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

《第七天》选择一个刚刚去世的死者“我”（即杨飞）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由“我”讲述死后七天里的所遇、所见、所闻之事与往事，“我”力所不及的一些故事或故事片段则蝉蜕给与“我”相关的他者，由他者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所遇、所见、所闻之事与往事。^[5]

第七天主人公杨飞是主环，这一主环分别连套一些不同的次环，次环又连套次次环，从而形成多重连环式结构模式。分别是杨飞——李青——李青的后夫，杨飞——杨金彪——生父生母一家，杨飞——杨金彪——养父兄弟姊妹，杨飞——鼠妹与伍超——肖庆，杨飞——李月珍夫妇——杨金彪，杨飞——李月珍夫妇——二十七个婴儿等均构成一个个三连环结构。三连环结构涉及第一人称蝉蜕叙事。所谓第一人称蝉蜕叙事是指由第一人称叙事者“我”蝉蜕到下一个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叙事者的叙事方式。杨飞到“死无葬生之地”后不久，遇到“我”出租屋的邻居“鼠妹”，她认出新到的防空洞地下室的鼠族邻居肖庆，肖庆为大家带来了“鼠妹”的男朋友伍超在阳界的消息。于是，故事的讲述者就由杨飞蝉蜕到“肖庆”，然后“肖庆”以第一人称为大家讲述“鼠妹”到“死无葬生之地”后大家所不知道的关于伍超的故事。

第七天2014年5月，余华在答《京华时报》记者问时说，他一直有这样一种欲望，“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出现。”余华试图同时塑造死者世界与现实世界，并通过死者来描写现实世界。在《第七天》里，用一个死者世界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余华塑造的近景世界是现实世界，远景世界是死者世界，其现实世界是一个荒诞的、冷酷的世界；死者世界是一个至善的、温暖的世界。^[5]正如他所言，“在写的时候感到现实世界的冷酷，写得也很狠，所以我需要温暖的部分，需要至善的部分，给予自己希望，也想给予读者希望。现实世界令人绝望之后，他写下了一个美好的死者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是十分美好。”通过这两个世界的描绘，作品呈现出复杂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以揭露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给予作者的爱憎褒贬之情，体现作者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鲜明的理想主义情怀。于是，余华借助于《旧约·创世纪》开篇的方式，尽管中国有头七的说法。余华写作的时候“不让自己去想头七，脑子里全是《创世纪》的七天。”在《第七天》的正文前，作者引用了《旧约·创世纪》中的一段话，“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这段引文告诉表明，小说《第七天》的外在形式借助于《旧约·创世纪》的“七天”，其七个部分分别以“第一天”、“第二天”乃至“第七天”命名，但其内容不是机械地与《创世纪》的七天一一对应。

第七天《第七天》广泛涉及官僚腐化、官民对立、贫富分化、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暴力执法、食品安全、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城市鼠族等各阶层各方面的问题，其通过杂闻的“信息价值”和隐喻功能来对当下政治发言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余华对众多杂闻进行了改写，这种改写不是随意的，而是慎重的，这也并不单纯是一项技术问题，改动多大程度，朝哪个方向改，怎么结合杂闻和文学想象，都包含着余华对这些社会新闻的认识和理解，折射着余华对这个社会的思索和期望，也暗示了作为作家的余华在对这个社会发言时为自己选择的立场以及他对发言尺度的考量。《第七天》几乎零距离地逼近社会现实，使小说文本与社会文本对彼此完全敞开的原因吧。平心而论，余华的铤而走险不能说是失败的。在余华自己，他又完成了一次自我突破和艺术蜕变，他为“政治”写作的初衷基本实现了;对中国当代小说而言，《第七天》提供了处理当下题材的另一种新的方式和可能性。当然，在收获政治性的同时，《第七天》也付出了艺术性不足的代价，这从人物形象的苍白、细节的粗糙、情绪的泛滥以及语言的乏味等方面，都可见一斑，这里不细论。

《第七天》描写的都是日常见怪不怪的新闻事件。譬如，暴力拆迁、灾祸后有关方面瞒报死亡人数、医院将死婴做医疗垃圾处理、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男子假扮女人卖淫，等等。每个人，他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新闻了，因为我们在一个巨大的新闻里面，而在新闻里面发生的暴力拆迁等，只不过是这个巨大新闻里面的日常生活，所以处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的人有一个怎么来理解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

《第七天》借助一个死人赴死的魔幻故事外壳，将一段衍生于中国当代的残酷写真展现了出来。用文艺作品触及读者的心头之痛似乎并非多有难度之事，而是在触及之后还要留有余响和余震则变得凤毛麟角。《第七天》中的“我”在餐馆吃饭意外死亡，揭示了一种唐突的、贸然的命运降临，它不寄托于非凡或者离奇的生活，而是对苦命的一种无可奈何。而这如何造成的，以及现实对悲剧性命运的反馈又是如何影响的，我们的作家连追问和冒犯的心思都没有，在残酷而凛冽的现实面前，自己的意志力和能力已率先被敲打得七零八碎。

《第七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借助新闻热点，但非为了制造噱头。相反，这种处理会让读者的悲喜更身临其境，感慨更深。漆黑之中，余华小心翼翼地擦出一束束温暖的火苗，给死去的人最体贴细微的安慰，不至于让读者在喘息间完全绝望——李青死后忏悔，承认丈夫只有杨飞一人；鼠妹的男友伍超虽然最后死于卖肾，但他并未为了物欲而是希望圆满真爱；郑家夫妇无辜，不过他们有个最坚强懂事的女儿；饭店老板谭家鑫生前善良体贴，至死也没有夺走他快乐的希望，“一家人能在一起，到哪里都是好”；说到最曲折离奇的李姓男子被扫黄警察张刚踢爆睾丸而寻仇杀人的恩怨，两人死后也一笑泯恩仇，成了最好的棋友。

讲述一个人死后七天的经历。这个人没有墓地，无法安息，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游荡，然后来到一个名叫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很多没有墓地的死者……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第七天》体现了余华对现实的焦虑和绝望，他对现实中的欲望、混乱、不公平和弱肉强食的极度愤怒。洪治纲认为，余华采用了“用死者来观看生者”回避了正面叙述的尖锐性。《第七天》里建立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生的世界和死的世界。每一个篇章，余华都花了大量篇幅，来描写没有等级、绝对平等的人道世界，充满了欢乐的、创世纪般的祥和世界。

《第七天》采用的社会新闻正是当下社会或刚刚谢幕或正在上演的景观，其荒诞之程度远远超乎作家的想象，作家又何必再费心思编造情节。把杂闻原样照搬进小说文本，迅速编织出小说文本的当下背景，使小说文本具备了与当下社会共在的现场感，使其与社会文本的对话在同一个舞台展开。小说文本与社会文本就成了彼此敞开的空间，杂闻的大量存在标志着小说进入了一种探索活动，它力求在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思考并阐释现实。《第七天》采用杂闻这一点上放弃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做法，而转向了探索。他的目的不再是要读者相信经他以杂闻为底本改造而成的故事是真实的，而是以这些故事作为话语标记，在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搭建一些可被读者辨识的联系，提醒读者小说与社会是相互指涉的，启发读者由一个空间走入另一个空间，真正关注现实社会的荒诞，真正思考自己以及整个中国的命运。

《第七天》引用杂闻的做法所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真实的幻觉，不论是似乎无所用心的杂闻拼贴，还是对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的轻描淡写，都反映了作者或谐谑而近于游戏的或冷静而近于冷漠的笔调，这种笔调的意蕴耐人寻味:荒诞才是最大的真实，荒诞已是司空见惯。这层意蕴的底色是十分灰暗冰凉的，它透露着作者对现实深深的绝望和无奈。《第七天》与社会的互文是如此强烈，难怪会有人认为余华是借这部小说来探政治的底线。这种揣测并非无稽之谈。“真实的杂闻故事往往显现为一些揭示性的社会缩影，具有一定的信息价值。某些从社会现实中剪切的片段，表面上无足轻重、虚假且平庸，但却显露出某种预兆。在政治当局掌控下的时间及空间的结构中，人们可能会在日常现实的缝隙中，发觉一种正在孕育的未来，06隐约感受一些难以进行理性分析的新现象的成型。”“杂文故事更进一步地构成了展现现实问题的前提，引导读者从原本事实的戏剧化画面背后发掘涉及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复杂现实。

《第七天》虽然荒诞有余，并未带来那种厚铅压心头的沉重。以杨飞的视角为基点，关联起网状的人物关系，打通了这个城市各类小人物的生老病死，结局哪怕仍有悲壮和讽刺的意味，但并不妨碍他勾勒出心中乌托邦的轮廓。人人死而平等”，置于死地而后生是一种恩慈、一线怜悯，我相信这是《第七天》的创作初衷。就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燃起一支明烛。在《第七天》中，余华就是这个举烛人，而我们借着烛光，看清了来时路，抓住了延续的意义和温暖，《第七天》的文学细节处理得相当好，既没有刻意回避，也没掉进去。”“很多人批评《第七天》像新闻的部分，其实正是这部作品里特别重要的真实的文学细节，这些活生生的生活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它才能跨越时间、国界，没有这样的真实，《第七天》就失去色彩了。

阴阳两隔，逝者如何得知生者的境遇，以此为主题的小说并不多见。而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却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主人公杨飞穿梭于阴阳两界，叙述7天中那些不堪的死亡事件，用回忆将故事串联，追忆和思考爱恨情仇，将生者与逝者的种种不堪与悔恨传递给每个无家可归的游魂。一种宗教式的忏悔情愫充满着全书中每个逝者的灵魂，也让读者更深地懂得生命的价值。

《第七天》中的荒诞与黑色幽默，空间与空间迅速变换，时间与时间颠倒更替，情节内容的怪诞离奇，一直是余华小说的叙事风格。把看似不合情理、不符叙事逻辑的情节支撑故事的铺陈，摒弃传统小说里注重时间的时序性与完整性的叙事脉络，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把每个看似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情节放之于梦境中，瞬间荒诞的情节，都变得如此的合乎情理、符合叙事逻辑，而落在现实世界，故事便显得荒诞不经。

小说《第七天》并没有摆脱余华一直以来的荒诞、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第七天》以马尔克斯式的叙事开头，通过回忆讲述故事的原委，借助于类似但丁《神曲·地狱篇》式的表现手法，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进行些许勾勒。不同的是，小说中布满了大量的描写死亡的情节，在这些不同的死亡故事中，既有作者刻意撷取的，又有作者随意而为的。比如，鼠妹为男友的假手机欺骗事件而死，伍超为爱情卖肾而死……凡此种种，无不勾勒了人性中残忍、黑暗、丑恶的一面。

余华(6)余华，1960年4月出生。^[6]1983年开始写作^[7]，著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8]、 《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战栗》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希腊、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波兰、巴西、以色列、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5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等。^[9]

2014年4月12号，余华凭《第七天》获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作家”。^[10]

余华的《第七天》把中国人的悲哀和善良都写绝了。

——北大教授黄燎宇

网友之所以会认为余华只是在做新闻剪报，是因为余华写的是我们已经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太真实，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我们远远没有讲清楚、不愿意讲的东西。

第七天——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

《第七天》是一个值得精细阅读的文本，绝不是网传那样简单的新闻堆砌和记录。

——北师大学教授张柠

《第七天》将视觉延伸到了整个社会，里面反映了一群人物的悲惨命运，在小说中读者能够真实地看到渺小而平凡的自己。——青年作家贾飞^[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