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通今

红军博士涂通今1914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祖父是贡生，父亲是文盲。涂通今读了几年私塾和高小。 

1929年，红军占领长汀，涂通今的父亲参加了农会和赤卫队，涂通今参加了少先队。

1930年参加县苏维埃宣传队。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卫生部后方第四医院医务科长、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主治军医，1944年进入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东线兵团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东北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参加了开辟东北解放区的作战行动和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

1951年进入苏联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学习，1955年获医学副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苏联军事医学科学院特别系进修。

1956年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顾问，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0年晋升少将。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译著有《苏联神经外科手术学》、撰写编译《急症神经外科学》等10本专著等。^[1]

从乡下娃娃到红军中的医生

革命，是涂通今自己的选择；而他走上医学道路，却是革命的选择。

1932年，在当区苏维埃代表的父亲的支持下，涂通今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苏区正处于反“围剿”斗争期间，战斗的伤亡使得红军对于医护人员的急需凸显，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涂通今参加红军后立即被分配到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入院第二天有个考试，题目是“为什么要学看护？”乍一看题，涂通今这个高小毕业的孩子懵住了，猛然间，他想起医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凭着记忆，他把这句话一字不落地写在答卷上。发榜时，涂通今名列第一！

做了8个月的看护工作，涂通今被选送到位于江西兴国县茶岭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学习。这是他接受正规医学教育的起点。也就是在红军卫生学校的紧张学习中，涂通今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

长征中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

涂将军回忆说：“我们红九军团由罗炳辉率领，在长征中处于右后卫位置,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容主力部队掉队的伤病员。遇有敌情时，红军常常要急行军或强行军，有时候一天一夜赶百多里地，体弱掉队的很多。如果发生战斗，还会有大批伤员下来，我们医务人员就要舍生忘死地把伤员抢救下来。”

“当时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能够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手术台就很不错了，手术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还得有人举着油灯照明。药品和医疗器械是无价之宝。上世纪30年代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极少，长征中就更是金贵稀缺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我的助手，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姓杨，相当肯干，可爱、听话，开始是肚子疼，行军打仗都忍着，后来肚子越来越大，知道可能是阑尾炎，但是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最后肠穿孔了，眼睁睁看着不行了。到了赤水河边的茅台镇附近，大家流着泪把他埋了，向他默哀。”^[2]

过雪山草地之苦永生难忘

过雪山草地，是党中央为了避开敌军的强大势力而作出的艰难抉择。但是在这里，红军虽然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痛苦和牺牲，却并不亚于战斗中的伤亡。对此，涂将军有着切肤之痛。

过草地时，涂通今已是左路军第32军8团卫生所所长。“我们部队是从甘孜出发的，经阿坝到腊子口共走了40多天。草地一望无际，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时雨时风时雹，遍地有草无木，除小山坡略干燥外，大都是水草地，行走时只能踏着草丛墩子走，稍一踩偏，就有陷入泥坑的危险。因为空气稀薄缺氧，战士们个个面色如土，所以行军速度放慢下来，即使缓慢行走，也感到十分吃力，呼吸急促，甚至跌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注射强心针或樟脑酒精嗅闻的方法治疗了一些病人。40多天，带的粮食早就吃完了，缺衣少食，饥寒交迫，许多人倒下就起不来了。我们采集野菜充饥，甚至把皮带、皮鞋烧焦煮熟吃。卫生所有10余人，发给我们一头牦牛驮粮食，等粮食吃完了，我们只好把它杀掉吃了。”

“再苦再累，我们卫生人员的工作也不能稍有马虎。每日到达宿营地后，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给病人看病、换药、发药，包括伤病员烫脚、开饭，我们医务人员也尽力帮他们做。有一次，我们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十几人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了，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休息对我们来说有时真比吃饭还重要。”^[2]

成为独当一面的台柱子

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甘宁边区后，涂通今被调到中央教导师卫生处，先后任直属医院所长和医务主任。在多所医院任职期间，涂通今痛感自己的医术和医学理论还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长征干部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涂通今不以为技术工作不足道，决心走工农干部知识化的道路。1938年，他走进了革命的最高医学学府――八路军卫生学校，即后来的中国医科大学，从此迈上了人生更广阔的舞台。

1942年，涂通今被分配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主治医生。在这里的三年，涂通今完成了从部队一般医生向外科专科医生的转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涂通今逐渐成为我军医务工作独当一面的台柱子。1943年，他在延安创造性地用三周时间为1500名战士集体灭疥；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东北松江军区卫生部长、东北民主联军东线卫生部部长、东北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接管伪满医院，培养医务干部，创建军区医校，为大兵团作战培养了许多医务工作者。辽沈战役中，他指挥部署了六万多名伤员的救治，保证了70%的归队率。由于工作出色，他于1949年初被派往西柏坡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2]

留学苏联成为红军博士

1951年，国家派200名学生赴苏联留学，其中医学30名，全是研究生，每人攻读一个专业。涂通今的任务是学习神经外科，为归国后创建我国神经外科作准备。与涂通今同往的红军干部还有钱信忠（今年94岁，曾任我国卫生部部长）、潘世征（1961年去世前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们分别学习保健组织和普通外科。

在苏联莫斯科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当涂通今被介绍说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有人还呼唤着毛泽东的名字。涂通今深感自豪。

但是，神经外科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涂通今同样没有退缩，他凭着刻苦、凭着经验、凭着长征精神，边实践边上课，出色地完成了神经生理、神经内外科及神经解剖学学业，还掌握了流利的俄语。1955年7月，涂通今的学位论文《三叉神经节及其后根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答辩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上全票通过，他由此获得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当年他41岁。

回国后，涂通今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创建了全军神经外科训练中心。此后，涂通今以一个神经外科专家和教育家的身份为我国我军的医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先后任四医大副校长、校长、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

《急症神经外科学》著翻译苏联著：《神经外科手术学》编审：《实用神经外科学》、《野战外科学》

主持翻译苏联：《血管内神经外科学》

主编：《急症神经外科学》

副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

撰写编译：《急症神经外科学》撰写编译了等10本专著。撰写的学术论文和编译的医学着作。

1964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3]曾荣获叁级八一勋章,叁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2011年获得“剑桥世界杰出华人榜（第一届）”医学教育领域杰出华人荣誉。

涂校长是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在医学教育中作出了卓越贡献。——王忠诚（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神经外科专家）

涂老是我军卫生战线上一位难能可贵的人物，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范，是人民军医又红又专的楷模。——陆增祺（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助理兼卫生部长）

奉献育新人，桃李布三军。——陈敏章（原卫生部部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