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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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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

中文名愤青

简介思想偏激、极端、情绪化

代表人物李敖、冯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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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原因

愤青愤青的人员构成，在教育程度上，涵盖了各个层次，尤其一部分较高文化层次人士的“愤青”言论常常被愤青引以为理论依据。

对于中国大陆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其上一至两代人所受的教育和所持的观点，不可避免的对这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影响，譬如对于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变迁等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同时，由于这一代人的思想较之在中国闭关锁国年代中成长的一代来说，更加的独立和反叛，他们并不完全相信由媒体，官方，以及从教育系统获得的观点（比如说对日关系，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中往往主张中日友好，并且缓和某些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但是这一代人，往往愿意以非官方的视角和材料中获得对相关事态的看法，比如说来自周围长辈的经历，或者互联网，或者其他的历史材料，甚至线上谣言，从而形成了对中日关系自己的观点，这也构成了愤青产生的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愤青观点的来源，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接受面往往受到很大局限，导致部分人无法发展正常的、全面的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这些人容易以讹传讹，并受到各种貌似主流，其实是扭曲偏差的激烈言论、虚构消息所左右，造成越趋激烈、自我强化的怪圈。事实上，此类愤青只能做到表达自己强烈的观点，然而自身素质的限制，使得其无法也不愿找出充分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当无法从理论上辩倒对手的时候往往会强词夺理，更多时候以粗言相向。

历史记载

古代

愤青史记之词坛愤青：千秋壮词说天生的“犟牛鼻子”陈亮：“中华双宝唐诗、宋词”，前有李杜，后有稼秆，不过，真正的稼秆词意，并非出于辛弃疾的一手操办，这个“稼轩”，是个文人社团，其实多与这个陈亮有很多最直接的关系。陈辛好友，但彼此并不投契，辛最恨陈多言，多次有杀陈之心，陈也一直小心设防。

愤青史记之女愤青严蕊：待到山花插满头揭露朱熹嘴脸：严蕊字幼芳，能诗善词，通古达今。有一年，大道学家朱熹巡视浙南，为了打击唐仲友，搜集他的“罪状”，就把严蕊抓了起来，严刑拷打，逼她招认与唐仲友有“不正当”的嗳昧关系。严蕊虽然备受鞭笞，饱尝夏楚，几乎死去，却绝不屈服，更不招供。

愤青史记之愤青大夫汲黯：才高于志，土木形骸不服天子令的汲黯：汲黯字长孺，汉代名臣。其祖先是小国国君，至汲黯是第七世，“累世为卿大夫”。汲黯的“愤青”表现，是相当有特点的，有很多成语，如“后来者居上”、“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等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司马迁赞之：“以‘高学’著称于世”，这在《史记》中是难得的评价。

现代

愤青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在谈到“民族是什么”的时候说：“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对于“中国愤青”，白哲特的话同样适用。

“愤青”一词本源自西方，它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欧美左翼思潮的兴起，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这个词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美国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中国早在70年代，香港就出现过“愤怒青年”的称呼，用来指称对社会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现实的年轻人。而在内地，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文革”时下乡的知青，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的人格。改革开放后，一些当年的知青把当时的经历写了出来，名噪一时。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中国却不断遭遇制裁与“遏制”。外部环境的变迁，刺激了民族主义在90年代的初潮。标志性事件便是1995年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和随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全国风行。

1999年以后,连续出现中国大使馆被炸、李登辉抛售“两国论”、中美撞机事件、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在这些强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而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异化，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以反日反美为主的排外式愤青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又称作极端民族主义者。由于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摩擦频频发生，愤青也渐渐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2003年，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两次大的签名活动，一是“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二是“9·18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均由民间爱国网站自发举行，分别在短短的时间内征集了数万乃至上百万的网民签名，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2003年也因此被视作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之年。人们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民族主义愤青已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互联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

基本属性

愤青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如何分类，中国愤青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个共识，即不反华夏民族，也就是不反华。因此，是否反华夏民族，应该是评价一个“激进人士”是愤青还是汉奸的重要标志。

此外，也有一种说法，“愤青”一词的词义应当定性为奋斗的青年。年轻人要有一种向上的奋斗激情，不畏强暴，勇往直前，敢于与社会不良的现象作斗争。祖国的未来，全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

但总体来看，年轻人应该多去研究一些专业知识，提高自身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层次理解。而执政者也应当从青年人的思想中发掘出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发展战略。对年轻人的思想定性，要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要一棒子打死，要给以正确的引导。

基本特征

愤青

“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愤青”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

二是标榜爱国。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

三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四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叛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把“愤青”理解为“愤怒的青年”不完全准确。比如，人们并不愿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即使他借着酒劲正在街上大耍威风；人们也不情愿将一个正对村长发脾气的农村青年（姑且假设是张艺谋影片中的秋菊）看成“愤青”。

“愤青”的愤怒对象，通常得与家常行为、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都是国外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与国际“愤青”一样，中国“愤青”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表达仇恨，呼唤正义。“愤青”的愤怒，原本就带有“义愤”色彩，体现着青年人天赋的正义感。

愤青代表

李敖

李敖李敖（1935-），字敖之，作家，中国近代史学者，时事评论家，自由主义大师。台湾无党派人士，曾任台湾“立法委员”。因其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有《北京法源寺》、《阳痿美国》、《李敖有话说》、《红色11》等100多本著作，前后共有九十六本被禁，创下历史记录，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敖大全集》是他大部分著作的合集。2005年9月访问大陆，在北大、清华、复旦三所顶尖高校发表“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尼姑思凡”的系列演讲。

【对他评价】

李敖是特立独行的怪杰。他精通文史，学贯中西，以其杂文反封建、骂暴政、揭时弊，呼吁政治民主，鼓吹言论自由。其文谈古论今，惊世骇俗，以思想的敏锐、见解的独到、谈吐的坦荡而自成一家之言。李敖的杂文如刺向专制暴虐者的剑、烧向丑恶人事和伪道学伪善者的烈火，但他谈论两性之情又是温文尔雅、真诚严肃，一点也不玩世的。

喜爱调侃和幽默也是李敖文风的重要特色，如曾引用英国的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st Earl of Beaconsfield）讲的一句话：“世界上有三种谎话：谎话、可恶的谎话、统计学。”(Lies，damned lies，and statistics)（实际上这句话是马克吐温将其发扬光大，后经学者考证最早出处并非Disraeli，而是Charles Wentworth Dilke）以讽刺统计学；但是也有人怀疑李敖对统计学的真正认知程度。杨照说：“李敖的英文程度不差，然而他显然殊少受到西方现代文学影响。他对现代哲学、现代文学，惯常抱持一份不信任的态度，他知道‘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已无可为’，不过他对福楼拜和詹姆士之后的现代小说到底长什么样子、玩什么花样，显然不甚了了。”

李敖的作品以文字尖锐、不留情面著称。如其散文以及评论文章等，常常会引起争议：例如曾评价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并认为其言论粉饰了蒋介石当政时期国民政府的专制行为，这些评价引起的反应不一。

冯锦华冯锦华

冯锦华，山西太原人。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不顾周边国家人民的反对，坚持参拜了靖国神社。14日晚，在日本工作的冯锦华为表示抗议，用红漆在靖国神社侧门的一个石雕底座上喷写了日语“该死”字样，当场被日本警方以“损害物件罪”拘捕。在外有着“唐·吉诃德”、“抗日青年”、“反日英雄”等称谓。

【对他评价】

因在靖国神社外涂漆获罪的冯锦华，2002年6月23日从日本回国。一年后，当他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时，是站在东海一条颠簸的渔船上，向包围着渔船的日本军舰和直升机高喊“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一次，他的身份是民间保钓行动的总联络人。

从靖国神社涂漆到东海保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坚定的爱国青年、热血义士。

相关讨论

各国“愤青”之表象

不管怎么定义愤青，其都不是中国独有的，纵观世界各国无论东西南北古今都不乏愤青之类的力量和情绪。首先，国家利益并非是一国全体国民利益的简单相加，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不同的利益阶层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很大的差异性，国家的每一项具体政策也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使所有人都满意。其次，就算是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不同的人群对同一事件也可能有不同的处事方法和哲学，有时甚至完全对立。这些对立和差异常常表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上，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鹰派鸽派之争。如美国对华政策上长期存在着接触与遏制的论争，在伊拉克战争前也有主战和反战两派。以色列在对巴勒斯坦政策上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他们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导致了前总理拉宾被刺杀。在我们东边的日本也有坚持和平的力量和极右的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

这些鹰派、强硬派、极右派和我国被称着愤青的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并没有被在其国内受到太多的责难，相反却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与鸽派、温和派、和平力量交替出现，成为国家对外政策中的软硬两只手或黑白两张脸，强硬派把关系恶化，然后温和派出来转递胡萝卜；温和派不能使对方就范，强硬派就出来挥舞大棒，为其国家谋求最大可能的国际利益。

相对于国际形势，对“愤青”应持有的态度

愤青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将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我国与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冲突在将来肯定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因此我们也要有更好的更老练的政治、手法处理国际矛盾与冲突。我们需要成熟冷静理性的对外政策，但同时出需要愤青那样的激情，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多时候冷静、理性并不是总能解决问题；有时我们非常需要些激情、甚至极端非理性的手段才能维护我们的合法国家利益。

当遭遇到他国的鹰派、极右派、甚至军国主义分子时，我们用完全理性的顾全大局的手段应对，肯定是要吃亏的。在对方强硬政策当道时，我们除了冷静理性面对外，还必须要有强硬手段备用，以免对方全赢我方面输。也就是说当对方推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策，我方也只有以我们的民族主义与之应对，对方温和我们自然也就温和，如果我们压制“愤青”那就等于是自废武功。“愤青”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意，这个民意应该为国家所尊重，民意可以为我国抵挡外国的强大压力和无理要求，特别是在和那些西方民主国家打交道中，他们也要顾及中国的民意，这为我国外交人员在谈判时赢得回旋之地。

“愤青”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有一定的创造力，可以帮助我们反省对外工作中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提高我国外交工作维护国家最大利益的能力。由于我国政治的特点，各部门对外都以同一个口径表达，无所谓鹰派鸽派之分，所以“愤青”更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部分的愤青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力在控制方面得不到应有的协助却经常会被反咬一口，造成了国内开始啃噬，辱骂同胞，等等强硬口吻一直存在，则所述温和与强硬共存则基本形成不了对立，相对的，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却给国家带了一定量的负担，逐渐演化成了今天的“粪青”，而这种词汇也由于强硬手段和极端思想的刺激让社会开始进入一种“反叛期”，则是国文化不能精进，国外垃圾文化吸取量与日俱增。这种由愤青到粪青的变化取决于个身基本文化底蕴和知识含量，有些人则是将对自己生活的不满以及发泄作为宣扬战争的工具，这时候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强硬派之说，因为这一切已经不立于国家基本之上，而仅仅只是一种“恐怖组织”而已。

愤青时代的失落

愤青，几年前曾经十分流行的一个词汇。顾名思义，愤青指的是愤怒的青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愤怒的传统，从发动“国人暴动”时愤怒的人群，到大泽乡揭竿而起的愤怒的农民，到新文化运动中愤怒的文人，还有五四时愤怒的学生和工人。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运动似乎都与愤怒有一种不可割舍的关系。时至今日，我们这一代青年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愤青的愤怒，代表着一种精神状态。他们的愤怒是真实的。他们有理想、有热情，他们渴望用自己的青春谱写未来崭新的生活，但生活让他们感受到现实的残酷。他们压抑，他们无奈，所以他们愤怒。但愤怒之后他们不气馁、不彷徨，仍然勇敢地行进在追梦的路上。这一点在70年代出生的青年身上尤为显著。当然，愤青的帽子最早也是扣在了他们头上。你可以敏锐地从人群中分辨出他们，因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活力，当然还有他们的愤怒。他们可以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天安门集会，他们会在海子死后集体焚烧诗集纪念这位早逝的诗人，他们可以在物欲横流之时坚持自己的理想。因为他们愤怒着，而这，正是愤青的精髓之所在。

放眼今世，愤怒仿佛在一夜之间消逝了踪迹。郭敬明、张悦然、安妮宝贝……一个个名字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他们成为新一代青年的代言人。可从他们身上，我们已经找不出一丝愤怒的影子了。当然说句公道话，韩寒文章中戏谑的成分更多一些。“青春是一道妩媚的忧伤”，在愤怒退去的那个秋天，一阵寒流过后，世上仿佛便只剩下了忧伤和那些忧伤的人们。他们用舒缓的语调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很感人，但我知道那里面更多的是不真实。他们活在回忆中，甚至美好的回忆都被他们抹上一层淡淡的忧愁。或许他们在逃避什么，可是，有什么能够让一个青春的生命如此惧怕？太深的留恋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仅是双脚，还有未来。也许在他们丢掉愤怒的同时，连同青春的勇气、活力、热情一同丢掉了。他们再也不可能体会到“梦想”、“流浪”、“远足”这些词汇能带给他们的感撼。他们只是一味地忧伤、回忆，未来不会在回忆中被创造，可忧伤的他们却看不到这一点。在这个年代，只剩下了愤怒却没有了愤青。年青的小伙子嚼着箭牌口香糖大骂美国的霸权，校园里的学生听着索尼松下的CD痛斥日本的无耻，甚至互相咒骂来展现他们的“热情”。他们称不上是愤青，他们只是在愤怒，只是在宣泄着一种毫无正面价值的弊大于利的冲动。“既然选择了地平线，留给世界的便只有背影”，“自己相信的正义绝对不会歪曲”，愤青的愤怒不张狂，不放纵，他们比沉默的人更稳重，他们比啸叫的人更成熟，他们只是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坚定地行走着。

或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这个时代注定不会属于一帮愤怒的青年。在愤怒燃烧尽青春的热情之后，一切都归于沉寂。但沉寂之后呢？或许又是一个愤怒的年代。

愤青不等于爱国

愤青爱国还是误国？愤青不等于爱国，愤青只是和爱国有交集，甚至有时极端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思想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道铁墙，不考虑长远而只顾眼前，顽固不化的自我为中心思想常有误国之实正如陈独秀先生《敬告青年》文中所说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中国的愤青对美国、日本、中国台湾三地的负面态度不仅针对其政府与军队，在很多情况下也针对三地的经济、人种与文化。在经济方面呼吁全面“抵制日货”（有时包括美货、台货）等。在对待国内同胞的态度上，他们对身边的人宣传不要购买外国货，主要针对的是日本货，少数情况包括美国货。激进人士用“汉奸”、“特务”等词汇描绘喜爱西方事物、赞同中国对美日保持冷静的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抵制日货的人有很多也并非愤青，而是确乎对日本的右翼势力表示不满。