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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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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则光

职业教师

性别男

国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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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姓名：陈则光

　　笔名：陈虹、鲜名

　　性别：男

　　出生年月： 1917年陈则光

　　民族：汉族

　　原名：陈朗秋

　　籍贯：湖南南县

　　国籍：中国

　　民盟成员。

学历

　　1939年肄业于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国文系。

　　历任中学教师，湖南大学中文系讲师，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鲁迅研究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著有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等。

记事篇

　　此声真合静中听--怀念陈则光先生

　　学界一般只知道陈则光先生是现代文学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可陈先生心目中的名山事业，却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觉，一方面是陈先生在前两个领域确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没能真正完成。“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悼念文章的套语，可用在陈先生身上却十分合适，尤其是指其没能完成思考、纠缠几十载的这一研究课题。

　　去年1月，我路过广州，到医院探望陈先生。呼唤了好几声，他才睁开眼睛，一见是我，眼泪直往下淌。临别时，只听他长叹一声：“可惜我的书没能写完。”5月份我从香港回来，陈先生已经回到中大家中静养。尽管说话不大方便，陈先生还是希望谈谈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那时我安慰他等病好了再考虑这些问题，他说躺在床上干着急，想的都是这部书。今年年初，陈先生病情好转，春节期间师友学生过访，据说谈的还是这部书；谁知才过两天，先生就一病不起。这部凝聚先生一辈子心血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也就永远只有上册了。

　　1987年春夏之际，陈先生寄赠他所撰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中山大学出版社），并表示感谢我的“再三催促”。从1982年我正式师从陈先生，到1992年他不幸仙逝，这十年间我们师生讨论最多的就是这部书稿。对书稿的写作，我没能插上一句嘴，也没能帮上一点忙，只是不断地“催”——希望先生不要过分矜持，让书稿早日杀青。大概先生悬得过高，加上我离开广州后催促不力，书稿还是没有最后完成。89年代初，近代文学研究刚刚复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先生写于59年代的近代文学论文，而且学术质量相当高，这才知道先生不只研究鲁迅。先生称，他是研究近代文学“起家”的，而且至今还存有整份当年的讲稿。于是，我们师兄弟不时劝说先生赶快“转向”，重理近代文学。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笑眯眯地说，不急不急。其实先生心里还是有点急的，只不过不愿草率从事而已。尤其是1985年初遭车祸后，先生元气大伤，更时时有写不完此书的担忧。即便如此，先生还是不愿开快车、搞速成。就在遭车祸前几天，先生给我来过一信，谈他的研究计划：

　　“我对近代文学在57年摸了一下，以后就没搞了，可谓浅尝辄止。最近又重操旧业，因年龄的关系，而对着书山学海，时感精力的不够，未免兴叹。然而这些东西，还是深深地吸引着我的。”

　　此后，先生便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写作。当初我们劝先生用两年时间，先把书稿整理出版，以后再慢慢修订；先生执意不肯，非全部推倒重来不可，说是要不心里不踏实。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第一感觉是，先生病危时一定为此书的没能写完而撕心裂肺。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我们的建议或许不无道理；可作为治学态度，我还是欣赏先生的认真和持重。我到北京求学后，先生不只一次来信，谈及近代文学研究，称：“这是一项极艰巨的工作，因为艰巨，得出来的成果道人所未道，才有意义有价值。”正因为理解其“艰巨性”，治学时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放言空论。当初年轻气盛不大能理解先生治学的苦心，反而埋怨先生过分谨慎；如今想来，惭愧不已。

　　先生治学，一贯以“平实”取胜。从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可有理有据，立论大都站得住脚。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颇能体现先生这一治学特点。“绪论”一章是根据59年代末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一文改写的、还是强调社会——文化——文学三者的互动，但具体的论述更为详实可信。先生不以理论思辨见长，大的框架没有多少突破，具体的论述则新意迭现。对桐城派的中兴，以及对弹词在晚清文坛的意义，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尤其是关于15世纪下半叶小说的研究，更见先生的功力。大的研究思路仍是沿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用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来把握小说界革命前的中国文坛。可描述每一种小说类型的演讲时，先生都特别注意文学思潮与具体作品的历史联系。而突出西湖散人之《万花楼》开始体现“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倾向”，或者将蒙族作家尹湛纳希的《一层楼》和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作为近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红楼梦》反响的两种趋向”，更是“道人所未道”。

　　先生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相当精细，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关注，对通俗文化有很高的热情，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文学史家的共同特性；只不过因为先生治学严谨认真，不时能突破原有理论框架的限制。先生学有根底，却并非一味守旧，颇能欣赏与之不同的学术思路。1999年8月，北京大学召开“29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先生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既高度评价了我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又坚持他注重社会思潮和强调作家作品整体把握的一贯主张，对此书有所批评。会后师生在未名湖畔漫步，先生一本正经地说，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路，我提意见只是表明我的态度，并没有要求你照改。你还是继续走你的路，不过讲话注意点分寸就是了。

　　先生治学风格平实，除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外，更得益于其“分寸感”的把握。刚师从先生时，每次听完我的研究报告，先生总不忘叮嘱“论述时要注意分寸”。开始不免逞才使气，被敲打几次后也就老实多了；慢慢体会到治学中掌握“分寸感”的必要和艰难。我在中大师从吴宏聪、陈则光两位先生和在北京师从王瑶先生，除了具体知识外，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对学问的敬畏之心以及对分寸感的掌握。只是直到今天，落笔为文，仍嫌火气太大锋芒太露，无法真正做到平正通达。

　　先生是湖南人，但不吃辣椒，或许是久居岭南的缘故，反正显得温和、宽厚。在中山大学师从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那两年半时间里，有几件事件我印象特别深，自认很能体现先生的为人为学。

　　我刚上研究生那阵子，略有狂态。第一篇交上去的读书报告专论五四白话文运动，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报告发下来时把我吓了一跳，先生的批注密密麻麻，和我文章的字数不相上下，有商榷论点的，有校对史料的，也有改正标点符号和错别字的。不在乎观点异同，单是这种治学态度就把我慑服了。读书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自觉平生治学不太敢偷懒，这与我前后师从的几位先生，不管学术成就高低，但都以严谨著称有关。

　　1983年初，我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上发表了《论西方异化文学》一文。在随后而来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有人到处告状，指责此文为宣传精神污染，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意思。是先生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向校方表示此文经他审阅，没有政治性错误。事件平息后，先生又屡屡告诫我：“讲话要有分寸”。我自然明白，这时所说的“分寸”，指的是别老闯红灯。先生对此事颇为自得，平生以鲁迅为榜样关键时刻能为学生撑一把腰，还有比这更值得骄傲的吗？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他向我介绍整个事件经过以及他自己的表现时，顺带提及鲁迅先生对待青年的态度。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使得许多研究者也都习惯于像他那样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这也是在中国，鲁迅研究界虽也鱼龙混杂，但总的来说骨头较硬，更讲人格和气节的原因。

　　当我第一次向先生表示，希望到北京大学继续求学时，先生明显不悦。本来计划让我毕业后留在中大任教，可我却想跑出“康乐村”，这大概有点让他伤心。好在他和我的另一位导师吴宏聪先生都很推祟王瑶先生，相约让我提前毕业，并联合推荐我北上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说是考上放行，考不上不准改换门庭。我临上北京就学的前一天，先生在家设便宴为我送行，酒后吐真言，说是“其实我年青时也很想上北京”。我也觉得以先生的性格志趣，更适合于北方生活，只是不好意思问当初为何没能成行。此后好几次见面，先生总不忘感叹：你当初决意北上求学是对的。至于为什么是对的，先生从不解释。在南方众多学者中，先生治学风格和趣味更接近于“京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促使他发此感叹？

　　先生为人为学均极为认真，平时不苟言笑，学生们背后称他“陈老夫子”。每次上课，拿着厚厚一本讲稿，几乎照着念，很少有即兴发挥。同学们尽管钦佩他备课认真、治学严谨，可还是不大习惯这种沉闷的讲课方式。只是在若干年后，当初手舞足蹈因而大受欢迎的课程烟消云散，而先生认真扎实的讲授反而鸵现，大家这才承认“照念讲稿”也是另具一格。

　　课堂上不苟言笑的先生，在家里却显得十分随和。接触多了，甚至发现表面迂执的先生，其实也不乏文人趣味。我北上念书后，先生曾录旧作寄赠：“月沉柳岸隐吹笙，何处朱楼酒未醒。莫道缘窗人寂寞，此声真合静中听。”不知诗后有无“本事”，也不想为此强作解人。只是隐约觉得先生晚年重录少作，有相当深沉的感慨。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4期）

文章

老舍幽默论·序

陈则光

1983年，刘诚言同志利用学术假来中山大学，在此之前，他已经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有多年了。他根柢比较深厚，文笔也相当敏捷，因为我们是同行，时有接触，研讨问题，无所不谈，颇为相得。

　　他为人诚朴、热情、谦和、虚心，对我以师礼事之。学习勤奋、发愤忘忧，终日埋头伏案，孜孜不倦，尽可能挤出时间写文章，并立下雄心壮志，要写出一本既有份量又有质量的论著。几经考虑，选题定为《老舍幽默论》，于是精心钻研老舍的作品，多方面搜集有关资料，规划提纲，酝酿论点，在1984年离开中大前的短短一年时间内，一本十余万字的论著竟脱稿了。那出人意外的写作精力和速度，使我感到惊异。

　　回湖北后，又切磋琢磨了一番，旋乘赴北京参加老舍学术讨论会的机会，当面请教老舍夫人胡絜青同志和长女舒济同志，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认真进行修改，然后定稿。部分章节曾连载于学报和文学刊物，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

　　老舍创作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善于运用诙谐风趣、引人发笑的幽默笔调以感染读者。读老舍的书，轻松隽永，耐人寻味，原因在此。过去的文学史家和批评论家评论老舍作品无不涉及到这一特征。然大都概乎言之，语焉不详，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专著，刘诚言同志的这本书恐怕要算第一本了。不能不说是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幽默”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之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意为寂静无声。而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所谓“幽默”是舶耜英语Humour的音译，这个词，当时曾被译为“语妙”、“油滑”、“优骂”、“谐穆”等等，林语堂根据字音译为“幽默”，遂为大家沿用至今，而流行于世。

　　对于“幽默”的理解，其说不一，萨克莱说：“幽默的写作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你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你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卡来说：“真正的幽默是发自内心的，它不是轻视，它的精髓是爱。”钱钟书说：“真正的幽默是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对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我国《辞海》所下的注脚则是"言语和举动生动而含意较深。”这种种说法，归究起来，有一个共同的聚焦点，那就是从爱心出发，用笑外之意来指摘、针砭人们的缺陷和弱点，启迪神智，促人猛省。

　　鲁迅曾指出：“‘'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郁达夫也认为“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不长于”或“不懂”并不等于没有。“幽默”为人生所需要，反映人生的文学同样是需要的，因为幽默的力量是一种艺术，正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所诠释的：“有了幽默，我们可以学会用笑代替烦恼，可以使自己和他人摆脱痛苦，超然于痛苦之上。”“幽默带来快乐，使人从痛苦的经历与情绪中挣脱出来。”幽默是一种谐趣的艺术，机智的艺术，笑中带刺的艺术，板着面孔说不通的理，达不到的目的，往往用巧妙的比譬，生动的言词，说通了，达到了。

　　翻阅中国的文献，并不乏这样的事例。《史记·滑稽列传》中淳于髠、优孟、优旃等的故事和言谈，《汉书·东方朔传》的东方朔的巧言善对和诙谐辩解，不是很富有幽默感么？《镜花缘》的君子国等篇章洋溢着幽默气氛的描写，不是引人发笑么？见之于书卷的晏婴、侯白、石曼卿、苏东坡、刘贡父之流的幽默的故事和辞令，不是广为流传而为人们所乐道么？五十年前，胡山源撷取古今载籍二百余种几千则，辑录成《幽默笔记》一书出版，亦足以表明我国虽不是Humour一词的发祥地，但类似的作品还是存在的。不过中国的古典文学，不论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从幽默的角度来检验，毕竟不多，或者不太突出，胡山源所选，取材失之宽泛，而又无非是三言两语的片断，比起欧美那些大师们深宏磅礡的幽默之作来，是不能与之颉顽的。中国人不擅长幽默，大概是与传统的文化素质有关。

　　五四时期，随着世界文学思潮的洪流，西洋的幽默艺术输入中国，为许多作家所接受，在中国新兴的文艺园地里茁壮成长起来。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便是以提倡幽默相标榜的。幽默的盛行，自有其背景。鲁迅讲得明白：“社会讽刺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它出来。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幽默令人发笑，借笑来一浇块垒，宣泄不满，遂成为幽默流行于一时的原因。其作用有如郁达夫所领会的英国作家们的作品那样：“正在逸兴遄飞的时候，总板着面孔忽而来它一下幽默，会使论敌也可以倒在地下而破颜，愁人也得停着眼泪而发一笑。”文学中的幽默，并不是为笑笑而笑笑，更不是“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而是一种高超巧妙的心理策略，意趣横生的精神战术。作为语言大师的老舍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实与鲁迅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舍的创作生涯，开始于二十年代，那时他在英国，英国人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民族，狄更斯、康拉德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在这影响下，以及他对社会人生的体察，形成了他的幽默观。他强调“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这种态度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因为它表现着心怀宽大，一个会笑，而且能笑自己的人，决不会为一件事而急躁怀恨”。“嬉皮笑脸不是幽默，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一个幽默写家对于世事，如入异国观光，事事有趣。他指出世人的愚笨可怜，也指出那可爱的小古怪地点。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诃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者的心是热的”，他“看出可笑的事而技巧的写出来”，本着“笑的哲人”的态度，使读者从笑声中听出“弦外之音”，深受教益。充分体现了一个幽默作家的诚挚的爱心和高尚的情趣。老舍的创作完全实践了他的信念，因而使其作品赢得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刘诚言同志就老舍幽默艺术的各个层面，结合作品的实际，条分缕析，阐述甚详，材料丰富，内容翔实，持论贴切，有其独特的见解，不愧为当前老舍研究的一本力作。他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老舍幽默论》的出版，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文艺青年和作家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是值得欢迎的。

1989年2月28日于中山大学

所长陈则光

人物简介　　

教授，著名系统工程学者。

　　1962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专业，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任教至今。1978年，与改革开放同步，改攻系统工程与运筹学，取得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动态规划、系统工程综合集成方法论方面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和创见；在系统预测、宏观决策、区域规划、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可行性论证的理论研究和科研、社会实践中，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在他主持或以主要成员身份参与的科研课题中，有两项分别获国家级、省级科技进步奖；由此而产生的系列论文，得到国际、国内同行的高度重视，多次获湖南省自然科学论文一等奖，并在国际会议上宣读，在本学科还有多种专著问世。

　　二十多年来，陈则光教授的科研成果和参政议政的建议，《湖南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杂志都作过报导。陈则光

　　陈则光教授在吸收西方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合理成份的同时，没有忘记我国的国情、民族的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他用系统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解释人类群体的行为。他提出的“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行为科学体系”的构想和《灵动行为科学》，成了我国行为科学领域有份量的一家之言。他还首次提出“一种社会主义优越性测度的概念模型：各尽所能度”，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分配公平与理想追求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

　　陈则光教授十分关心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二十多年来，在良好、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和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上，广大青年学生赠他以“青年之友”的美誉。

　　理工科专业出身的陈则光教授，自幼就注重文学艺术的修养。在他为中南工业大学艺术馆撰写的《前言》中，把他多年的感悟凝炼成了一句名言：“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有助于科学技术的逻辑思维；自然科学家的思维习惯和常用的工具一旦介入文学艺术、社会人文领域，也会对它们有丰厚的回报。”在40多年的教学、科研、青少年科普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他还运用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常用的工具给文学艺术以丰厚的回报，在中南工业大学率先开出“现代青年与古典体诗词”的公共选修课，其中上篇“古典体诗词的内在美”部分，全部以他自己创作的诗词作为例诗；他的人文修养报告《理工科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读书与做人》和多首古典体诗词被收入《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和《瑜园诗选》。

　　2002年5月，以《“俺也是劳动人民”——老教授的情怀》一文获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和人民日报网络版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我自豪，我是劳动者”征文一等奖；同年9月，又以《从言路初开到广开言路》再获人民网主办的迎接党的十六大“回首这五年变化在身边”征文一等奖；陈则光教授与夫人罗声求教授于同年6月在新加坡双获全球汉诗总会颁发的“诗教传播奖”、9月在盘锦又双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颁发的“国际龙文化金奖”系列的“突出成就奖”。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陈则光教授为学校团体和企业机关的年轻人和党政干部作演讲报告平均每年不下30余场。而这些报告大多数都是他和他的夫人罗声求教授共同准备的，因而，新闻媒体戏称罗声求是陈教授的“幕后天使”。

　　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约，陈则光教授与他的夫人罗声求教授合著的大学生人文素质修养教材《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走向社会》作为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已先后于2004年1月、7月出版发行，并多次加印。

　　2007年陈则光教授应邀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做新生入学讲座。精彩的演讲赢得大家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