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保卫战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随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对起义军发动战争，著名的昆明保卫战打响。^[2]进步学生冒着危险和起义军共患难。昆明军民在随后的6天6夜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解放军迅速驰援的震慑下，国民党军队撤退。

1950年2月24日陈赓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1949年12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等约4万余人，从昆明周围向城区发动进攻，并向士兵许下“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三天”的“奖赏”。

昆明的黄土坡、北教场、南窑、大板桥、巫家坝一带都是双方交战的地点。在昆明城墙保护下的市民，时时能听到枪炮巨响。由于国民党军队猛攻不止，并连续派飞机对昆明城狂轰滥炸，卢汉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求援。

昆明城告急！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和邓小平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表示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驶至昆明。

这份电报大大振奋了起义军的士气，昆明城内的守军精神焕发，甚至主动出击。围攻的国民党军队也得知解放军驰援的消息，先后撤退。

21日凌晨，枪炮声终于停止了，持续了6天6夜的昆明保卫战结束。

蒋介石得悉卢汉举行起义后，即积极部署进行反扑：一面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主任，建立伪政权，借以号召云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顽抗；一面下命令成立进攻昆明的军事指挥部，提升伪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负责指挥进攻昆明。

派曹天戈代理第八军军长，派彭佐熙代理第二十六军军长。严令两军为营救李、余必须死力攻取昆明。汤尧的指挥部设在曲靖，他以第八军为右翼攻击部队，第二十六军为左翼攻击部队，分两路向昆明进发。第八军以汽车运输西进，第二十六军由滇越铁路用火车兼程北进。同时蒋介石还命令空军配合。

解放军进昆明城云南起义前，卢汉即估计到可能要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作战。早在1949年10月，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的命令，把云南地方部队的第九十三军部署在昆明附近，便于直接掌握，把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部署在远离昆明的滇东、滇南一带，连原来驻守在安宁的第二十六军石补天师都早已调往滇南。在临近起义前又命令第九十三军（即暂编第十三军）在昆明集结。云南起义后，卢汉下令积极备战，调运第七十四军（即暂编第十二军）东下。军长余建勋发电报来昆明向卢汉建议，该军除保六团已在昆明参加战斗以外，保五团即直接运抵昆明，其余按卢指示向东推进，待到达后控制在禄丰、一平浪、安宁之间集结，以便进出富民、晋宁进击敌后，以收夹攻敌军之效（昆明保卫战期间，暂编第十二军部队以急行军状态，到达楚雄、安宁之间）。卢汉采纳其建议。一面命令赶筑城防工事，以利固守，由昆明市工程局长赵萌祖组织人力，星夜完成任务，封锁运输，以阻止敌军行动。同时向“边纵”联系，并呈报刘、邓两将军，以求支援。

12月13日左右，卢汉约曾恕怀等人，亲自视察昆明防线和部署，并召集谢崇文、龙泽汇、佴晓清、杨继宽等开会商讨布防问题。卢汉根据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兵力对比情况和谢、龙、曾等的意见，决定防线应当缩短，指定谢崇文率同参谋处长杨剑秋及高参杨家杰、杨继宽、周宗歧四人写作战计划、方针，以确保昆明为目的，避免与敌决战；敌人进攻时，逐步向后转移，坚守城郊，以待解放军到达，合力歼灭敌人。同时，判断敌人孤立无援，而且军粮操在我方，即便打下昆明部分地区，也守不住，解放军一到，即非逃不可。

我方兵力虽处于劣势，但人心向我，外有援军（“边纵”和解放军），内有粮饷，只要顶着就有胜利把握。我们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适当地与敌人保持接触，拖着敌人，等待解放军到达。卢汉同意这种分析，并批准这一作战计划。大家对保卫昆明充满了信心。

1949年12月16日，敌军主力到达昆明近郊集结。这天下午其搜索部队在昆明外围和我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揭开了战斗序幕。17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向我发起试探性攻击，在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一线发生激烈战斗。第八军的一部迂回至黑龙潭金殿一带，侧击我守备部队。我军一面派飞机炸毁蒙自、沾益飞机场，以破坏其空中补给基地，一面向敌军散发传单，侦察敌情，动摇其军心。入夜，敌军派遣小部队四处进行扰乱，有次日拂晓发动总攻的模样。

昆明各界群众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12月18日拂晓，敌二十六军向我发起猛攻，上午8时左右，在官渡附近的我守备部队被南路敌军猛攻，直冲到巫家坝飞机场外围，炮弹打到了飞机场内，我守备部队坚守阵地。正在这时，增援军赶到，合力将敌击退，保卫了机场安全。

19日凌晨，敌军东南两路全线发起总攻。这天由晨到晚，枪声炮声不绝。夜间9时左右，敌军又猛烈进攻，并组成了敢死队，企图利用夜暗突入城内。同时集中了兵力和火力，妄想摧毁几个城防工事，打开突破口。由于我起义部队坚强抵抗和在地下党领导下，由工人学生组织的义勇自卫队的支持，敌军未能得逞。这天卢汉派龙泽汇、佴晓清、许义浚分别到各阵地督战。东线敌第八军部队，迂回到铁峰庵、涌泉寺一带，被我张秉昌师英勇阻击。南线纺纱厂、南窑一带，炮火连天，战况激烈。

敌军认为有把握于当夜突破核心阵地攻入昆明，曾向台湾发出所谓“胜利捷报”。翌日香港国民党报纸，不仅用大字标题登载了敌军攻占飞机场的消息，还发了以“国民收复昆明”为标题的号外。殊不知我军虽有伤亡，但固守阵地，敌军始终不能突破核心阵地。午夜以后，敌军攻势顿挫，只派小部队不断进行扰乱。20日我方又把余程万放出城去。当晚，余即命令第二十六军攻城部队撤退。南郊战况，遂趋沉寂。夜间，卢汉接到刘、邓两将军重庆来电，谓已命贵阳杨勇兵团派得力部队星夜兼程，驰援昆明，希与密切配合，共同歼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杨勇司令员也来电告知，已派牛司令员、房副司令员率军兼程入滇支援，即可到达曲靖。卢接电报后，立即通知各守备部队，士气大为振奋。《正义报》出号外到城外散发。敌人得知解放军即将到达，第二十六军于21日拂晓撤退。第八军发现第二十六军撤走，也纷纷撤退。昆明保卫战遂告胜利结束。

在这次昆明保卫战中，暂编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七师二十九团（即保五团）及暂编第十三军的第四十师三十八、三十九团官兵沉着应战，英勇歼敌，受到临时军政委员会的表扬。

第二十九团团长马荣凯晋升为副师长，副团长杨道显晋升为团长；第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第三十九团团长赵振华（后晋升为副师长），第二十九团第二营营长李大权等各记大功一次；第二十六团（即保六团）团长保卫机场不力，擅自退下，被撤职查办。

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退踞滇南蒙自一带。这时解放大军已由广西向西南急进。为了配合解放大军歼灭盘踞在蒙自、建水一带的残敌，经“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与卢汉将军会商，决定由暂编第十三军的三十九师（陇生文部）及三十八师（张中汉部）的第三十三团（夏际昌部）开赴元江，会同“边纵”第九支队，沿元江南岸封锁企图渡江南逃之敌；暂编第十二军的三十六师（保如光部）由玉溪赴新平沙漠一带，在“边纵”朱家璧副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截堵西窜之敌；暂编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七师（尹集生部）沿滇越铁路向蒙自方向南下。这样形成了三路部队配合赶入滇省的解放大军消灭残敌。由于解放大军行动神速，残敌惊惶失措，军心瓦解，敌人除一部分空运台湾，零星逃入越南，少数抢渡红河，逃窜云南境外，其主力全部被歼灭。此后，暂编十二、十三军去滇南的部队仍回昆明附近，准备迎接解放大军进城。

21日，第8军因解放军第49师已逼近沾益、曲靖，被迫撤围南逃。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卢汉卢汉（1895—1974），彝族，原名邦汉，字永衡，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历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二、三届常委，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常委等职，云南昭通人。

龙泽汇（1910－－1991），云南昭通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曾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九十三军师长、军长。

杨勇杨勇（1913年10月28日－1983年1月6日），原名杨世峻，湖南浏阳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是中共闻名的“三杨”之一（另二人是杨成武、杨得志）。杨勇生于1913年，1927年4月加入青年团，1930年2月转为共产党党员，1927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第十至十一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和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1972年5月重新工作。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