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1921年11月27日生于斯洛伐克，卒于1992年11月7日。

1925年随父母迁居苏联，1938年回国。

1939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1944年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

1951年后历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局长，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州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布拉迪斯拉发州委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等职。

1960年历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中央第一书记等职。

1968～196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1]

1970年6月作为“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被开除出捷共。

1970年12月在布拉迪斯拉发西斯洛伐克国家林业管理局任技术工作人员，后任总机械师和总工艺师。

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局发生变化后，于12月28日当选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

1990年6月27日再次当选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并出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一职。

1992年9月1日，不幸遭遇车祸，身负重伤，并于11月7日去世。车祸原因至今尚无定论。

杜布切克六十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工业总产值连年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经过两年试点后，于1967年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但是，新经济体制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经济困难，反而出现了新的矛盾。如一部分产品积压而另一些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物价上涨；关闭了一些有亏损的工厂又没有作好善后工作，使一些工人失业，多次发生罢工事件，群众不满情绪日渐增长。

1967年10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会上，杜布切克等人对安东宁·诺沃提尼提出严厉批评，把国家经济困难和群众不满完全归咎于诺沃提尼，要求他辞职。10月31日中央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布拉格数千名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同警察发生冲突，被打死一人、打伤20多人、百余人被逮捕。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引起很大震动。学生们纷纷写信给教育部，要求调查和惩办打人凶手，还要求让警察配带有号码的标记。1967年12月19日至21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批评诺沃提尼破坏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关系，阻碍国家经济的改革。

杜布切克1968年1月3日至5日，捷共中央再次举行全会。会议决定把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分开。诺沃提尼被解除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其总统职务。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是斯洛伐克人中第一个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杜布切克当选后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表示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加强党的团结，维护两个民族的统一。关于对外政策，他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是与苏联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68年2月22日是捷共取得政权二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杜布切克发表了他任职后的首次重要演说。他表示要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改革，同时继续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和合作，加强两党的兄弟关系。杜布切克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尚有一系列悬而未决和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寻求“真正符合客观需要的正确办法”才能解决。他呼吁全体捷克人民与斯洛伐克人民来帮助他，并特别强调依靠工人们的合作。为了表示民族间的融合，他对布拉格市民说，他非常愉快的是终于当上了这个市的公民。

1968年3月28日至4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选出了由杜布切克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新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通过了党的《行动纲领》。会议指出，纲领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际条件出发制定的，其目的是建设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典型”，“依靠传统的公式已经不行了”。《行动纲领》提出了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建议，主要内容有：

(1) 国家政体改革，将捷国家体制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主张不要以党代政、党的目标“并不是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万能的‘管理者’”。纲领强调发扬党内民主，指出如果在党内不“坚决贯彻民主原则”，“社会中的民主就得不到深入发扬”，不要使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2) 实行新经济体制，主张对计划经济实行民主监督和专业监督，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可以自由竞争，实行企业领导民主化；成立工厂委员会，重新规定工会的作用；提倡生产和贸易组织搞多样化的结构，取消外贸垄断；农业实行完全的独立经营。

(3) 强调社会主义民主，要确保宪法上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制定新闻法、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给以前无辜被判刑和受迫害者恢复名誉。

(4) 强调独立的外交政策，实行一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政策。不仅要进一步发展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及合作”，而且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将积极地实行和平共处政策”。

(5) 强调民族阵线的作用，民族阵线是“社会多方面利益的政治体现者”。民族阵线内各政党和群众组织“都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不同的观点或争论可通过“政治协商”解决。

纲领明确宣布:“我们将进行试验”，“我们要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杜布切克把发展同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希望在国际事务中能与它们协调一致，并得到它们的支持。1968年初，杜布切克曾前往苏联访问，在莫斯利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了单独会晤。访苏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指出，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真诚和相互友好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双方讨论的所有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

4月5日，通过党的《行动纲领》的捷共中央全会刚一结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在4月9日举行全会，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报告，全会在10日通过决议指出：目前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尖锐化了。帝国主义目前要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涣散进步力量,企图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真理报》在4月12日发表文章说，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分子以“民主化”“自由化”为掩饰，发表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见”，在削弱和攻击共产党的领导。

一周后，即4月19日，捷《红色权利报》发表题为《论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和《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某些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样板，可以把它成功地套用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中去”。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选择不同于苏联的形式，看作是忘恩负义”，那是错误的。因为“机械地模仿苏联的做法会大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文章还指出，捷对外政策必须从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出发，但这不意味着“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应成为苏联政策的附属物”。不应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选择自己的形式和道路”看作是“违背国际主义。”同样，把这一努力称为“反马克思主义或反苏”也是不能接受的。

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1961—196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经济困难被迫放弃。杜布切克执政后，仍困难重重，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继续下降。1968年5月4日，杜布切克率党政代表团赴苏访问，希望得到经济援助和4—5亿卢布的贷款。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捷方拒绝这一指责，并进行了解释。苏联对捷方经济要求未给予肯定答复。

6月20日，由苏联发起，华沙条约国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进行军事演习。华约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司令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雅库鲍夫斯基亲临指挥。演习结束后，苏军并没有按约立即从捷境内撤出。

6月27日，在捷《文学报》、《劳动报》等报纸上发表一个《两千字声明》。此文由记者卢·瓦楚利克执笔，公民代表70人签字。声明要求加速改革，但应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声明提到，如果“外国势力”实行武装干涉，就要拿起武器保卫本国政府。外国势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可能性已引起了很大的不安。这一声明反映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情绪。

对于这一声明，6月29日《红色权利报》以《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谈两千字声明》为题发表文章，表明捷共中央拒绝声明的立场。文章认为，不管声明的主观愿望是什么，但“就其客观后果而言”，都“异乎寻常地加重了”捷政策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它将为“反共产主义倾向开辟道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7月3日，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两千字声明>的立场》，认为如实现该声明中的观点，将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性质的改变。苏共对此声明反应强烈。《真理报》7月11日发表题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基础的攻击》的文章，谴责《两千字声明》是破坏苏捷友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7月14日，苏联、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五国党政领导在华沙举行会议，在没有捷党政领导参加的情况下，专门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会议公报说“与会者特别注意到力图通过破坏活动来颠覆个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势力正在加紧活动。会议通过了五党给捷共中央的联名信。信中说，五党过去和现在都无意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无意破坏各党关系中互相尊重、独立平等的原则，但决“不能同意敌对势力”把捷“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开”，这“威胁着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已经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国的事情了”。信中严厉指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对国家领导不力，没有“回击反动势力”。信中特别强调，《两千字声明》是“反革命组织的政治纲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已威胁到苏联等国的“共同利益”，对此决不能“漠然视之”。

7月15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非常会议，要求五党不要通过关于捷国内局势的结论。18日，捷共中央主席团给苏共等五党复信，逐点驳斥了联名信对捷的指责。信中写道，“没有任何理由把捷当前局势说成是反革命的，或存在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党的领导作用并没有消失”。回信指责五党华沙会议“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指责苏联一再推迟撤军日期。同日，杜布切克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不改变一月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政策，强调捷克斯洛伐克要独立地、从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出发，制定政策。19日，他在中央全会讲话中重申忠实于《行动纲领》。他说捷不想干涉别人的内政，同样别人也不应干涉捷的内政。

杜布切克根据苏共中央举行苏捷两党双边会晤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7月22日发表声明，同意在捷领土上进行这一会晤。7月29日至8月1日，在苏捷边境捷方一侧的小镇切尔纳，苏捷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前夕，杜布切克向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他说，为了捷“社会主义的未来”，为了人民“完全自由生活的利益”，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捷“决不后退一步”。他表示，希望即将开始的会谈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次会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但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会谈公报说，“会谈是在完全开诚布公、真诚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寻求途径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以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友好关系”。双方商定于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保、匈、民主德国、波、苏、捷六党会议。

8月3日，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直接涉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但是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却指出，要遵循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不允许任何人离间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声明还特别强调：“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8月5日，杜布切克在捷共中央主持的6000名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六党联合声明的任何结论都没有要求捷改变内外政策的原则立场”，“国家安全一点也没有削弱”，捷可以进一步实行已实行的政策，并进一步发展它。同时，他还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六党会谈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它“完全与《行动纲领》所提出的政策一致”，“没有理由为我们的主权担心”。

8月20日，杜布切克主持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问题。晚11时30分，苏联和其他四国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8月21日晨6时，杜布切克和联邦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总理切尔瓦克等五人被库可夫将军挟持到莫斯科。

8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举行一小时总罢工，抗议苏军占领。同一天，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布拉格秘密召开。通过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决议，选举了由杜布切克等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8月23日，捷苏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杜布切克参加了这一会谈。27日发表《捷苏会谈公报》即《莫斯科议定书》。公报声明，捷方承认苏军占领不是干涉捷内政，同意苏提出的待“局势正常化”以后撤军的条件，同时命令捷武装部队不得出现“有可能引起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和冲突”。苏方强调，不承认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1969年4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杜布切克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杜布切克仍留在主席团内。次日，解除他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职务。4月28日，他当选为捷国民议会主席。9月26日，他被解除这一职务，同时还解除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1970年1月25日，杜布切克到达安卡拉，就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同年6月，他被捷共中央全会开除出党，并被解除驻土耳其大使职务和国民议会议员的资格。随即从土耳其召回。回国后，杜布切克到布拉迪斯拉发国家森林管理局工作， 后任总机械师和总工艺师。

当捷克斯洛伐克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革时，苏联对此进行干预，联合保、德、匈、波四国党致信捷共中央，声称捷克国内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进攻，有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并突然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苏联不顾捷共中央、捷国民议会和政府的抗议及群众反对苏军占领的全国性罢工，将杜布切克和其他领导人押解到莫斯科。杜布切克在1969年9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67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改革派领袖杜布切克出任捷共第一书记。他制定了改革行动纲领，力图改变长期以来受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束缚的政治、经济局面，建设一种有捷克斯洛伐克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捷克国内出现了被西方人称为的“布拉格之春”。

苏联看到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逐渐脱离自己的控制，十分焦虑。苏联几次派高级代表团去捷克，企图说服捷共领导人改变，自己的路线，但遭到捷领导人拒绝。于是苏联于1968年8月20日联合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几个国家，出动50万大军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将杜布切克等捷党政领导人绑架，用飞机运到苏联。

苏联本想把这次事件导演成一场“革命”，具体办法是在捷国内扶植一个亲苏傀儡政府，由这个政府设“革命法庭”判处杜布切克死刑。但是，苏联没想到，捷共中央和政府无条件地支持杜布切克，并宣言抗议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

苏联见原先的阴谋破产，只好另想高招。它决定在被扣压的几个现任捷克领导人身上下功夫，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让他们主动认错，并对苏联的“拯救”表示感谢。这样一来，苏联在国际舆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面前就可以理直气壮了：“你们说我们入侵捷克、绑架捷领导人，可你看，他们不是好好的在与我们谈判吗?他们不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并感谢苏联的帮助吗?”

在苏联的胁迫下，杜布切克等人终于妥协，被迫在两国公报上签字，并签定了《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公报表示苏军进入捷克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苏军将较长时期内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公报还表示：今后捷克将改变前一段的政策路线。

苏联继续利用原政府进行统治的策略起到了好的效果，捷克局势很快稳定，局面被控制住。这一时期捷克对苏联言听计从、事事请教。

次年，也就是1969年4月，苏联见捷局势已稳定，才撤掉杜布切克的职务，并大批清洗“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

进行政治统治时，有时利用旧的体制、旧的管理机构、旧的人物比另起炉灶效果更好，它可以更容易地稳定局势、维系秩序。二战后，麦克阿瑟决定保留天皇以维系日本人心，就是上述智谋的杰出运用。苏联用的也是这个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