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戴文

别名字次陇

中文名称赵戴文

出生日期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

毕业院校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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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弃农学商

赵戴文，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出身于山西五台县东冶镇，父亲赵良槐虽因父母早亡，不得不弃农学商，走上了一条与父辈们不尽相同的人生道路，但却不能忘怀那“耕读传家”的祖训。因此，在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之后，9岁的赵戴文被送入村塾，与他的同龄人一起，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从“三字经”、“千字文”发蒙，幼年的赵戴文一步步学下去，到十四岁时，已经可以自己阅读经史著作了。因“读松阳讲义，知有圣贤之学”。又读同里徐继畲《瀛环志略》，“晓然世界形势”。其间，因仰慕清初学者陆陇其之为人，自号次陇。

科举之路

赵戴文既是家中的长子，又“生而颖异”，自然被寄予厚望。如同那个时候所有读书人一样，赵戴文开始走的是一条科举之路。19岁上即应书院试而得中，负笈省城太原晋阳书院。在晋阳书院，青年赵戴文师从李菊园先生，整整度过了五个年头。李菊园师极为推崇程、朱理学。有鉴于此，赵戴文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年时代饱受了宋明理学的熏陶。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24岁的赵戴文晋阳书院肄业。三年之后的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赵戴文在经过十数年的文化积累之后，正式参加科试。扎实的旧学功底使他的应试之文被“学使王梅岑擢为今古第一文，列一等第一”。接着，依惯例调入“令德堂”继续学业。赵戴文得入令德堂，无疑意味着仕途的进一步顺畅。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从此再没有应试。令德堂非但没有成为赵戴文向仕途迈进的阶梯，反而给他的科举之途划上了句号。进入令德堂的赵戴文并没有沿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而是从此再不应试，一心只做他的学问。如果不是以后的留学日本，赵戴文毫无疑问会成就为一个学问家，一个学者。

精治儒学

令德堂卒业后，赵戴文开始应用他二十余年中所学所得，赴祁县就家馆。同时，在精治儒学经典，博览群史诸子的过程中，又发现佛典的深义，于是中年以后，更潜心于佛学典籍，在宗教领域里，积极地进行哲学探索，乃悟出儒佛的共性。由此，可把赵戴文一生的治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段是着重身心性命，中段是着重经世致用，后段是着重宇宙和人生哲学的探讨。他自己则将其归结为“志佛家之所志，行儒者之所行”。

对中国传统文化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研读、仔细探讨、深入了解，一方面成就了他的“道德文章”——，另一方面则成为他后半生处于阎锡山的“亦师亦友”之间，作为阎锡山首席辅弼而终其一生的资本与阶梯。

留学日本

1905年冬,赵戴文三十九岁时(清光绪三十一年)被山西当局保送公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就读。期在山西同乡会结识阎锡山。

社会关系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 1900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中国的北方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这时，赵戴文尚在外县就教家馆，遂起程返里，回到故乡东冶，组民团，任团长，卫乡里。虽然几丧性命，但却使一贯侧重于学理的赵戴文经受了他平生第一次实践的考验。

义和团运动在清政府的妥协下，被八国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为卫乡而返里的赵戴文，重操旧业，继续做他的教书先生－－先赴宁武中学任教，再受聘于山西大学堂。赵戴文一生的重大转折发生在1905年。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朝野逐步认识到的一个重要命题。得之于此，其时在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不小的留学狂潮。大约在1904年秋，山西巡抚张曾敫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各省可以“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的“上谕”，以晋省“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习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就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为由，请准派学生50名到日本留学－－其中20名入普通学校学习各门课程，10名入速成师范学习教授管理等法，20名学习陆军。上奏得准，生员派定，学文者由师范学校、山西大学堂出之，习武者选自武备学堂。其时，赵戴文正任教于山西大学堂，遂作为山西公派留日学生中的一员，肩负着学习教授管理等法，“以备开办师范学堂之用”的使命，漂洋过海东渡扶桑，进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习深造。与当时众多留日学生一样，肩负清廷使命负笈东瀛的赵戴文，到日后却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成为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

1906年秋，赵戴文由东京宏文师范肄业，准备归国。适逢阎锡山准备利用学习间隙归国探亲。这时，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总部鉴于“北方民风顿塞，急需做好革命的发动工作”的现实，拟派骨干分子回国开展革命发动工作。于是，二人相约接受组织任务，结伴同行。赵戴文与阎锡山携带同盟会总部发给、作为发动革命武器的两枚炸弹由东京起程，踏上了归国之路。私携炸弹过海关的一关，由于阎锡山的临阵沉着和正确判断，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然而，两人在危险时刻所表现出的争相承担责任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在彼此的记忆之中，从而为他们日后长期合作共事、相知相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6年，赵戴文已年届不惑。和阎锡山携带两颗炸弹同行回国后，他先后在太原农林学校、晋阳中学等校担任教员、庶务长、斋务长等职，同时根据组织安排，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及知识阶层中开展组织发动工作。同盟会成立后，即决定在各地建立支部和分会。1905年当年同盟会山西分会就在东京正式成立。赵戴文既是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那么也就自然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到1906年底，已先后介绍后来成为革命骨干的杨沛霖、李嵩山、张树帜等多人入会。1909年，同盟会山西分会在省内的力量加强了。这主要是得之于阎锡山等一批军事人才的学成归来。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日历翻到了公元1911年－－辛亥年。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革命一触即发的时刻，山西的举义也迫在眉睫。这时，赵戴文与阎锡山已经分别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赵戴文任晋阳中学斋务长，不仅有满园“桃李”，而且有亲自介绍加入组织的一批同盟会员同志；阎锡山担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是山西同盟会员中军职最高者。两人在举义之前，多次暗中相商，交换意见，颇能一致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山西的革命党人提前举义，于1911年10月29日光复太原。赵戴文作为一介书生，由清廷腐败的切肤之痛中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毅然加入同盟会，几年如一日，参与发展会员，谋划行动，虽没有振臂高呼，也不可能跃马扬鞭，阵前冲杀，但襄赞之功当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