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之争

《诗》：今文经三家，《鲁诗》《齐诗》《韩诗》；古文经一家，《毛诗》

《尚书》：今文经三家，伏胜、大夏侯（胜）、小夏侯（建）；古文经一种，《古文尚书》

《礼》：今文经三家，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古文经两种，《逸礼》《周官》（周礼）

《易经》：今文经四家，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古文经两家，费氏《易》、高氏《易》

《春秋》：今文经三家，严氏（严彭祖）《公羊春秋》、颜氏《公羊春秋》、《榖梁春秋》；古文经三家，《春秋左氏传》、《邹氏传》、《郏氏传》

五经本为六经，又称六艺，尚有《乐经》。一般认为，《乐经》只有乐谱，没有文字；也有人认为毁于秦火，所以只存五经。

今文经学者董仲舒、司马迁等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

古文经学者班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易》《书》《诗》《礼》《乐》《春秋》

对孔子的评价不同：今文学尊孔子为给后世制法的“素王”；古文学认为孔子是“先师”；

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科；

今文经学家认为汉代五经均为全本；古文家认为五经是秦火残余，其传述多不可靠。

西汉前期，文景之际确立齐鲁韩三家《诗》为博士均为今文，至武帝立五经七博士、兴太学后，今文经成为官学。读今文经出身的官员成为封建政权主体，其影响难以估量。

古文经学在经历汉初的弱势之后到汉末开始崛起。刘歆主张设立《左氏春秋》为官学，后辅助王莽推行古法，东汉光武帝排除众异设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到章帝《白虎通议》的颁行，标志着古文经学逐步跻身显学之列。

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 （引自《汉书·楚元王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

光武帝时初仍设今文经十四博士，后力排众议，增设《左氏春秋传》。章帝鉴于今古文思潮繁杂，为巩固封建统治，统一学说，召开白虎观会议，制定《白虎通议》，极大削弱了古文经的势力，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由盛转衰。兼通今古文经的郑玄采用混杂的方式注释经典，使得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

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2388枚珍贵竹简，经碳14测定证实，系战国中晚期文物。该批竹简被定名为清华简。在随后的释读及研究工作中，多篇《尚书》内容被发现，真正的“古文《尚书》”得以重见天日。经与传世的今文、古文《尚书》比对，古文《尚书》已被确定出于伪造。

相关文摘：

《“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1]

（2012年01月06日 新华网）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激动地看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事实证明，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真正的古文《尚书》命运多舛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我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唯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不伪，认为现存的古文《尚书》可能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

传世《尚书》与“清华简”不符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