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

1924年3月，李友邦与林木顺、林添进等人袭击台北新起警察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他连夜逃离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同年4月赴广州，9月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李友邦指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

1939年他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同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委任其担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长，并晋阶为陆军少将。

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确定日本应将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台湾义勇队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在其领导下，台湾义勇队主要开展了4方面的工作：第一、对敌政治工作。义勇队成员熟悉日语，他们利用语言上的便利，翻译日军文件，审讯并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等。第二、医疗救助工作。

1939年9月12日，义务队在浙江金华正式成立“第一台湾医院”，随后又在浙江衢州、浙江兰溪、福建建阳相继成立3间医院。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此外，还进行生产报国工作与巡回宣传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台湾义勇队成员返回台湾。

1952年4月21日李友邦将军在台湾白色恐怖中遇害，牺牲时年仅46岁。^[1]

进黄埔军校

在广州，李友邦于1924年6月进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当时的李友邦只会闽南语和日语，语言成了他学习上的最大障碍。据他的夫人严秀峰回忆，有一次，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演讲，军校师生一起聆听。可是半途中，李友邦却打起瞌睡来。军校值星教官赶紧前去他座位处捏他的大腿，这一幕被孙中山发现。

事后，孙中山把他叫到面前，但李友邦依旧一脸茫然神色，浑然不知惭愧。值星教官赶紧趋前道：“这是从台湾来就学的革命青年，就学不久，您说的粤语和国语他听不懂，只会日语和闽南语。”这时孙中山才改以日语与他交谈，双方沟通无碍。

鉴于李友邦的语言问题和革命热情，孙中山要他每周一次到廖仲恺家中学习国语，探讨革命形势。廖仲恺家中收藏有大量社会上难得一见的世界名著。李友邦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中，他像不知疲倦的蜜蜂，尽力采撷着书本中的养料，使他迅速地从一个质朴的热血青年而成长为有着相当程度的革命思想修养的革命青年。这不同寻常的学习经历，无疑对他后来的道路选择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这样，李友邦不仅从孙中山和廖仲恺那里学习了国语，还使他从此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坚定地走上了中国国民革命的道路。李友邦曾道：“台湾民族革命的推动工作，再也不能一刻延缓了。”1924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在广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自任该党主席。该党的宗旨为：为团结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而返回祖国。1939年2月，李友邦发表了题为《台湾要独立，也要返归中国》一文，对该党的宗旨作了更加明确的阐述。^[2]

主持台湾地区工委会

1924年年底，李友邦奉孙中山之命，携款北上，支援国民革命。1925年9月6日，李友邦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去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委会”。当时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有林文腾、谢文达、杨春松、陈神童等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派人回台湾宣传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祖国革命的大好形势，激励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志，并动员台湾革命青年回到广州来学习。

为此，李友邦于1926年经日本回到台湾。在台湾前辈蒋渭水、连温卿、王敏川、赵港等人的帮助下，为台湾区工委会募集了活动资金，动员了包括王万得、杨春木、张士德和李友嘉在内的一批革命青年回到大陆参加革命工作。后来成为台盟华东总支部主委的李伟光回忆，他曾去台北与李友邦见过面。李友邦向他介绍了大陆情况，希望他能够组织台湾同胞，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进行抗日爱国活动，这使李伟光受到很大的启发。在主持台湾地区工委会期间，李友邦往返于台湾、东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全力推动台湾同胞的抗日运动，在台湾青年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1927年，李友邦参与组建广东革命青年团，张深切任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宣传部部长，李友邦为宣传部部员。1927年4月1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出版机关刊物《台湾先锋》。1927年6月，广东当局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系左倾团体为由，强迫该团体解散。李友邦因蒋介石“清党”而离开广州。^[2]

酝酿组织以台胞为主体的抗日团体

离开广州后，李友邦潜赴杭州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初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浙江陆军监狱。尽管当局在李友邦身上并没查获任何证据加以定罪，但仍然没有放过他，于1934年9月20日被押解到浙江反省院，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才被释放。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大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纷纷云集浙江金华、丽水等地，李友邦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这里。他总结了台胞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1938年夏，李友邦在丽水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狱中难友骆耕漠（中共党员）。据骆耕漠回忆：“我告诉他，我和一些进步人士在丽水搞‘回乡服务团’和抗日救亡运动。他听了面带喜色，当即表示当此民族危亡之际，应为抗战救国而贡献力量。他说，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籍的台胞，其中有志士仁人，或可动员组织。”骆耕漠当即向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报告商议，决定协助李友邦先到崇安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试图开辟一个抗日救亡的新阵地。浙江省统委指示骆耕漠和张一之（中共党员、后化名张毕来）协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在筹建义勇队的过程中，李友邦也得到了国民党浙、闽两省政府的支持。

筹组台湾义勇队的工作从何着手呢？张一之回忆：“这个工作，要向台湾岛上和海外的台湾革命人士号召，顶好有一个台湾同胞自己的组织出面推行。”于是，李友邦决定恢复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和一部分台湾革命青年组织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他以“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的名义进行活动，动员台胞参加台湾义勇队。张一之则以“台湾独立革命党总部秘书”的名义，协助李友邦共同工作。

当时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主要散居于闽浙粤三省，而以福建省最多。据战前统计，福建的厦门、福州、晋江三处就约有万人。于是李友邦、张一之决定动员工作从福建开始。

1938年11月,李友邦、张一之先到闽北崇安县。到那里他们了解到有一批台湾人多半是医生，受日本政府的迫害，从台湾来到大陆，抗战开始后，当地政府把他们当作日本人的特务怀疑，但又毫无根据，不便抓，不便杀，就强迫他们离开沿海地区，迁往闽北崇安劳动，成立“台民垦殖所”和“台童教养所”，拉家带口，共有400余人。他们写了一封长信给李友邦，表示“吾辈多善操日语，能日文，愿做军队中之政治工作，如对敌宣传等”“愿组织台胞医疗队，在后方做伤病兵民之医疗工作”。李友邦组织崇安台胞参加抗战的举动，得到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和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陈肇英的积极支持。陈仪当即表示对台湾义勇队提供各种经费补助、各种政策便利。^[2]

成立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

1939年1月，李友邦从崇安带回第一批台胞30余人，其中包括6名儿童。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东南抗日前哨的浙江省金华县城内酒坊巷18号（今酒坊巷84号）宣告成立，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和少年团团长，张一之任秘书。张一之还为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谱写了队歌和团歌，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和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牛光祖分别为队歌、团歌谱曲。队员臂章上都刻有“复疆”二字，表达了战时台湾同胞渴望抗战胜利、两岸统一的心情。

李友邦在成立大会上宣布：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正式成立了，爱国台胞要举起抗日、爱国的大旗，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奋斗到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