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羊肚手巾

　　陕北和晋西北居民春秋两季多以头巾缠头。晋中、吕梁一带则一年四季以白羊肚手巾，成圈状挽手头顶。晋西北河曲一带以白毛巾兜包后脑，前额上方个打结，显示一种阳刚英武之气，类似陕北风俗。到了晋东南则头顶粗布，脑后打结，方便轻松，谓之“戴首巾”。
　　陕北和晋西北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是白羊肚手巾产生发展的外部因素。由于风沙经常性的肆虐，外出劳作的人们便需要随身携带一些物品来擦拭头顶、脸上和脖颈灰尘和沙砾，最初的手巾，只是类似于今天的面巾纸的简易布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布片被人们用羊腹步柔软的毛片替代，后来，纺织技术提高，他们就用羊毛制成毛巾。这种羊肚肚手巾质地手感都好，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纷纷把它包在头上，除了春秋两季抵御风沙之外，还可以夏天防晒，冬天御寒。到了现代，制作毛巾的原材料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羊肚手巾的说法还是沿用下来。白羊肚头巾是陕北文化的一个鉴证和缩影，在其中能够领略到许许多多无法用言语传承的东西，它们和其它一些独特的东西，例如民歌、窑洞，共同构成了陕北的人文风景。
　　流行地域：
　　陕北 晋西北 太行吕梁山区

　　每每看到电视电影里的陕北农民形象，总是离不开一条白毛巾，陕北人把它叫做“白羊肚子手巾”其得名大概是因为毛巾上凸出的绒线与羊肚了有几分相似吧!
　　自从毛主席带领红军走进陕北,建立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点燃了革命火种之后，象征陕北农民形象的白羊肚子手巾便随着革命的胜利而传遍了祖国大地。我敢说无论是谁，只要一提到陕北、一提到延安，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土窑洞和头扎白羊肚了手巾，面颊黑红，憨厚老实的陕北农民形象，可别小看这条白毛巾，抗战时期扎着白毛巾的游击队为陕北红军运送粮草、救护伤员，为巩固大后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羊肚子手巾的第二次传播，恐怕离不开安塞腰鼓出名的功劳，安塞腰鼓以其豪迈、粗犷、激烈，打起来地动山摇、震撼人心的剽悍之势，走出黄土高原，走进北京城、上了中央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漂洋过海。安塞腰鼓打起来惊天地，泣鬼神，但离开了头上的白羊肚子手巾，恐怕就和岐山臊子面不放醋和辣椒一样索然无味了。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传播，在人们心中，白羊肚子手巾似乎成了轩辕皇帝后裔民族服饰的标志，也成为陕北人的象征，其实在陕北农民眼里它并不仅仅作为一种服饰，它的产生与陕北的地理环境、民族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黄土高原堆积着世界上最大、最厚的黄土层，而陕北就在黄土高原的腹地，黄土土质细微、疏松，遇风飘扬，特别是春冬两季，强大的西北风会卷黄土，刮的天昏地暗，而长期劳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使黄土不落入头发，就将羊肚子手巾系在头上。刮风的时候，羊肚子手巾可以遮风防土的；天热流汗的时候，羊肚子手巾又是一顶帽子；干完一天活，腰酸背乏，走到小溪边洗脸时，羊肚子手巾又成了洗脸用的手巾，一巾多用，实在奇妙。

　　其实白羊肚子手巾并非陕北人的专利，晋北、甘肃、宁夏农民也扎，晋北的农民是将张开的毛巾从前往后面扎，这在电影《地道战》中我们已略领过了，而甘肃一带的农民则将其叠成条扎在头上，头顶的一块露出来。陕北的农民则从前面扎，一般是将毛巾头的两头从额头两边对称地露的叫做“双龙盘头”，也有将头巾的两头从额头的一边上下出头，称之为“凤凰摆尾”，真是生动贴切，自然准确。其实聪明善良，勤劳勇敢，能歌善舞的陕北人在扭秧歌时，也扎白羊肚子手巾。甚至连唱信天游时，也不忘其头上那条烙着黄帝后代重要标志的羊肚子手巾编进信天游，如“羊肚子手巾三道道篮，四妹子和我没个完，来年娶你过家门，热热闹闹把喜事办。”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变迁，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山川秀美工程的实施，陕北的天变的更加蓝，水变的更加清，风沙正逐年减少，除了上了年龄的人还扎着白羊肚子手巾，而青年人嫌其太土气不愿意扎。但愿白羊肚子手巾作为一种文化服饰保持下来，而不会成为过去。

　　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北京奥运五福娃头顶白羊肚手巾，脚穿陕北老虎布鞋，15日中午，陕北婆姨曹宏霞在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上，首次打开60米剪纸长卷。
　　“慢点卷开，不要把剪纸弄脏了、弄破了……”曹宏霞叮咛丈夫老李，她心疼地在剪纸上这儿摸摸，那儿摸摸，生怕弄破了。15日，榆林天气晴朗，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曹宏霞专门选择在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上，首次打开精心创作的“奥运福娃”剪纸。
　　这幅剪纸，“奥运福娃”系列中的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它们头顶白羊肚手巾，着陕北服装，脚穿陕北老虎布鞋，有些还光着脚丫，天真可爱，每幅剪纸是边长50厘米的正方形。

　　在近日亮相荧屏的陕甘宁(西安)唱区的比赛中，扎着白羊肚头巾、高唱着陕北民歌的众多民歌“把式”们成了节目的最大看点。
　　扎着白羊肚头巾、身着羊毛坎肩的陕北汉子韩军，凭借《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东方红》和《万丈高楼》这三首高昂激越的陕北民歌，征服了观众和评委，轻轻松松地登上了冠军宝座，获得了第二张通往英雄城南昌“红歌英雄汇”的通行证。在第三轮比赛、即大众评委投票环节，他的得票数大幅领先第二名。著名指挥家、评委腾矢初对他评价颇高，他认为陕甘宁地区的歌曲作品多，而且有特色，而韩军就把这种特点唱出来了，他的歌声有很强的冲击力，给人以震撼感。
　　而在另一场比赛中，李正飞，一位唱着陕北民歌的陕西汉子，凭借着他的原生态唱法和嘹亮的歌声一路闯关而来，在最后的决赛中，他和师从于李双江的选手尚振东展开激烈对决，以至于评委们难以决定到底该让谁晋级，居然给他们破例颁发了两张通行证。最后，两人合唱了一首评委赵季平的《古老的信天游》，把赛场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事实上，早在红歌会其他唱区的比赛中，就有不少带有白羊肚手巾标志的陕北民歌把式们“越界”，其中很多人打进了第二轮、第三轮比赛,尤其是参加了湘赣鄂(南昌)唱区海选的陕北小伙李东海(blog)，凭借三首陕北民歌率先晋级，成为该唱区第一位获得通行证的选手。
　　

　　一提到延安，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宝塔山、延河，还有养育了革命的小米和低矮的窑洞。如今走进延安，眼前呈现的却是一座高楼林立、道路整洁、吃住方便的现代化城市，不见了土窑洞、毛驴车，也不见了白羊肚手巾和红腰带。新中国成立后，延安三次进行城市总体规划，1979年把延安定位为革命纪念性城市；1988年再次明确为中国革命历史文化名城；1995年，明确延安的革命圣地地位，并将其发展成为生态农业、旅游、石化、能源产业为主的陕北现代化中心城市。
　　目前，延安市财政收入已由1950年的14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近20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由1950年的10元增加到2008年的3551元，延安已经由陕西的贫困落后地区，一举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新华社发
　　

　　当服饰取代了人类祖先赖以遮身的树叶时，陕北服饰文化有过怎样的发展和演进？白羊肚手巾、老羊皮袄等陕北人标志性的服饰，为何会逐渐退出现实生活而在舞台上出现？让我们追根溯源，回望一下。人类的童年就犹如一个人的童年。
　　在整个人类历史二三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只是到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以后，人类才慢慢掌握了缝纫一些简单衣物的本领，以避热防寒，以对抗严冬与酷暑的侵袭。这当然就从本质上揭示出了一个明显的道理：穿衣与吃饭和睡觉有着极大的差别，它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带有一种文化的性质，是人类超越了动物性本能后，而获得的一种文化的成果。
　　当然，也正是由于获得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化成果，人类才得以一步步走出荒蛮，走向文明，才能够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向着人类社更加高级的阶段发展与攀登。试想，在距今35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如果没有用火技术的发明，没有掌握建造简单房屋和缝制简单衣物的本领，当时的“河套人”与“黄龙人”又怎么能从更远的远古出发，一步一步地从四季如春的热带丛林中走出来，跨上像陕北黄土高原这样的、对整个中华民族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北方地区呢？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正是由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胜利，才使得在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在群山起伏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出现了我们祖先的足迹。
　　文明从35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发展到今天，那么，在人类的衣食住行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服饰方面，一代又一代的陕北居民们，奠定了怎样一种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心态呢？
　　在广袤的陕北黄土高原上，有一个流传十分广泛的神话传说：上天（老君爷）在创世之初，本来是让人们每天只吃食一顿饭，而连续梳洗打扮三次的，即所谓“一吃饭，三打扮。”可传达神谕的老牛却把神意给弄颠倒了，而传递成了“三吃饭，一打扮”。这样，人们的生活就完全变了样，就只好忙忙碌碌，到处奔波，为了一天之中能吃饱三顿饭食而苦苦挣扎着。
　　从这个神话传说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世世代代的陕北居民对于
　　那个愚蠢的老牛，是充满了怨恨情绪的。他们时刻都盼望着，能按照
　　神的本意，过一种“一吃饭，三打扮”式的轻松愉快的生活。
　　然而，大家也都明白，神只是一种虚无的存在，人自己就是神，所有的神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陕北居民只不过是假借神话传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其实，这个神话的言下之意是：世世代代的陕北居民们，已经被自己一日三餐的需求折磨得筋疲力尽了。
　　他们似乎觉得，梳洗穿衣这个人类的需求，一定要比填饱肚皮来得容易点，所以，他们心中的理想生活，就是尽可能脱离尘世间的一切俗务，来追求精神的升华与超越，即实现所谓“一吃饭，三打扮”，这样一种超离人间真实的生活。
　　可是，在平凡而又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历代的陕北居民们，又是如何解决他们的服饰问题的呢？
　　人类在最初的生活中，其最早的衣饰当是从狩猎中所获得的兽皮与树叶了。而人类生活中这一远古时期所形成的特点，在今天陕北居民的服饰生活中，仍然有着重要的保留。每当严冬到来，除了棉衣护身以外，陕北居民还喜欢再外套一件皮衣服：比如羔皮筒子呀，狐皮洞呀等。当然，最普遍的皮衣还是要数老羊皮袄了。
　　人类在其最初的纺织过程中，除了纺麻与编织麻布外，在狩猎中所获得的动物的绒毛，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纺织之原料。而这种在人类早期生中所形成的纺织的技巧，也一直保留在古老的陕北高原上。在陕北黄土高原上至今都没有彻底消失的用纺轮捻线，和毛毛匠织毛口袋的方式，几乎彻头彻尾就是人类早期纺织的活化石。而所有这一切，在昭示着陕北社会古老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自然异常清晰地将陕北高原的生态与生存特点一并揭示了出来：作为北方严寒地区，陕北居民的生活，始终都离不开人类社会中最有效的御寒衣物皮毛。而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以及长期以来的民族杂居与融合，又使得历代陕北居民的服饰生活中不缺乏足够的皮毛资源。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于衣皮食肉的游牧或半农半牧生活方式的、从情感到文化习俗上的认同。这样，就导致了在长期以来的陕北社会中，皮毛衣物异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冬天以外的另外几个季节里，人们当穿着哪种质地的衣物呢？正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复杂的需求，人们发明了纺织纺麻，纺棉，纺蚕丝。进而织出了较皮毛衣服用途更为广泛的麻布，棉布与丝绸等，利用天然纤维所制成的丰富多彩的纺织品，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社会的穿衣。
　　根据一则神话传说来推测，在丰富和扩大人们衣料的问题上，发源于陕北高原的黄帝部落曾作出了自己十分重要的贡献。神话将中华民族发明养蚕剿丝的功绩，归于了著名的女发明家嫘祖，这自然就使得陕北高原上的居民们，处于了一种永恒的光荣的地位。可光荣归光荣，在年复一年的现实世界里，就是发明了养蚕业的陕北居民们，也绝不可能整天穿绸缎，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
　　从古到今，真正在陕北居民生活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的衣料，无疑是麻布与棉布。是麻布与棉布这两种先后出现，又彼此替代，真正普及到普通人生活中的布料的发明，才使得人类社会中普通人的衣着逐渐地丰富起来了。人们不光拥有了越冬所用的棉衣与盛夏时所穿的单衣，还进一步发明了春秋两季所用的夹衣。如此一来，才使得像陕北高原这样的北方土地上的居民们，最终克服了种种的不便，在衣着方面进入了一种相对可以自由着衣的境界。在这种相对的自由中，人类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什么问题呢？那自然就是衣服的款式了。
　　上衣，下裳，足履，首冠，大致说来，一个人从头顶武装到脚底，其衣服基本上可划分为这么四大类。
　　在这么几大类衣裳中，保护上身的所谓“上衣”与保护下身的所谓“下裳”是最早出现的。在经过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一二世纪长的发展演变后，我国古代的各类不同的服装，基本上取得了各自比较稳定的形式，跨入了一种基本成熟的阶段。而这种稳定与成熟了的服饰文化，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又基本上和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相始终。不言而喻，如此久远的服饰文化影响，也一定会对陕北高原上的人们，产生其决定性的影响力。
　　如果认真地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半个世纪前仍然在高原上流行的那一套长襟棉袄大裆裤中的“长襟”与“大裆”，就明显地存留有秦时期中原文化中上衣“右袄”与裤裆宽大打折的特点。当然，在大致保持了和汉民族服饰基本特点相一致的前提下，陕北黄土高原作为一块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也自有许多属于这块土地自己的特色。比如，半个世纪之前的陕北男子汉，一般都喜欢在头上拢（戴）一块有着蓝色线条的白色布毛巾：即陕北民歌中所谓“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的那一种毛巾。这毛巾在包裹了大半个脑袋以后，在额这么一挽结，呈现出煞是好看的双耳形，构成了陕北居民服饰中一种独具的特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电影与戏剧等艺术手段的渲染下，这一种著名的在额前挽结的形象，几乎就变成了陕北居民在五十六个兄弟民族中，一种典型与标准的形象。
　　陕北人当时之所以形成扎羊肚子手巾的习惯，还在于它的实用性。陕北四季分明，夏日酷热难当，干活时围一块毛巾，既可消暑，又可吸汗。冬季天寒地冻，羊肚子手巾将头一包，胜过戴顶大棉帽。春秋时节黄沙漫天，羊肚子手巾便成了最好的防尘头巾。
　　然而，不管衣服的款式与质料发生了何样变化，本世纪以前，对黄土高原上历代的陕北居民们来说，一个穿衣问题，一直都没有像他们所梦想的那样被彻底解决掉。神话中的“一吃饭，三打扮”模式就不必去说了，若人类社会的生活模式果真是那样的话，这个穿衣的问题自然就更突出。即便是在吃饭第一，穿衣在后的“三吃饭，一打扮”的生活方式中，这个被大大“缓解了”的穿衣问题，也始终都困扰着历代陕北居民的心思。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时不补，大了要尺五。”从这两则广泛流传在高原上的谚语中，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普通陕北居在其日常生活中，其服饰基本上是以穿旧衣服为主的，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衣服一旦有了一点儿破绽，就必须立即去缝补，所谓“小时不补，大了要尺五”。本来一个很小的破绽，只是由于没有及时缝补，结果被费去了一块很大补丁（一）尺五（寸），这当然就得不偿失了！
　　因此，衣服破了趁早补，这也是陕北社会通过其文化的传承，从小就在每个陕北居民心中，确立起来的基本的生活态度与意识。
　　这种态度自然就和陕北居民理想中的生活追求有矛盾。陕北居民们不是在做梦中都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么？他们不是主张和盼望过一种“一吃饭，三打扮”式的优哉游哉的神仙式生活么？确确实实是这样。追求和盼望一种神仙式的好日子，这当是普天下芸芸众生的一个普遍的想法。
　　然而，天下几人能成神仙？既然神仙生活仅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那么，作为“饮食男女”中的普通人，其居家过日子的态度，自然就得切合实际了。由于生存环境的艰难，陕北居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当然首先是吃饭。由于年复一年地被吃饭问题所困扰，人们对自己填不满的肚皮生出一种怨恨的情绪。人们不由得要思索：人为什么要吃饭呢？人为什么要一日三餐呢？难道不能一日一餐么？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那么，在这种十分尴尬的处境中，人类要生存，要繁衍，便只有过一种艰苦生活了，就只好在大多数的日子里，穿一种补着补丁衣服了，这当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味道。但好在人们也习以为常了，既然“一吃饭，三打扮”式的日子不会来，既然“三吃饭，一打扮”的模式才是人间必须奉行的模式，而比穿衣问题更为重要的、属于人类本能范畴内的吃饭问题，也就自然成为了人们所要考虑的首要的问题。
　　然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年三百六十天，即便是在艰难中度日的陕北居民们，也并不是天天都只穿旧衣服。因为，如果天天都穿旧衣服，那么，新衣服做了给谁穿？旧衣服又是如何穿旧的？其实，在有苦有甜的现实生活中，善于勤俭持家的陕北婆姨们，总是把家人的衣裳划分为家常衣裳，和见人衣裳这么两大类。家常衣裳当然就是日常生产劳动中所穿的衣裳。它当然看起来旧一点，有时候还往往摞着块补丁可见人衣裳就不一样。见人衣裳常常是一种全新的衣裳，往往连一块补丁也没有。所以，热爱生活，又充满着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的陕北居民们，每逢到了新春正月与一些有着喜庆色彩的日子里，人们就会将自己仅有的几件见人衣裳穿戴在身上，以一种焕然一新的形象，出现在人群中，有说有笑地展示着自己的姿态，沉浸在一种纯粹美好的人生状态中。
　　现在，随着陕北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富裕起来的陕北人的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一衣多季”早已变为“一季多衣”不说，衣服的款式多种多样，颜色五彩缤纷，陕北服饰文化快速走向开放、多元、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这种改变与改造所造成的结果，就是陕北人父辈或祖辈享用终生的许多服饰的形式，正在生活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