到了一个什么恐怖世界里，皮肤一紧一紧，似乎毛窍都在张弛着。她一向那种不很怕人的胆大，全胁伏在周围的空气里，连再看她母亲和姑妈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了。一颗心在“卜通卜通”地跳，脑袋低了下去。
“跟我来！”母亲压着不自然的嗓子吼。
她没有动，两溜眉毛牢牢地紧蹙着。
“你不走?——别使我多费力!”
她还是没动，不过斜射了她母亲一眼。忽然，她像看出她母亲没什么可怕似的，愣了一忽，跳下床来，就把脑袋那么一扬，仿佛在说：“跟你去就k眼你去，我又没犯弥天大罪，还怕你们吃人不是？！”

我不会喝酒，但我有时也尝到醉的滋味。醉的时候我也每每忘记自己。然而醉和梦毕竟是不同的。我常常做着荒唐的梦。这些梦和现实离得很远，把梦景和现实的世界连接起来就只靠我那个信仰。所以在梦里我没有做过和我的信仰违背的事情。
我从前说我只有在梦中得到安宁，这话并不对。真正给我心的安宁的还是醉。进到了醉的世界，一切个人的打算，生活里的矛盾和烦忧都消失了，消失在众人的Cause里。这个Cause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东西，或者就像一块吸铁石把许多颗心都紧紧吸到它身边去。在这时候个人的感情完全溶化在众人的感情里面。甚至轮到个人去贡献牺牲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孤独。他所看见的只是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灭亡。
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连联在群体的苦乐上，这就是我的所谓“醉”。自然；这所谓群体的范围有大有小，但Cause则是一个。

不久以前敌人飞来过，不久以后又飞去了。在短短的时刻之间，凭空给这个不大的城市里留下了一大片颇为广阔的灾区。
几面粉白的残壁，近的远的，像低沉的云朵遮住眼界。焦黑的椽柱，丫槎交错着，折毁的电杆，还把它带着磁瓶的肤背倾垂着，兀自孤立的危墙，仿佛是这片灾区里的惟一的表率者。
看不出一点巷里的痕迹，也想不出窃多少家屋曾比栉为邻地占着这块广阔的地方。
踏着瓦砾，我知道在踏着比这瓦砾更多的更破碎的人们的心。
一匹狗，默然地伏在瓦砾上，从瓦砾的缝隙，依稀露着被烧毁了的门槛的的木块。
狗伏着，他的鼻端紧锑地，他嗅着它，或是嗅着他所熟嗅的气息，或是嗅着还有一种别的什么东西。
在人类求生存的意念以上，我想还有一种什么素质存在着，这素质并没有它的形骸，而仅只是一种脉脉的气息，它使有血有肉的东西温暖起来，它使每一个生物对另一个生物一呼一吸地相关系着；如同一道温温的交流，如同舂夕里从到处吹拂来的阵阵的微风。
有血肉的生物，那怕是一匹兽……都是在这种气息里受着熏陶的。
我相信，这匹狗便在嗅着它，嗅着这求生存意念之上的一种气息。
心灵被蹂躏了的，被凌辱了的，家产被摧毁了的，被烧残了的邻人们。回返到这废墟上来，废墟为我们保藏着一种更浓的更可珍爱的气息。
去亲每一片瓦砾，去吻这一匹狗!
让“皇军”继续来“征服，”来“歼灭”罢，徒然的，这种气息是永也不会丧亡!
尽先地，我将向着这些心灵接近约邻人们，和这一匹狗，俯着首，把膝盖屈了下去。
……

编后记
关于《文丛》
一
1936年底，巴金和靳以合编的《文季月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后，两人又在筹划新的文学期刊，次年春天，第三本以“文”字打头的期刊《文丛》又创刊了。《文丛》第一卷第一号1937年3月15日出版于上海，靳以主编，由巴金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总经售。从《文学季刊》到《文丛》，靳以和巴金等人所主办的文学刊物已经形成了自己非常成熟的风格和追求，他们紧紧地揪住人生和时代的衣角，用朴素的文字表达出一个时代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表达出为摆脱这种痛苦所付出的努力和艰难。他们没有粉饰人生，也不曾玩弄技巧，但他们是以对待人生和生命严肃态度来从事文学创作的，所以在这些作品里有一股严肃、坚定的正气，却找不到柔软、颓靡和享乐的游戏笔调。《文丛》自创刊至1937年?月15日第1卷第5期出版为止，为第一卷。在这之后，抗战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许多文学刊物不得不停刊，《文丛》也在其中，但巴金和茅盾等人，以《文学》《文丛》《译文》等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于此期间联合出版了一个小刊物《呐喊》(后改名《烽火》)，巴金作为主持者一直在为它而奔忙。1938年3月，他和靳以从上海经过香港到达广州后，一面恢复《烽火》的出版，一面协助靳以恢复《文丛》。当年的5月20日，《文丛》第2卷第1期在广州出版，它带着战争年代的烽烟重现在读者面前：丰子恺的漫画《任重道远》为中的国人们鼓劲，而巴金的《火》和靳以的《前夕》两部长篇小说将文学牙塔拉到了严峻的现实中，洋溢在作品中的昂扬情调迅速缩短了文学传的距离。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像钱君匐《战地行脚》这样的战地通讯。写下的《五月的话》作为刊首语，它也奠定了《文丛》后期的风格；不忘国耻唤自由，号召大家投入到争自由战斗的行列中去。《文丛》忠实地记录下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人民的生存本相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进神。在烽火中写下的带着血和火的文字，至今仍炙烤和打动着阅读者，让你感受到一个大时代中，生命的重量，自由的分量
更为感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定和韧性。想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山，人们连逃命都来不及，而靳以和巴金这些手无、十铁也无金钱的文人们割带着稿子、带着校样、带着刊物的纸型在日机的狂轰乱炸的中排版、印刷、邮寄，这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又需要怎样的“定力”啊! 日军攻入广州的前夜，巴金才撤离，他除了带着简单的行李外，还有《文丛》的纸型。后来到
桂林才将这期杂志印厂出来，在《写给读者》中，巴金坚定地写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残的。我们有着广大的丰腴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将跟随着我们的人民和土地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这种对文化的抉著、信心和热情，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面对这样一群人；谁还好意思谈他们的动摇性、软弱性或者什么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也知道生命的可贵，也知道幸福和欢乐的含义，但更强大的责任压倒了一切。巴金曾切实地描述过在轰炸中过日子的感受：“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被炸死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做一个铜头铁臂的人，炸弹的威力不是肉体所能抵挡的。”但是，“‘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广州在轰炸中》)。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履行“生”的责任。在战乱中，文化显得是那么脆弱，一份刊物的操持完全不是在和平年代所能想象的：“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的出版期又近了。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刊物的排印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脱期是常见的事情了：“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在轰炸中过的日子》)这在抗战中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今天重新翻阅老杂志时，我的眼前却频频出现前辈文人们高大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