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痕

作者照片(5)　雷抒雁，当代诗人，作家。1942年农历七月七日，公历八月十八日 生于陕西。196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任《诗刊》社副主编；1995年调鲁迅文学院任常务副院长；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家特殊贡献津贴享受者。获得过各种文学创作奖，并有多种文字翻译诗作发表于国外。

坐在妈妈身边，和老人家闲聊时，有一次，她望着我的脚说：“唉，怎么会这么大。那时，才那么点点，一寸多长。粉红粉红的，肥嘟嘟的，真叫人爱。我就用一块手帕剪开，缝了一双软鞋，套在你脚上。” 　　妈妈说的“那时”，其实，是五十多年前，可你听听那口气，似乎就是在昨天，那一双用手帕做的鞋子，我当然是没法记住了。但是，后来当我的儿子出生时，老人仍做了一双，只是，这时的孩子已不同于先前，未“落草”前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手帕软鞋也就没有穿过。 　　我记得穿鞋，已是遍地乱跑的年岁了。印象最深的是一双老虎鞋，黑布面的，红布贴了那嘴巴、那鼻子、那眼睛，又用黄线一针针撩上。嘴边还有黄线绷的虎须，嘴里亦有白布卷的虎牙。远远一看，活灵灵的一个虎仔。我爱穿那鞋，每有邻人来逗玩，总会翘起虎鞋说：“咬！咬！”邻人便故意装出怕了的样子，双手捂着脸，连说：“好害怕呀！”然后，一通笑闹，当了序幕；正戏便是大家乐呵呵围在一起说些家长里短。 　　虎头鞋穿完，我的幼儿时期也就结束了。直到上小学、中学，都是妈妈做鞋。我上小学每天来回要走四五里地，上初中，到了一座远在二十里开外的镇上去。周六下午跑二十里地回家，周日下午又跑二十里地上学。那时交通不便，来去都靠双腿。少年时代，最费的便是鞋，差不多两个月就得穿破一双。 　　妈妈说：“吃鞋一般，坏得这么快。”记忆中，妈妈手中总是拿着一双鞋底在纳。有时，半夜睁开眼，一看，妈妈还在油灯下一针针纳鞋。麻绳在摇曳的灯光下一闪一闪，随着鞋针，在鞋底两面穿来穿去，发出嗖嗖的声响；每纳三四道，妈妈就在头发上擦一针。那时，我暗暗下了决心，要好好读书，将来挣钱买鞋，别让妈妈点灯熬夜地受累。妈妈却常说：“儿啊，快长大，挣钱不挣钱事小，娶个媳妇给你做鞋，替妈也好。”所以，我打小就知道娶媳妇干啥？做鞋！ 　　妈妈不用量我的脚，做的鞋总合脚，走路不夹不挤，不伤脚。我至今脚上没鸡眼，没脚垫；当兵时，日行一百，夜行八十，一双脚不痛不酸，都得感谢妈妈做的鞋。 　　穿妈妈做的最后一双鞋，是大学二年级了。妈妈做了一双“冲福尼”面的新布鞋，到学校来送给我，且要我当着同学的面穿上试一试。我穿上走了几步，挺好。同学们都哈哈笑起来。我至今也没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笑。妈妈看我的同学，有穿皮鞋的，有穿运动鞋的，一个个洋气得很。大约从那次以后，她手头再紧都要给钱让我买鞋穿。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我老了，妈妈更不必说。有次我说：“妈妈，再做一双布鞋给我穿。”老人盯了我半晌说：“你是说胡话吧！眼看不见针，手拉不动线，做鞋可是力气活儿呀！年轻时，不在乎。那时，夜夜做鞋供你们父子穿，为拉动线绳子，这手掌上勒下深深的槽，几十年都没长平。” 　　有时，我想，要是能把一个人打小到老穿旧的鞋收集在一起，那该多有意思。不同尺寸、不同样式的鞋，真真切切地记着人一生的历史。正是穿了这些鞋，你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一双鞋，就是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就是一段有血有肉的记忆，其间渗透着动人心魄的情感。人啊，和这个世界交往的过程，就是鞋底和地球摩擦的过程；履痕，就是人生的轨迹^[1]

　妈妈做的鞋给了我欢乐，给了我健康，给了我坚毅的品质，给了我前进的动力——这就是作者通过对妈妈做鞋的回忆，而引发的对人生的感悟。

“一双鞋，就是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就是一段有血有肉的记忆，其间渗透着动人心魄的情感。”——怎样理解句中的“有血有肉”、“动人心魄”？

诗家雷抒雁离开我们两年了，再也见不到他的新作，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而痛惜常发自心底，往事常浮于脑海。

2009年，在西安举办了第二届中国诗歌节。这样一个诗的节日，当然离不开雷抒雁，因为他是大诗人，又是陕西“乡党”。诗歌节期间，他备受推崇，“雷抒雁来了”成了爱诗学子的“广告语”。粉丝多的代价是忙碌。雷抒雁又是参加各种庆典活动，举办报告会、见面会，又是接受传媒专访，忙得不亦乐乎。在诗歌节的招待宴会上，我急迫地找雷抒雁有事要谈。当晚，雷抒雁穿件红色的套头圆领衫，一件牛仔夹克搭在椅背上。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偏爱红颜色衣服的，我还看到他穿过红色带有花格领子的T恤。我走过去跟他谈起中国作协和人民日报社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联合举办“放歌六十年”征文之事，希望他写出一篇高质量、有分量的诗作。大家都知道，雷抒雁以政治抒情诗见长，诗中充满激情和哲理。他的诗紧跟时代，引领诗风，有情歌，更有战歌。他的《小草在歌唱》震撼人心，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我说：“放歌六十年是个大题目，内容和角度足够丰富。最好能写出像《小草在歌唱》那样能够传世的作品。”雷抒雁一脸诚恳地说：“有难度啊。我已经动笔了，写了一点儿自己并不满意。传世不敢说，我会尽力。”对“放歌六十年”征文，人民日报集中了精兵强将，我们也十分重视，除了普遍号召投稿，还重点向80多位作家分别约稿。我们专门聘请了被称为“四大名编”中的退休编辑家崔道怡、张守仁两位负责组稿。我与崔道怡、张守仁谈了两次，虽然他们年迈，但仍老当益壮，豪情万丈。他们除了总体策划，对一些重点作家还登门拜访，面对面地谈构思、谈要求，甚至谈细节，这种敬业精神令我感动。经过8个月的征集，共收到来稿3万多件。人民日报用24个专版登了195篇作品。雷抒雁的长诗《最初的年代》，具有厚重的历史感，透过饱含真切体验和个人情感的吟唱，描绘了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喜悦，诗中抓住令人叫绝的瞬间，小中见大，反映历史沧桑巨变。经过评选，雷抒雁的《最初的年代》获奖，同时获奖的还有袁鹰、陈祖芬、贾平凹、聂鑫森、王蒙、金翠华、贺捷生、邓友梅、理由、白刃、李瑛、熊召政、严阵、蒋子龙、谭谈、王宗仁、柯岩、林非、乔林生和冉启培的共20部作品。颁奖那天，我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没有坐等获奖作家走上前来领奖，而是主动捧着证书和奖金走到每个获奖作家面前去送奖。此举引起作家袁鹰击掌叫好。袁鹰说，“这个新式的颁奖体现了对作家的尊重，值得好好写写。”实际上，这么多名家为征文赐稿，我们感激犹恐不及，何敢再劳驾各位移步。

2012年下半年，雷抒雁住院了，病危。我知道雷抒雁2003年查体时发现患有直肠癌，并做了手术，据说术后效果不错。他多次参加文学活动，我都没看出他有病态。听说“病危”，我赶忙去医院探视。我说，“平时看起来挺好的，怎么突然病情恶化了。”雷抒雁的妻子马利说，“他这个人很坚强，跟癌症抗争了十年，很不容易。他从来不跟外人说，硬撑着。”我进了病房，看到病床摇起了一个坡度，雷抒雁半仰半靠在床上，精神状态却跟“病危”简直无法联系在一起。见到我，他嘴角翘翘露出熟悉的笑容。我刚坐在床边的矮凳上，他先开口了，说：“老毛病，没关系，你放心。”那情景好像不是患了癌症而是患了感冒。我说了些安慰的话，雷抒雁很快把话题扯到文学上来。他说，如果时间允许，想继续解译诗经的“雅”和“颂”。我读过雷抒雁的《还原诗——远古的回声》。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和根基，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两汉后尊为《诗经》。雷抒雁对诗经的白话翻译不同于一般学者，他翻译得生动而有诗味，是用新诗的方式将古诗复活。他以诗人的特质关注原诗中的诗性感动，以诗心解释诗经，摆脱了儒家经学化的解释。雷抒雁的读《风》随笔见解独到，剥去了很多陈年的牵强附会和曲解歪理。我不揣冒昧半开玩笑地说，“对《邶风·燕燕》的注解，有妻妾说，有兄妹说，有情人说，阁下主张情人说，挑战《毛诗序》和《诗总闻》，够胆。”雷抒雁又一次露出熟悉的笑容连声说，“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几个月后的2013年2月13日深夜，我接到电话，说雷抒雁快不行了。我连夜赶到医院。病房里人不少。雷抒雁仰卧在床，深度昏迷，扣着鼻罩，身边是呼吸机和监测血压、脉搏等一大堆仪器。我询问主治医生，医生说，情况很不好。马利喃喃地对我说，“抒雁发生呼吸困难，医生问要不要切开气管，我主张不切了，让他有尊严地度过最后时刻。”我握着雷抒雁那曾执如椽大笔的手，手冰凉，脉极弱。呼吸主要靠呼吸机。脸庞被疾病折磨得毫无血色，那思维敏捷的大脑不知是否停止了思考。我久久地注视着，无奈且无语，我心里默念着他曾对别人说过的话：“活着，一定要活着！”大约半个小时后，马利很礼貌地说，“凌晨1点多了，请李书记回去休息吧。”再三催促，我恋恋不舍地又朝病床上看了几眼，离开了医院。一路上我在盘算，明天通知铁凝主席和党组的同志去医院看望。不一会儿，手机响了，短信告：雷抒雁去世。悲哉，诗空中明星陨落！

后来，我看到马利为雷抒雁写的挽联：“光光溜溜来潇潇洒洒活，坦坦荡荡写从从容容走”。撰联如斯，两个字：精辟！人生如斯，两个字：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