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律

早在东汉末年，曹操就明确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法律思想，强调在东汉末年那种天下大乱的局势下，必须实行“法治”。在他实际掌控汉献帝政权期间，尽管“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将汉律的量刑标准减半适用，制定了《甲子科》，但当时基本上仍在沿用汉律。

曹魏政权建立初期，文帝曹丕也只是颁布了一些“怨毒杀人者减死之令”，始终未能进行新的立法活动。

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汉律越来越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魏明帝曹叡即位之后，于公元229年（太和三年）命陈群、刘劭等参考汉律，制定新的法律法令。这次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共编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及《尚书官令》、《军中令》等总计一百八十余篇。其中，《新律》最为重要，是曹魏政权的基本法典，一般通称“魏律”。^[2]

《新律》早在隋朝以前即已失传，仅《晋书·刑法志》中保存有《新律序》的部分内容，从中可以了解《新律》的部分内容。《新律》共18篇。其篇名分别是：刑名、盗律、劫略、贼律、诈律、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兴擅、乏留、惊事、偿赃、户律、捕律、杂律、免坐。^[2]

曹魏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对秦汉法律进行了较大改革：

1.体例上，将《法经》和《九章律》中“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这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并且使之名副其实，堪称我国古代法典篇章体例结构的重大突破，体现对法律原则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即总论性的律文）

2.内容上，精简“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是新的律令体系“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将维护官僚贵族特权的“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取消了汉律中的宫刑，缩小族刑连坐范围，将法定刑分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七种；不再强迫兄弟分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

三国时期魏、蜀、吴政权均各自立法，《魏律》是当时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法典。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中评价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法典编纂是从魏律开始的。”

由于它是对汉律的改革，故当时称为《新律》；为了同北朝的魏律相区别，通常称作《曹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