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字披

石窟寺中仿木结构的屋顶建筑形式之一。一般位于塔庙窟前端的顶部。在前后披上塑出断面为半圆形的椽子，椽之间出望板，两披之交会处雕自脊枋(即脊檩，断面呈方形)。前披与外壁柑交处、后披与后壁相交处均雕刻出枋子。这两条枋子与山墙(即石壁)相连结，井各从枋子向外伸出仿木丁头栱，另有散斗替木承托枋底。在有些石窟内，也有加宽两披之间距离，将人字披改制成盝顶形式的做法，此种做法多见于敦煌石窟。  

人字形屋顶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常见的屋顶形式。在敦煌早期（北凉、北魏、西魏、北周）诸窟及隋代部分洞窟顶部出现了对传统木构建筑的人字披顶结构的模仿。这是洞窟形制上民族化的一种体现。为适应人字披顶这种特殊窟顶结构的装饰需要，敦煌装饰图案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类别——人字披图案。早期的石窟人字披顶构造完全模仿木构建筑，由浮塑或绘制的脊枋、檐枋、椽子和椽间望板构成，人字披顶满绘图案。由于附丽于仿建筑的结构，人字披图案具有独特的构图方式、装饰效果和视觉美感。

通观早期的人字披图案，其图案内容、构图形式、艺术风格既有统一之处，彼此间又有差异，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并可看出较为清晰的演变过程。北魏时期人字披多由波状藤蔓、莲花、忍冬叶的反覆组合，以及供养菩萨和飞天组成。造型简洁，运笔粗放潇洒，其形象与前部窟顶平棊交角处的莲花纹风格一致并相互呼应，具有整体统一的装饰效果。流畅灵活的波浪状组织与前室平顶上规正的斗四套叠平棊图案形成了一动一静、相得益彰的对比效果，使整体石窟装饰更富于变化和节奏。在色彩运用上采用与石窟整体色调统一的土红勾线、以土黄、石青、石绿、深赭、白等色为主调。椽子以土红作地色，而占大面积的椽间望板则以浅米白色为地，在色彩明度上较为明亮，使不同结构的两部分窟顶有了更加明显的空间划分。这是古代工匠通过装饰色彩的运用达到一定装饰功能性的优秀范例。人物形象的安排位于人字披两端，其中供养菩萨位于底端，而飞天则位于顶端与脊枋相接处。人物均为上身半裸下身系裙。施色采用来自西域的凹凸晕染手法表现体积感。手法豪放浑朴，具有北魏时期特有的艺术风格（435窟）。从北魏晚期至西魏，人字披图案风格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莲花、忍冬的造型变得繁复，线条更加纤秀流畅，施色上开始使用晕染增加层次。色彩上除石绿外，增加了石青色，冷色运用比重加大，使得整体色调由浑朴转向清雅。人物形象更具中原特点，面相体态清瘦，正符合魏晋时中国崇尚“秀骨清像”的特点，人物服饰由半裸转为着“褒衣博带”，发式为单髻或双髻。人物的着色亦由西域风格的凹凸画法转为中原汉式的柔和细腻的晕染法。这些改变记录和反映了敦煌石窟艺术民族化的进程。（431窟）

西魏至北周时期，人字披顶基本取消了立体浮塑，全绘于平面。图案内容进一步丰富，除莲花、忍冬、人物外，还出现了摩尼宝珠、生动的禽鸟纹等。椽间图案不再为波状连续式结构，而是左右对称式长方形适合纹样。（288窟）无论花叶还是禽鸟，其造型都更加秀逸，用色晕染层次也进一步细腻。有的人字披脊枋增宽，除分段式几何纹外，还以圆形轮状莲花纹装饰脊枋。（288窟）由于椽间图案变得十分繁复，故此椽子上渐渐取消了装饰。到北周时期，一些人字披的椽子和脊枋仅平涂土红一色，而无任何花纹。反而起到了繁简相宜的装饰效果。（428窟）北周末至隋代，覆斗顶形的洞窟形制渐渐增多，隋代虽有一些保留了人字披顶的洞窟，但人字披的位置已改绘本生、佛传故事，不再以装饰图案的形式出现，故此没有人字披图案。平棊也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屋内顶棚构造的一种。在木构建筑中，平棊由木板和支条构成，外形上看呈棋盘方格状，故名平棊。在宋代建筑中，平棊运用得非常广泛。《宋营造法式》卷八中详细记述了平棊的作法和花纹种类。敦煌石窟中的平棊图案是在石窟顶部平面上绘制的仿木构平棊格式的花纹图案。中唐时开始出现。主要装饰于平顶帐形佛龛龛顶部分。中唐197窟，159窟，361窟中均有此类平棊，图案形象组合丰富，设色细腻，堪称佳作。平棊图案的大量出现是在西夏洞窟中。不仅装饰于龛顶，还装饰在窟顶藻井周围四披。西夏时期常利用隋代旧窟进行重绘，在原来的人字披顶上，也绘有平棊图案。就构成平棊图案的纹样特色来看，常运用花卉图案，色调以浅土黄、土红为主。但总体上来说，西夏的平棊图案的组织、造型、色彩、表现手法都不如中唐作品那样灵活多变，富于艺术魅力。人字披和平棊图案作为装饰于石窟顶部较高处的装饰图案，具有重复性、规整性，整体中又不失节奏变化的特殊美感。由于脱胎于建筑结构，图案中保存了一些木结构的特点，又形成了图案的独特形式，于今天的建筑室内装饰也有一定的借鉴、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