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9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下滑；1960年，中国农业生产又遭受百年不遇的灾害，占总耕地一半以上的农田受灾，由此城乡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严峻的形势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判断客观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国民经济调整政策。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分析了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议召开之前及参会期间，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要到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同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讲调查研究问题。3月23日会议闭幕的当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解决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场大规模的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一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制定政策。

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三个调查组最后会集广州，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随后，刘少奇去了湖南的长沙县和宁乡县，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涉县，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到了京郊顺义、怀柔县。此外，中共中央还直接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调查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周恩来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的森工企业调查了近一个月；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调查；邓小平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城市工作和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下发各地贯彻执行。1961年起，我国农业生产开始恢复性增长。在一系列详细的工业调查的基础上，由邓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负责，经过讨论、修改，形成《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是年9月16日，草案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发布试行。它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对科教、文艺等领域也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调整政策。这一时期，相继出台的科学14条、高教60条等，对各条战线工作秩序的整顿和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60年代初带头进行的这次系统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五风”问题。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这一领导方法和领导经验，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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